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的根》光芒四射，遮蔽了韩少功早期小说实践等其他方面的努力。至《马桥词典》，形式探索的可喜实绩才在巨大的毁誉漩涡中敞亮。词条式写作让他找到通往生活的谜径，并探触到小说的诡计：完整的来龙去脉是对现实的纷繁、细碎、枝蔓丛生进行抽离，是迎合读者对意义世界的期待。《暗示》、《日夜书》的跨文体写作持续地走进幽暗的窄门，如蔡翔判断：“人在其复杂的存在语境中的不断移动，必然会使叙述难以保持相对的统一性，从而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同时，在这种‘交往/互动’的关系中，叙事焦点也难以始终集中在‘人物’身上，因此，‘人物’极有可能被‘模糊化’，甚至‘符号化’。当然，这是在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中的讨论。如果跳出这一模式，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片断’的形式恰恰是为了对抗那种业已高度一体化、模式化的观念控制。”[1]从《马桥词典》、《暗示》、《日夜书》到《修改过程》这一系列标题中，我们也能感受到韩少功独特的用力方向，当大家惊叹刺绣光滑的表面时，他已经将刺绣翻转过来凝视背面凹凸不平的针脚。放弃线性叙述、人物的典型性以及阅读流量就是韩少功在消费时代所做的选择。

知青视角及形象贯穿韩少功的写作，这既源自人生经历，也隐含着作家对“乡土中国”和所处时代的认知，他的写作空间并没有囿于乡村或城市，他冷眼旁观，排斥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修改过程》的视点向77级挪移，借人物肖鹏之口道出了作家的小说观，人物、文体、素材等要素被全面检视，形式化冲动有所节制。写作时间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历史与这代人的命运一度合流随后分化，叙述穿梭于消费时代与改革开放初期，二者进行交流、商榷，时代的凹凸不平和缤纷色斑附着于各色人物命运之上。文本祛除了同学会的滥情腔，使这一代弄潮儿的命运被同代人重新呈现、重新解读。不同版本的人生设计像藤蔓一样溢出镜框，在万马奔腾的时代，记忆会如何遴选、如何聚焦？阅读之维由观看他人的故事进入对自我的索解。

《修改过程》隐喻文学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文本内部，是人物肖鹏对网络小说的修改以及其他同学对生活记忆的修改；于小说，是作家韩少功对《修改过程》的修改；小说流通、消费是由消费者参与建构的广泛而无形的修改过程。小说插入肖鹏学生的电子邮件，信中以插科打诨的方式指导老师，并贡献了书名《修改过程》，以此戏仿读对写的互动。修改是人、记忆以及时代、意识形态洽谈的结果。

一、小说文体的打开

有很多论者注意到韩少功的“回撤”，即从古代文化中寻找更新小说的思想资源，这种回撤在《文学的根》中已经得到昭示，于八十年代前期昂扬的精神气氛中奏响了异质之音。很快，“面向西方”的先锋文学弄出了浩大的声势并取得了持久的影响力，正如吴俊所言：“先锋文学将现代主义文学的经验价值具体而持久地融汇、纳入到了文学发展的常态系统中去了。文学因之能在‘革命’之后建立一种对于创新意义和创新价值的全面性的共识认同，进而促进、获得整体性的生态繁荣与发展壮大。”[2]比技艺的吸纳更为重要的是先锋文学倡导了一种学习态度、开放意识和自由精神，而对古典气质的现代改造也是先锋小说走近读者的原因。

《文学的根》，韩少功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3

改革开放使“西方”敞开在我们的面前，在50后作家中，韩少功是为数不多的念过大学、搞过翻译的作家。不懂英语正是顾彬诟病当代中国作家的一个理由。顾彬对东方文化传统内部的复杂性认识不够深，但他的指责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世界的现代知识多由“西方”生产，语言正是通往文化的钥匙。韩少功是少数拿着钥匙的作家之一，他的翻译恰恰显示他有别于古典的趣味，昆德拉的明晰哲理和佩索阿的隐约性都让他倾心。在翻译昆德拉时他清醒地意识到理论直露性的局限；佩索阿和他创造的“异名者”的差异呈现使韩少功思索自我的多重性、流动性，对自我的询问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他全部的写作。这两位气质迥异的外国作家显示韩少功的写作理念和审美趣味。

