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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深海》,在“深”字上下功夫

来源:文艺报 | 周振天  2020年07月01日07:30

人物纪实题材的创作以往写电视剧时有过几次尝试,如《李大钊》《张伯苓》《护国大将军》《上将洪学智》《青年朱德》等。这一次应广东话剧院杨春荣院长邀请,撰写表现我国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事迹的话剧《深海》。在落笔之际首先有一个发心: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没有辜负国家和时代,他和他的团队不辱使命,研制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作为编剧,也不能辜负了这个题材!不仅要写黄旭华做了什么,还要形象化地告诉观众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更要诠释他30年隐姓埋名,历经艰辛,风雨无悔,究竟是靠什么支撑下来的。我觉得《深海》创作首先要跳出新闻报道的思路,决不能只满足于对黄旭华套路式的事迹罗列与直白歌颂,必须在开掘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经历上做足文章。而这则是对我和编剧陈萱生活积累、人情世态,以及对黄旭华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究竟有多深的理解的一次挑战与考验。

核潜艇对于许多编剧来讲,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题材。我与导演黄定山商定的《深海》的贯穿结构,就是黄旭华随核潜艇深潜300米极限深度过程中的多次往事回忆。大概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多年前我作为海政话剧团创作员曾被领导安排到东海舰队276潜艇上代职过副政委体验生活。虽然那是一艘常规潜艇,我赶上的出海下潜最深的一次也就是30米,但在三个大气压的作用下,潜艇外壳被挤压得“咔咔”作响,那个声音足以让人心惊肉跳。还有在一次出远海的前夜,我意外得知不少官兵将贵重物品,甚至还有人写了遗书存在留岸人员手里,以防万一……今天执笔写《深海》,潜艇里日日夜夜的独特感觉一下子都涌了出来……

为避免落入“讲史不讲情,说事不走心”的窠臼,《深海》文本创作就是要往深处走,首先要处理好“器”与情的关系。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核潜艇项目虽为大国重器,却也曾无奈地“几上几下”,加之当时的世界核潜艇大国都对我们严密封锁相关资料与技术,中国核潜艇研制起步阶段异常艰难。继而黄旭华的设计团队又为第一艘核潜艇艇型设计是一步到位,还是踩着美国、苏联的脚印分三步走等学术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这些作为“器”的宏大叙事,应言简意赅,清晰明了地交代给观众。“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深乎意”,继之还是要下大气力在情字上来塑造、刻画人物。《深海》剧中浓墨重彩地表现了黄旭华与相濡以沫的妻子、与他30年不能见面尽孝的老母亲、还有解放前夕牺牲的地下党战友三个梯次的情感团块。真实的情感是一个人生命的本质,任何艺术作品,情感流露与抒发的宝贵就在于真实,情真才能意切。剧中黄旭华在即将随核潜艇深潜300米极限深度离家之前,他想对妻子隐瞒,但却又被妻子动情诘问那一场戏;黄旭华与30年没见的母亲终于相聚,他拿出母亲当年送给自己的银梳子,要给母亲梳头那一刻;还有当他看到牺牲的地下党战友布满弹孔的遗体后,觉得“自己身上从此有了烈士的生命”的倾述等,都是想努力展现主人公负载着复杂、纠结、甚至痛楚的真实情感,伴随着核潜艇研制的每一个重要节点时的内心冲突、挣扎、升华……总之,从剧本创作到舞台二度创作,《深海》主创团队都坚持在情字上酣畅挥洒,让主人公研制大国重器的非凡贡献与高尚境界,扎扎实实地植根于真实的人伦情感、血肉丰盈的真实生活基础之上。

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回避主人公生活、工作中的曲折与磨难。尽力生动、形象地描绘性格倔强,绝不向帝国主义封锁、向邪恶势力低头的黄旭华与坎坷历史年代发生强烈磨砺的命运感,进而透射出新中国草创年月里,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一以贯之为国效力的情感逻辑与深厚的文化脉络。黄旭华亲身经历了因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突然撤离而造成他一度几近崩溃与绝望;他也经历过“文革”造反派的冲击与霸凌。这类话题虽然很敏感,但决不能无视。如果全剧缺少了黄旭华遭遇过的特定年代的曲折与磨难,他的精神脉络与持守信仰的逻辑就必定会出现断层。作为编剧,决不能面对主人公遭遇的历史困顿、命运痛点,给观众端上一杯不痛不痒、不咸不淡的温吞水!但与此同时,在叙述策略上又要尽力让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能够理解与信服,尽量与他们能够“同频共情”。《深海》首演,我和导演特意坐在购票观剧的观众席中,看到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一直很投入。在网上和微信朋友圈,青年观众也给予了正气爆棚的反馈。这让我们很受鼓舞。有评论家指出:“这正是深切的爱国之情,温馨亲情,战友之情,支撑着主人公在曲折漫长的航程上,终于到达胜利彼岸。即便剧中出现非正常时期的政治生态场面,但作为男主角的黄旭华秉持九死而不悔的信仰,以他明亮的内心世界烛照了黑暗。”

在面临一些创作越来越过度商业化、庸俗化,对英雄人物描摹也有扁平化、概念化趋势的当下,话剧艺术还是要回归原本的初心,还是应紧紧盯住人民关注的时代话题,保持开掘生活的敏感,提升剧作哲思的锐度,用“同频共情”的真实叙事,给人们以精神启迪和情感抚慰,这也是话剧艺术存在的价值和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