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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的风》:晕眩的奇幻之旅

来源:文学报 | 邢斌  2020年07月04日09:42

(《笑的风》王蒙/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叙事美学的原动力到底是源于推陈出新而陌生化,还是因创作者内心情绪的喷射而戛戛乎独造,此问争鸣百年,各出妙解而未有定论。今年王蒙于86岁高龄推出长篇小说《笑的风》,又为这一讨论奉献了崭新的案例。

这部新书是一部微型史诗,既委婉又荒诞,因悠长而深邃。这一切,都源自男主人公傅大成的“晕眩症”。

傅大成天生“晕眩”体质。甫一亮相,他就遭遇到了生平第一场晕眩症。根正苗红的农家子弟傅大成此刻年方十七岁零七个月,在“起夜如厕归来的毛毛雨路上”被一阵“令他闻声起舞、恨不得满地打旋的女孩子的笑声”击倒在1958年的春风里。对于傅大成来说,“晕眩”可能比他写的诗更直白:身体直接发言,谢绝语言转述。傅大成的“晕眩症”初试啼声,听起来就像命运电台偶然的一声啸叫,其隐蔽的象征意味还需主人公用一生时间细掂量。

1979年北京中青年作家会议的春风解冻了傅大成滞涩的文学梦。“农民秀才”傅大成由鱼鳖村而进Z城,“文艺女神”杜小娟的出现又进一步提升了这场奇幻之旅的强度,导致他第三度晕眩。文学世界中,一切疾病皆是隐喻。在王蒙笔下,晕眩症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异常,同时也是一场撼动心理地壳板块的地震、一种被规训与惩罚激活的精神结构的打破和重塑。傅大成天生晕眩体质,敏锐亢奋、能诗善书,但也特别容易吸收自身难以消化的震波,以致晕成了习惯、晕成了常态。阴差阳错,他第四度晕眩于德国柏林,“滚石击打爱情生猛”的傅大成终于还是被杜小娟收入囊中。

翻开中国现代文学正典,上一位著名“晕眩症人”的档案还得上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子夜》。茅盾在这部巨著的第一章将重音放到了“吴老太爷”身上:

“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啵——啵——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

“吴老太爷”的晕眩是一场“现代性应激反应”:工业时代的“怪力乱神”远远超过了老夫子想象力的极限,吴荪甫的理想反而要了自己父亲的命。

机械工业不但重塑了我们的外部生活方式,也重塑了我们的内部精神结构。这场巨变刚在地底涌动,本雅明就敏锐捕捉到了它的震波。很显然,活在现代中国的傅大成一生穿越了欧美参照物中数代人的历史单元,不可能再以普鲁斯特的方式缓慢地消化自己过山车般的震惊体验。

傅大成最后一次晕眩则带有身体的意味。75岁的傅大成在漫长的等待中悲从中来:一端是回不去的故乡,另一端则是身在广州的杜小娟,儿孙绕膝,忙碌并快乐着,仿佛触手可及而又遥不可至。

王蒙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发现代叙事之轫,在《布礼》《蝴蝶》《活动变人形》诸篇什中展示了他独特形态的“意识流”文体:理性与狂想交织的独白、充满暗示的象征。这种极具个性的文体与“新小说派”的“零度叙述”看似两极,实则相合:充分保留了对心理流程的客观化叙述,避免叙事者的声音在主观的心理描写中泄露给读者。在《笑的风》中,作者把“意识流”进一步发展成了“词语流”,傅大成的心理开关一旦打开,被触发的不再仅仅是各种感官接受的物象、气味和声音,更多的是纷至沓来无穷无尽的词语、概念、符号。这一文体与傅大成身处的现代语境“异质同构”:在现实生活中,人类诗意栖居的语言被异化为机械工业风格的符号颗粒,根本无法消化,只能从食道里喷涌而出,一泻千里。现代人被寄生的符码所包裹,身体感官反而被封闭了,人和世界无法直接对话,只能间接转译。

隆重的悲剧容易写,寓意深长的喜剧却很难。1985年,卡尔维诺在留给诺顿讲坛的遗言中提醒我们,旧的文学世界太沉重了,希望未来千年人们写一些轻逸的故事。中国近代史第一场大变局中,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艰难困苦,步步惊心,痛苦的语境中连滑稽都带着一份悲哀。因此王德威感慨说,“五四”以来之新文学可谓一片涕泗飘零。今天世界身处另一场大变局,急管繁弦,喧腾高亢,当代叙事理应展翅飞翔。王蒙已86岁,人书俱老,“高龄少年”“仍然依旧”在“激发写作的那种探险性的、流浪汉般的内在节奏”,精准捕捉,正入奇出,这般境界,岂止“幸甚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