《修改过程》由肖鹏写网络小说引发同学对号入座开篇，新闻传播业的同学陆一尘指出：“觉得小说并不完全是文字——或者说那些文字也有硬度和重量，可能会抓挠，会咬人，会狞笑的……那区区一行字，岂不是比毒品更厉害？”[3]文尾附录中，在林欣极度失望之后插入一段抒情：“文学是人间的温暖，是遥远的惦念，是生活中突然冒出来的惊讶和感叹，是脚下寂寞的小道和众人都忘却了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约定。”[4]这两段文字共同凸显了文学对于人的恒久功用。韩少功的文体探索不是炫技，是要指向世道人心。

《修改过程》不断审视文体。一是作家与人物的关系，肖鹏与陆一尘，先肯定他们是77级中文系的大学同学，接下来就拆解，“写成两人之间的一种同学关系，是为了便于展开故事，而且越往下写，越觉得事情本就是这样……他不是最应该成为他的同学。”[5]有意留下了虚构的破绽，在十九章，肖鹏与惠子散步聊天时又谈到人物陆一尘：

他不是你写出来的人吗？不是把他写成了你的大学同学么？他为何多事，搅得你心烦意乱？……

但写到了这一步，这家伙就成精了，管不住了，自行其是了，你说怎么办？……

作者不是巫师和上帝，没有话语霸权，整个世界不能任由你们呼风唤雨，这一点倒没错。自古以来文字不失为一种高风险物品。

……但文学能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而看法也是世界的一部分。[6]

“小说其实常有自己的惯性，比如人物关系一摆，情节就只能这样走；口气一定位，故事就只能这样讲”，“到底是人写小说，还是小说写人，这事并不是很清楚。两种机制的暗中交错也十分复杂。”[7]

这就是作家的人物观！陆一尘是韩少功和他虚构的人物肖鹏的双重虚构，是对记忆模糊性的模仿，前文还讲述他看到小说中描绘的环境，并且急匆匆地赶回小说去，仿佛小说是遮风避雨的屋子。陆一尘介于虚实之间。其他人物则在同学的记忆中不断被修改和补充，自我无时无刻不处在修改过程中。小说人物与作家也在不断商榷，人物要捍卫自己的生命权，作家要守护自己的创造权，时而合谋时而冲突。作家主动让渡了部分话语霸权，并瓦解单调的权威声音。惠子等历史人物应邀进入文本是因为韩少功非常迷恋理论思考，尤其是名实之辩，比较而言，他更喜欢东方思维的智慧与模糊，“韩少功曾明确表示他不赞成西方学界“人—言”分析框架，而倾向于使用“人符号（象+言）”分析框架。这既受了当代西方符号学的启示，也得益于中国汉魏时期王弼等人有关“言象意”之辩的滋养。”[8]韩少功总是希望以更丰富的思考来应对已有的思维框架。

二是关于小说的边界，借肖鹏的网络小说遭遇同学质疑和回应网站编辑时写道：

举传统曲艺为例，相声、梆子、评弹、表演唱……你们都看过吧？不也是“出戏”和“入戏”互相穿插？不也是“说戏人”和“戏中人”灵活变身？观众不是也没看得怎么头大？……

他不是不想欢，但脑子里只有鸡零狗碎，拿什么欢？拿什么野？再说，世上大故事不少，也不是都有意思……是几朵浪花重要，还是寂静的深海更重要？是劲爆的事重要，还是不劲爆、不那么劲爆的事重要？[9]

前一段是以戏剧为榜样为小说争取自由，后一段则是对故事性、戏剧性的质疑。这也是严肃小说家对喧闹、欢腾的文学消费进行的反省。当代小说消遣、娱乐的成分占比过重，导致大众的故事口味越来越重。

三是小说的材料，还是借肖鹏的口吻：

小说无论中外都别名“传奇（novel）”，总是聚焦于新奇之事，于是生活中大量的吃喝拉撒和生老病死，因琐屑无奇，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小说之外，成为大盲区，相当于“沉默的大多数”。这就剪去了80%左右……

