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昕朋是一位具有文化自觉的作家。他的作品向来关注生态文明，2013年的中篇小说《消失的绿洲》，写的是黄河故道生态文明，即当代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新世纪前后的历史时段中改造生态环境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曲折绵延。2014年的长篇小说《花开岁月》，写的是脱贫攻坚中新发展理念与传统发展思路的冲突，但主要故事情节围绕的还是保护绿水青山展开。除此之外，小说《黄河岸边是家乡》《寸土寸金》《村长秘书》等，以及散文集《冰雪之旅》《会唱歌的沙漠》中的诸多篇幅均与生态有关。纵观王昕朋作品的生态叙事，从现实博弈、人性反思、价值审判等多个层面，回应了新发展理念下的生态伦理与国家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生态叙事及其生发的美学形态，并不只是为了概念与理念化的“生态”，而更多指向文学的话语机制与主体伦理，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之间，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相互参照，甚至与人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彼此协商，表达的是多元精神文化形态博弈中的生态发展。

《寸土寸金》主要围绕北州市大龙湖的历史与现状、保护与开发展开叙事，将众多人物牵扯进生态叙事的框架之中，呈现当代中国发展中的曲折与矛盾。大龙湖从一个历经磨难的小水库变成全国二线城市的城中湖，从而变得“寸土寸金”，成为各方利益集团觊觎和争夺的所在。而最终如何开发和保护、利用大龙湖，成为了整个小说叙事的中心。可以说，小说在一种政治、经济与人心的博弈中展开关乎生态的叙述，生态是一种关系中的生态，以此形成复杂多元的争夺场域，从而将生态叙事推向深远。

《黄河岸边是家乡》讲述了黄河岸边的河套村中，李大河与李长河两代人针对是否应该开展黄河挖沙互不相让，直至上升到伦理与法治的范畴。事情的复杂性在于，真正将“生态”超越李大河、英子等人简单的生态保护，同时也超越保护与开发的二重对立的，是河套村现任村支书李长河的存在及其思考。在后者那里，河套村更应当关切的是村民的生计和发展，生态是现实中的生态，是多元决定意义上的生态，他主张挖沙，然而也意味着会破坏黄河生态。小说最后，河套村村民的苹果生意得以通过网络推销的方式解决，李大河与李长河也握手言和，黄河生态得到保存。在文本中，生态的保护与现实的困境之间，形成了犬牙交错的状态，生态不是一个超保护状态的概念，也不是高悬虚空的理念，其是在不同的结构形态中生成自身的价值观念，更重要的，“生态”的意义还绵延至事功层面，也就是说，再好的理念，也应该是创新中的协调发展，沉落于切实的人文与生活现场。其固然可以不是人本主义的，但却与人文主义相对应。因而需要在新发展理念下形成对“生态”的重新认知，这也是具备当代性意义的“生态叙事”的题中应有之义。中篇小说《冤家路宽》写的是一河之隔、同样种植银杏树的两个村，因为争“银杏王”而产生矛盾，成了“冤家”，但正是为了保护银杏产业和当地生态，最后成了“亲家”。

相较而言，《消失的绿洲》不是大团圆结局，其中的“生态叙事”贯穿着地域文化、生活情感甚至是主体意志。具体而言，作为生态标本的黄河故道园林场，“是徐州解放后的第二年创建的，十几个人捣腾了一年，平了几十座沙丘，树苗也栽了，可风沙一来，掩埋的掩埋，连根拔的连根拔，一棵也没成活。县里一位领导发了话，那茅草都不长的地方能种树？别朝沙坑里扔钱了，撤！”然后在解场长的个人意志与发展理念下，在一片贫瘠的园林场中创造出了“十里白杨大道、万亩苹果园、千亩苗圃”，一举扭转了当地“生态”，但最后却在商品经济时代面临新的困境。叙事者在历史的纵深处，讲述对自然生态的坚守以及在守护中的动摇和变迭，潘广播和汪光明创造了黄河故道园艺场的生态辉煌，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潘广播心境和观念发生了转变，园艺场最终被改造为高尔夫球场，但是这其中始终伴随着各方的牵念，潘广播集黄河故道生态的创造/破坏者于一体，并于深刻的反思中收束。小说对“生态”的生成及更迭，进行了历史的观察，言及操持的变与不变，也揭示人性的转圜。“消失的绿洲”不仅指的是黄河故道的园艺场在以高尔夫球场为表征的商品经济中的沦陷，更意味着灵魂净土的蒙尘。小说以生态映衬“叙事”，由是直指历史，批判人心，更触及到了当下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和协调发展的现实反思。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历史延伸与自然和谐之间，是否可以实现新与旧、传统与当下的有机协调，这是生态叙事的困境，也是新发展理念下新的命题。