其次，很多故事早已积累在前……这又得剪去10%左右。

接下来，另有一部分生活，奇到了单色调、极端化、十分罕见的程度……没法让受众悬心地“紧张”与“惊讶”，不易产生代入感，那也大失吸引效应和审美价值，跌出了小说的兴奋区。……还会让小说家们主动或被迫地剪去诸多“不合适”“不正确”“不允许”的东西……[10]

这就是夫子自道。按图索骥，我们大致能把握韩少功的创作轨迹。

八十年代前期开放时代的整体氛围中，《西望茅草地》《回声》塑造了张种田、刘根满等指向非常明晰的人物形象。时代文学主流信奉进步主义，以线性叙事结构小说，叙事世界是自足的、合目的的。在张种田身上，我们感觉到他对漫长农业文明催生的家长制的批判。家国同构文化和三纲五常秩序的规训与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有内在的联系。《爸爸爸》展示了高度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丙崽即是典型，[11]具有高度抽象的原型意义。此后，对启蒙的浓厚兴趣一直伴随着他，“80年代留下的上述一大堆二元对立，曾经是我们诊断生活的一个个随身量具，眼下都在我面前的复杂性面前完全失灵，至少是不够用了。在印度、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之旅，更使我的一些启蒙公式出现了断裂。”[12]攻击霸权话语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碉堡，堪称韩少功写作的出发点。

随着对脚下大地的了解日深、思想臻至丰富和，不确定性纷至沓来，“在我90年度以来的写作中，确实出现了不少模糊、犹豫、谨慎、左右两难，多条战线迎战，批判指向不再简单和单一。”[13]《马桥词典》、《暗示》、《日夜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重新与知青岁月对话。在《马桥词典·枫鬼》中韩少功质疑了情节性很强的小说，指出生活不符合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14]。摆脱主线因果导控模式让他获得了解放，轻装上阵，以方言为水平，以词条为舟渡入马桥世界。语言学转向将语言推到了前台，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颠覆了意义世界的稳固性，声音意象与意义的约定俗成性又让我们不得不重视作为系统的语言结构及其背后的社会意义。语言不再是习焉不察的客体，语言与人的言说关系有待重新考量。词条对完整的情节链条构成强大的爆破，带来与先锋小说同样的震惊体验，与先锋小说致力于颠覆不同，词条勉力以破碎的方式将叙事世界整体化。

新的语言方式表现的是人对世界的新认识，新的语境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世界，语言所包孕的历史感和交往功能得以审视。这也是文学“陌生化”的重要手段，如邝新年所说：“文体的陌生化是为了凸现知识的危机。突破文体的界限，也就是突破习惯的思维方式，挑战既成的自身规范。”[15]《马桥词典》中马桥人对醒、觉的理解恰好与今天普通话的意义相反[16]，醒乃“愚昧”、“蠢”的意思；觉则既有聪明之状，如觉悟；也含有昏聩糊涂之态，如睡觉，难怪郑板桥说难得糊涂，考察方言为语言的复杂流变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中国文化的源头，古人已经注意到糊涂、聪明状态之间并无明晰的界限，度、分寸极为重要。而且庄子推崇的虚静状态，要求无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境界，其中“无我之境”高于“有我之境”，这与西方哲学强调主体性大为不同。马桥世界方言像钥匙一样让韩少功进入中国文化的腹地，他仿佛触摸到词语背后的整个世界，叙事空间马桥和方言互相依托，互相保存。词条“梦婆”如果与精神分析学努力对梦进行科学解释联系起来，似乎更能凸显整个人类文明互通的神秘性。

巫术乃科学的前身。韩少功对古代志怪小说颇为会心，从《马桥词典》到《山南水北》都给巫婆、神医和树精、异犬、智蛙等灵异的人、物以专门的笔墨，很多细节被讲述得津津有味且言之凿凿。但对于民间文化的藏污纳垢他是秉持理性批判立场的，他从来没有像某些乡土小说家那样迷恋排泄物和污秽物，也没有试图以离奇怪异的民俗来招徕读者。韩少功扎根一方具体的土地，获得切实的地方视角和乡村生活经验。他没有在声势浩大的先锋文学时期大搞形式实验，而是在九十年代文学大潮往故事旋转的时候，以词典体的尝试为文学地理浓墨重彩地涂上了“马桥”。《暗示》的太坪墟、《山南水北》的八溪峒和《日夜书》的白马湖农场共同构筑了韩少功的文学地图，逆势而动使韩少功重新亲历乡村生活。他是在时代的整体性中观察、发现和书写乡村，他笔下的乡村也在经历痛楚的锐变，与乡土文学歌颂的田园牧歌背道而驰。

相比上述散点透视的词条小说，《修改过程》视点相对集中，人物更为明晰。肖鹏的网络写作堪称一场自我发起的中年变法，留在大学当老师，甚至因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当过一阵系主任，但幡然醒悟之后决定以写作寄余生，凭一腔热忱将往事合盘托出。这似乎在隐喻作家对《修改过程》的某种预判。一群受过专业训练的同学对号入座，愤愤不平的陆一尘和无动于衷的马湘南，闹到几乎要对簿公堂，巨大分歧背后是由各自的现实身份决定的，他们的争论已经与艺术本质毫无瓜葛。我们还清晰地记得纳博科夫的教诲“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17]包法利夫人的悲剧多少也是由阅读所致，美学教诲和他人经验都不管用。小说本体讨论的兴趣仅仅局限在肖鹏这种象牙塔的专业人士范围中，永远会有喜好煽风点火的吃瓜群众、看客的后裔们。

《修改过程》中，韩少功借人物之口集中展现自己的小说观：小说家的话语权利、作家与人物关系、读者的代入及时代的阅读想象。

二、自我探寻与人物的不同版本

自我负责处理现实世界的事情，社会性倾向让人在满足需求的同时努力建构自我认同。自我的认识和建构依赖与他者的对话，他人的眼睛就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自我的容颜。自我是流动的、变动不居的，一方面自我与本我持续地搏斗，另一方面，自我也根据社会规范不断调整。《山南水北》被誉“把认识自我的问题执着地推广为认识中国的问题”[18]。当今社会高度流动，个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越来越成为单独的标本。将认识自我与认识中国问题融合是在推崇一种关怀社会，关心现实中国的文学精神。

《修改过程》中讲述77级具有起点意义，因为恢复高考、选拨人才方式的变化背后是整个国家观念的改变……“苍凉的手势”变成了有力的指挥，就在我们的想象几乎要被成功人士的手势固化的时候，韩少功的《修改过程》应运而生，小说摒弃了这种得胜回朝的叙事姿态，采取的是审慎的、犹疑的、商榷的叙述口吻，呈现出记忆对过往的遴选、篡改以及隐含的自我美化的冲动，还有彼此记忆的抵牾与缝合。与此后的大学同学关系不一样，77级的史前史和后史均被大历史修改，他们携带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内容而来，他们的年龄跨度从16岁到38岁，跨越不同代际。同学关系亲密、松散，可以是具有精神血缘的亲人，成为自我认同的重要参照，也可能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彼此的故事都在其他同学的唇齿之间改变，在肖鹏的书写中更新版本，所有版本都不确凿，残缺、断裂、引人遐想。

小说努力在历史现场感和纵深感寻求平衡，意旨不在于大写某一个人的命运，而是77级的群像，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高考改变了他们，但不是“天之骄子”可以囊括，也有落伍者和坠落者，被抛出历史轨道者，形形色色的命运向四面八方延展。回忆与现实交叉，要是没有叙事时间的插足，命运的真相和小说的空间无法真正打开。“修改过程”指涉广泛，是由时代逻辑、作家韩少功和网络小说作者肖鹏共同对话完成的，是现实真实逻辑和小说虚构逻辑相互说服的过程，也是传统、西方和现实的共振。