此外，王昕朋还善于在历史的维度中，显示制度化与系统性治理下的生态现况，如《会唱歌的沙漠》中，传说中宁夏鸣沙山地区风沙来袭时“万马奔腾，或者说洪峰澎湃的声音”，因为沙头坡的治沙工作造就了大片绿洲而偃旗息鼓，“不仅保护了阿拉善沙漠地区的土地，改善了这里的环境，创造出了独特的沙漠生态系统，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经济效益，同时，它阻止了沙漠化的进程，有效地保护了黄河不被沙漠侵吞，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人类治沙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可以说，在新发展理念下，催生了历史的人文的绿色生态，其中彰显了生态治理的制度化创新。散文《走出国门的男人》，描写了一群大兴安岭的汉子，为了保护大兴安岭林区生态，摒弃靠山吃山的传统意识，背井离乡，走出国门去搞开采。“中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取得显著进步。”可以说，针对生态制度建设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王昕朋小说形成了特有的话语机制与美学认同；更重要的，新发展理念内化成了人物主体的言行选择与价值判断。这就不难理解小说《寸土寸金》的内在逻辑，也即人的贪欲和荒诞再膨胀，背后总有一种力量将其拉回来，还原，重塑，形成政治的与法制的、美学的与伦理的叙事结构。也得以了解《黄河岸边是家乡》中父子两代人最后毫无扦格的和解，《消失的绿洲》中潘广播在出让黄河园林场之后自然而然地生成的懊悔反思，《花开岁月》中即便历史变革也始终不忘秉持的绿色发展与生态观念。

不得不说，“生态”是一个繁复多元的存在，其与政治经济、科技人文、思想观念是密不可分的，相互之间构成螺旋式的发展，同时彼此融合或制约。“新发展理念”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构成了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当代中国的生态叙事，是生态，更是叙事，需要在小说话语思维与美学框架中呈现生态的现状与可能，而不是相反。因而，叙事文学中的叙事话语、结构美学、文化伦理，对于“生态”的表述是至关重要的。生态叙事的中心可以是自然和环境，但终点和宗旨却未必以“生态”收束，其更重要的是背后的人心、人性与人文，生态美学与精神伦理是一体两面的，生态既是自然层面的生态，也是精神与主体的生态，以此形塑更为多重的意义和更为复杂的维度。而且，新发展理念下的生态叙事，同时也并不意味着先入为主的单一主题，并非必然占主导性的绝对主旨，生态与其他主题是并存的，其可以是次要的但却是必要的，甚至成为其他主题的辅助而不丧失自身的独立意义，又或者生态理念仅仅是背景式存在与伦理性倾向，关键在于意义的协调与发展的创新。惟其如是，才能真正将生态叙事推向多元和多样，真正含纳新发展理念中不同层次的丰富性，并由此创造更多新的可能。

可以说，以徐刚为代表的实证式的报告文学，以阿来为代表的传统与当代历史参照下的自然境况及人心守持，以及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充满人间味和烟火气的土地情结等，代表了当代中国生态书写的多重镜像。王昕朋则更为注重社会政治结构中的生态境遇，在历史流动与人心流变中揉入自然的处境，述写不同层次的精神褶皱，形成了当代中国生态叙事谱系中的重要一环。除此之外，何建明的《那山，那水》、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郭保林的《大江魂》、哲夫的《水土中国》等，提示着当代中国的生态叙事在关系形态与多元维度中所得到的深化发展，这其中所凸显出来的新发展理念，寄寓于技术创新、观念创生以至文体创造之中，强调生态与美学、自然与叙事之间的融合协调，其内在秉持的“绿色”理念，以及在开放中共享的包罗万象的文化精神及精神旨归，构成了新发展理念的文化与文学之维，同时创造出了当代中国文学新的话语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