《修改过程》给出了两位同学A、B版的人生版本：一是他们的班长楼开富，另一位是诗人史纤。楼开富对政治很狂热，进校就想法当上了班长，谈恋爱也满口政治八股，革命叙事深深地规训了我们，以致于战争留下的伤疤成为恋爱的身体美学。小说细致呈现当今高富帅的时代想象修改当年的疤痕审美想象的隐蔽过程。怀揣改变现实的雄心，将自身命运和国族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在77级可能是非常普遍的，颇为讽刺的是楼开富是靠妻子家的裙带关系步入官场的，个人奋斗的梦想被编织进了中国式人情网络之中。第一个版本，在出国狂潮中，他们办好了移民手续之际，妻子却得了一场病——脊髓小脑萎缩。“下半辈子的所有希望瞬间清零，全被一个女人粉碎。一个越来越枯瘦、健忘、多疑、淡漠、暴躁、胡言乱语的女人，一个在自己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女人”。楼哥的命运被套牢了，从此疯狂跑步，成了新的体育新星，“跑出了地心引力”进入飞翔之境。另一个版本来自毛小武的讲述，楼开富成功移民，他老婆黄玉华已更名詹妮弗·黄，开了一家移民中介公司，“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无论是A还是B版，都与楼开富的人生初衷背道而驰。中产阶级被认为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阶层，看上去非常光鲜，有公寓、有假期、有存款以及可以计划的旅行，但重疾足以把整个家庭给拖垮。中产阶级的命运可上可下，偶然蕴含着惊人的力量，楼开富的A、B版隐喻着社会的不稳定和多种可能，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史纤的A、B版展示了诗与史的关系。史纤小名三蛋，原名叫史供销，他父母的理想是他将来能到供销社去工作。他家在遥远的乡村，他要花四天时间，把各种交通工具全用一遍才能到大学。方言成了交流的障碍，他的妹妹来找工作，语言没过关（“雨燕摸古怪”）。史纤携带着方言，携带着乡村的神秘传奇，比如模拟鸡啄来治疗蜈蚣咬的伤口，又以泼大粪的方式为女宿舍驱鬼，引发了关于迷信、科学的争论。史纤发善心却遭遇了骗子，宿舍被骗子洗劫，同学们都恨得咬牙切齿。史纤咬破自己的手指，以发血誓的方式来自证清白，结果自己的精神出了问题，只好休学。后来结交了蜂农，跟着养蜂人东奔西走，追逐花香渐行渐远，真的过上了一种“诗与远方”的生活。浓墨重彩地讲述逐花、漫游，并与写诗的情形相提并论，人生追求诗意与蜜蜂采百花酿蜜异曲同工。史纤“万美皆备于我”的养蜂生活为城市与乡村暗修栈道，这与韩少功躬耕汨罗的践行一致。

史纤重返学校参加同学会受到冷遇，被当代大学生误认为是收拾垃圾的卫生工，愤怒地将其未完成的诗扔进垃圾桶。在校园他碰到同名者史纤，他与这位研究历史的知名学者之间有一场貌似南辕北辙的交谈。这戏仿了今天的对话，每个人困在自己的藩篱，困在我执中。虚虚实实，如梦如幻的交谈暗示诗歌的轻盈与历史的沧桑互相缭绕，就像庄周与蝴蝶。两位史纤相遇正如佩索阿让两位“索阿”互为他者，互为客体，互为镜像。他们也可以理解为自我与本我的关系，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追逐远古的史家或追求远方的诗人，自我有时会将人内部的真实的求真冲动和求美冲动忘却。历史学者史纤“最想活在古代，特别是先秦。打马过山，临江钓月，挑灯读简，执剑行侠……”而诗人史纤认为“能为人之不能为，成人之不能成，识人之不能识，乐人之不能乐，岂非人生大幸？”[19]在共识趋于破碎的时代，对话就是两个人的独白。两种不同路径的梦想如星星一样明灭，如佩索阿所言：“每一个梦想，一旦形成就立即被另一个来代替我做梦的人体现。为了创造，我毁灭了自己。我将内心生活外化得这样多，以致在内心中，现在我也只能外化地存在。我是生活的舞台，有各种各样的演员登台而过，演出不同的剧目。”[20]两位史纤的交流也可以看成史纤的一体两面，诗、史互证，隐喻一个人和内心深处的潜意识的关系。

楼开富和史纤：一个沿着正常轨道在现实中获得了恒定的社会地位，一个是曾经退学被抛出去的人物，以养蜂为生远走他乡。楼开富放弃了政治理想，史纤却历经艰难守护梦想。叙事有意为他们呈现了“未选之路”，以此暗示开放时代人生充满不同的可能性，但最终每个人还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韩少功选择以一瓢映射弱水的光泽，以自我的认知映射对时代的认知，因为自我乃主体认识行为发生最切近的凭据。对于自我的流动性韩少功有深刻的见解：“在这一过程中，此我非我，彼他非他，一个人其实是隐秘的群体。没有葬礼的死亡不断发生，没有分娩的诞生经常进行，我们在不经意的匆匆忙碌之中，一再隐身于新的面孔，或者是很多人一再隐身于我的面孔。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署名几乎是一种越权冒领。一位难忘的故人，一次揪心的遭遇，一种知识的启迪，一个时代翻天覆地的巨变，作为复数同名者的一次次胎孕，其实都是这套选集的众多作者，至少是众多幕后的推手。” [21]李白曾写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是诗人将自我对象化、反观自身的方式。先锋小说作家也常常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小说以此混淆作家、叙事人和人物。韩少功对佩索阿两个索阿的设置尤为会心。韩少功反对一体化，也反对“为反而反”，比如以偶然反对必然，以神秘反抗科学。韩少功的写作崇尚清明的理性，所以给人物不同的版本，将自我对象化、客体化，甚至他对怪异离奇人事的书写也在理性的支配之中。

大多数作家讲故事煞有介事、言之凿凿，用各种技巧营造氛围让读者陷入其中，韩少功更像孩子的恶作剧，以解套方式消解套路。《修改过程》蓄意展示叙事的破绽，展示真实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展示生活背面的蛛丝马迹和千疮百孔，展示大合唱中的不和谐音。他随时提醒读者要提防自我的陷阱，保持清醒的思考力。

三、身份认同与价值危机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寻根文学是以源远流长的本土文化认同来修正认同单一的革命叙事。重视身份和民间伦理的复杂性贯穿韩少功的写作，《山南水北·残碑》中写到将军要回乡为大哥复仇，母亲和二哥都跪下求情。“熟人社会”中，宗族、姻亲、人情使关系错综复杂，不是革命叙事中的反抗/压迫机制可以解决，复仇虽然具有正义性，但并非获得和平的手段，相反血仇往往会陷入世代循环往复中，可见在外革命的将军与留在故土的家人秉持不同的伦理。战争中残废的“老逃同志”由于乡亲们遵循的素朴伦理吃上百家饭，得以善终。乡村，祖坟就在身边，天地就在眼前，所以农民的良心往往与天、地、祖宗等诸多维度发生感应。

韩少功书中的奇异人物呈现乡村对民间文化的认同，肯定存在的合理性，而知识分子往往在身份认同上存在危机。《日夜书》中满怀政治豪情者郭又军和艺术家姚大甲、哲学家马涛都与初衷相去甚远。《暗示》中也有主要人物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韩少功发现符号整一性的裂缝：有弄潮儿，就有坠落者；有人游刃有余，就有人举步维艰。历史和人物的命运都是单行道，受自身逻辑宰制。《修改过程》呈现历史针脚密密缝，丰富了我们对77级的认知，小说文体和人物命运均显示出不确定性，以此隐喻时代和自我认知的不确定性。认同是对“他是谁，以及他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22]据德波顿观察：“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23]77级本身乃身份的共同体，书写77级也是在重新理解改革开放，理解中国。

《修改过程》展现了各种价值危机：肖鹏的写作是渴望对人生意义进行确认，却衍生出了诸种问题。副总编辑陆一尘、商业巨子马湘南、老班长楼开富、诗人史纤、教师林欣、女同学赵小娟、逐出轨道者毛小武和史纤等在彼此记忆中沉潜多年的老同学逐一登场，对肖鹏的叙述进行了质疑或补充，不同的讲述互相穿帮、补足、篡改，读者也被邀约一道进行版本定夺，尊重读者的开放态度扩展了文本的联想空间。肖鹏抛出的底本尽管漏洞百出，却为其他同学提供了有意义的参照系，哪怕谬误连篇却是讨论的基础，因为“认同和自我是在与有意义的他者持续的对话和斗争中形成的。”[24]

三十年后，作为认同共同体的77级越来越符号化了，他们曾经共同激荡的青春、理想和受过的教育已经绝尘而去，踪迹难寻。赚得盆满钵满的马湘南压根想不起肖鹏的模样，脑海几番“百度”才搜索出“邋遢拉夫斯基”的绰号来，这也顺便透露了俄苏文化的影响力。陆一尘气势汹汹地要找肖鹏算账，并不是为了所谓的真相，而是作为公众人物在乎自己的形象，整个过程倒是炸出了副总编辑皮袍下的“小”，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商人马湘南一点也不在乎，他既不相信肖鹏，对副总编陆一尘也满腹怀疑，他压根儿不相信文学，当年进中文系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这年头居然还有小说，还有神经病来读小说。那些臭烘烘酸掉牙的东西比数学还添堵，比条形码还花眼睛，拿来擦屁股也嫌糙。”马湘南所持的正是消费社会成功人士和大众共同分享的文学观。

马湘南生就一双发现商机的眼睛，能找到羊毛出在狗身上的离奇方法，从学生刊物到清理臭水沟在他眼里都焕发商机，就读中文系侧面激发了他的宣传才能，所以他青云平步，登上了事业的巅峰，甚至能够帮助身为副省长的同学摆平残局。但年过不惑的他却无法摆平自己的人生困局：他出身官宦之家，母亲是党校的老师，对他施以严格的包办管理，他的大学志愿是包办的，他的大学生活也几乎是包办的，母亲的过度干预使他没有在心理上成长成一个完整的人。他读大学时仍然母亲代做作业，与老师谈论问题的时候依然言必称母亲，高干父亲在他成长中几乎是缺席的，这也符合中国式家庭的实情。家长制在我国源远流长，使得个体身份建构也相当困难。原生家庭埋下的阴影在他的人生中途伏击：婚姻失败，儿子改随母姓，与他一刀两断，也不愿意来为他扫墓。第二任妻子竟然对他使用录音笔，生下的两个儿子成了纨绔子弟，大的因一场情色事故成了瞎子，小的经过漫长留学回来成了大胖子，在股市亏掉上千万好不眨眼，只会往父亲的心上插刀。众叛亲离，马湘南跳楼自杀，舍弃“沉重的肉身”，他的故事实为逆向的成长小说，一边是世俗意义的成功；一边是身份认同的溃败。伊格尔顿认为成长小说“和谐地综合了个体与社会、自由与幸福、自决与社会化。这种本质上进步、乐观形式展示一种‘意义对时间的胜利’。” [25] 在马湘南这里，意义不像金钱一样聚集，人生的空洞使他无法将自己与恒定的事物连接起来。这种空洞随代际传递，马浩挥金如土。小说为马湘南谱写了纵轴，上面是越俎代庖的母亲，下面是几个恩情断绝的儿子，着墨不多，代际隐忧却浮现其中。

马湘南的大儿子孙波认同的乃“精致的利己主义”。他自私、决绝，经苦读奋斗到顶级名校，成为在全世界各地行走“国际人”，他是“时间由卡西欧管理”的典范，以分秒来计，不能浪费。当年看着他奋斗的林欣老师去墨西哥出差见到他，在欣喜的接风和伤感的告别，建议他去看一下他父亲的墓地和家里的弟弟，他都说没有必要。这个学霸就象一台机器摒除了感情，运行在固定的轨道里，精确地计算着自己的时间、计算着人生。孙波身上，没有爱、没有情，就像一位空心人，继承了父亲的自私基因，却删除了马湘南的江湖侠义，既没有家国情怀，也没有人文精神。孙波的冷漠深入骨髓，比父辈的投机更为可怕。小儿子马浩也留过学，但不学无术，目空一切，乃一枚巨婴。

马家两个儿子代表着留学生的两极，却存在着共同的问题：对世界的冷漠，是中、西两种负面文化的勾兑。高度流动的时代，个人很容易从传统家国文化的框架中溢出，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潮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中国式处世哲学容易沟通渗融。当今时代价值共享的基础已然丧失，父亲的自杀也没有引发儿子们的情感波澜，这是真正深刻的危机。下一代的留学热潮侧面表达了韩少功对盲目追逐“西方”的批评，盲目出国热也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所致，我们对绵长的文化遗产缺乏“温情”和“敬意”。父子间的情感隔膜和同学间的价值隔膜从纵向和横向共同展示主流价值的分崩离析，这也是开放的一部分。开放带来流动，巨大的社会流动中人很容易迷失。

小说中只有林欣一如既往，她按自己的理想赴西北从事教育事业，她的教师身份有力地呈现下一代的巨大变化。她坚持赴同学的“十年之约”，回到大学所在的城市，面目全非，连赵小娟家的房子也拆迁了。林欣还发展了一套防腐的理论，让那些来拉拢她走后门的同学无法开口，玩世不恭的马湘南临终前却给她写了一封慎重的道歉信。值得一提还有毛小武，他的音乐修养来自乡村的红白喜事，他满口脏话，大学教育也没能改变，每个紧要关头就以脏话自卫，这形成他认同的“我的方式”，最终却因为脾气而像诗人史纤一样被抛出了轨道。教育、诗歌、音乐都因其无用而与大时代渐行渐远。

《修改过程》显示韩少功从整体上把握时代、理解中国的努力。附录引入的实证版本中再度肯定了他们的青春、信念和蓬勃的生命力。轻率、轻狂和青春短兵相接，激情仍在。小说没有为某些同学世俗的成功而忽视目的与手段的不匹配，没有因巨大的贫富悬殊而流溢仇富情绪，也没有因为道德的溢出而主张开倒车。面对时代的难题，韩少功没有简化，他自觉地避免踏入共同忆苦带来的温馨区。他想要提供的文本大于故事、大于消遣。他以高度浓缩的语言压缩了故事性，让盼望之心悬空，这也得益于他城、乡各半，并不偏废的生活实践。相比于内容新鲜、语言惊人，老托尔斯泰更加强调态度真诚。是的，韩少功态度真诚，他不是体验生活，他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修改过程》努力在一个有限的容器中提炼出认识的晶体。陆一尘大张旗鼓要搬出援兵找肖鹏算账，却以马湘南的大醉草草收场；两位史纤的会面、肖鹏学生的信笺、赵小娟对楼开富的单恋、毛小武与楼开富妻子的争执……情节推进显得仓皇，闹剧搬的草率收场，人物语言高调、峻急、喧闹，诸多可以铺陈的细节都被省略，这一切都戏仿了行色匆匆的消费时代。网络小说、聚会公文、附录等多种文体纳入和不同人生版本的设计打开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让叙事的枝丫向四周自由伸展。

韩少功的思想复杂度和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已得到学界的公认，他的名字始终与探索精神相伴。《修改过程》保留了消费社会与历史记忆的刀光剑影，也保留了小说形式与内容的相互博弈，修改参与文学生产的始终，伴随着文本诞生、面世、阅读的全过程，韩少功力求多向度地敞亮这个“修改”过程。

 

注释

[1] 蔡翔：《日常生活：退守还是重新出发——有关韩少功<暗示>的阅读笔记》，《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2] 吴俊：《先锋文学续航的可能性——从吕新的<下弦月>、北村<安慰书>说开去》，《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3] 韩少功：《修改过程》，第3页，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

[4] 韩少功：《修改过程》，第263页，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

[5] 韩少功：《修改过程》，第012页，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

[6] 韩少功：《修改过程》，第232-233页，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

[7] 韩少功：《修改过程》，第173页，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

[8] 李遇春：《“进步”与“进步的回退”——韩少功小说创作流变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

[9] 韩少功：《修改过程》，第078页，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

[10] 韩少功：《修改过程》，第116-117页，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

[11] 参见刘再复：《论丙崽》，《光明日报》1988年11月4日。

[12] 韩少功：《我与<天涯>》，第231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3] 韩少功：《我的困惑与自信》，《传记文学》，2012年第1期。

[14] 韩少功：《马桥词典》，第80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

[15][15] 旷新年：《小说的精神——读韩少功的<暗示>》，《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16] 韩少功：《马桥词典》，第43-4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7]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第7页，申慧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

[18] 韩少功：《山南水北》附录，第33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19] 韩少功：《修改过程》，第259页，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

[20] [葡]佩索阿：《惶然录》，韩少功译，第10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21] 韩少功：《自序》，《韩少功作品系列》，第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22] [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290页，三联书店2005年版。

[23] [英]阿兰 德波顿：《身份的焦虑》，第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24] [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300页，三联书店2005年版。

[25] [英] 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方杰方宸译，第19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