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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校研读 如鱼饮水——谢稚柳鱼饮谿堂抄本浅识

来源:澎湃新闻 | 陈麦青  2020年06月17日10:03

近现代书画大家、鉴定家谢稚柳先生有着藏书、读书乃至抄书、校书的习惯爱好,这也是为助其研究而用心积累的学问功夫。世人论及谢氏书画鉴定之学,似多注重其以书画本身笔墨风格为据的特点,此固不谬;殊不知其于文献校读之勤勉用功,竟同样秉承传统,一字一句地从最基本的抄校做起。近日,《宋人轶事彙编》的谢氏鱼饮谿堂抄本在上海现身,恰好是一个十分难得的重要佐证。其中,《画史》、《书画旨》均系谢稚柳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手抄,用纸也都是专门定制的鱼饮谿堂乌丝栏纸。

谢稚柳在书房 蔡斯民摄

近人丁传靖所辑《宋人轶事彙编》二十卷,从宋元明清五百余种著述中,搜辑两宋帝后名臣、文人学士、书画艺家等传闻载记及相关故事,按人编次并注明出处,于宋代历史、尤其是宋代人物之研究,别具资料价值,因此一直是有关研究者们重视并常用的参考之书。据说作为古代书画研究鉴赏领域著名权威的谢稚柳先生,生前也爱读此书。如今,该书谢氏鱼饮谿堂抄本的现身,恰好是一个十分难得的重要佐证。

《宋人轶事彙编》 谢氏鱼饮谿堂抄本

全书线装,分订二十七册,均抄写于定制印成的乌丝栏专用纸上。半叶九行,除小字注文之外,皆每行二十四字。书口版心下方,印有“鱼饮谿堂”仿宋小字。 各册开首第一叶居中处,又都有谢稚柳先生以行草所署“宋人轶事彙编”, 并在右边栏外下方,以小字分别注“第一”、“第二”……直至“第廿七终”,是为各册册数编次。全书正文抄写字体有三种 ,其中绝大部分,即从第一册至第二十册第三叶正面第七行(原书卷一至卷十五大半),以及自第二十三册第十六叶正面第八行第十字起,至第二十四册(原书卷十八大半及卷十九),共计约二十一册十七卷,均为瘦劲挺秀、韵致时见的楷书,与《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谢稚柳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12月)所收谢氏手抄诸书中宋代米芾《画史》及明代詹景凤《书画旨》二种的字迹,其结体用笔,风格最为接近。且抄写精细,偶有抄错之字,已用浓墨遮改,似仍不惬意,往往再点去重写。然至第十八、十九两册中,已多就抄错之字以浓墨径改。而《画史》、《书画旨》则均系谢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手抄,用纸也都是专门定制的鱼饮谿堂乌丝栏纸,唯半叶十行,前者每行二十四字,后者每行二十字。

二十七册抄本中,自第二十册第三叶正面第八行起,至第二十三册第十六叶正面第八行第九字(原书卷十五后小半至卷十八前小半),计约三册半,则换了另一种风格完全不同、字也明显变小的行楷,且抄写也好像比较随意,应另出他手。此外,自第二十五册第三十三叶正面起直至最终的第二十七册(原书卷十九极小部分及卷二十全部),计两册略多一点,虽是楷书,但与前述两种抄写字迹,又都明显不同。

鱼饮谿堂抄本《宋人轶事彙编》所据底本,当为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字排印的初版,精装上、下两册。1958年曾经重印,至1981年,中华书局又将商务初版的断句改为新式标点并略事校订之后,重出新版。然原商务初版每卷卷端下所署“丹徒丁传靖辑”,以及卷四至卷二十中各人名、事类小标题下所列“第一”、“第二”……直至“第一百三十六”之序次,中华书局本中均已不见,而鱼饮谿堂抄本则皆存,与商务初版相同。又谢稚柳先生生前好友郑重先生,曾在其所撰《谢稚柳系年录(增补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9月)的“一九七四年(甲寅)”中,记“《宋人笔记》中亦有王安石的故事,稚柳先生将其所藏供笔者阅览”。经向郑先生求教,获知此“《宋人笔记》”正是商务初版的《宋人轶事彙编》,且其当年所得谢氏旧物,至今仍存架上。

据目前所见资料,谢氏鱼饮谿堂传抄各本,似皆与其主人研究兴趣相关者,且多自抄自校,因此,除了抄存备用之外,是否还兼有些许抄读并行、一举两得之意?而从那些抄书题记跋语中,则又确实能时见其中的缘由大略、心得感受。前述鱼饮谿堂抄本《画史》后,有谢先生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九日自跋,除略述其于该书所记错杂处“重为次第”,并指出世传抄刻诸本皆有出入等问题之外,又于署年之后,另行再记“此本原为健碧所钞,忽忽遂将廿年,已日就敝破,因重钞……”,惜限于著录之书选刊图版的篇幅,仅能见此一行文字,然陈佩秋先生亦曾手抄《画史》一书,则已可知。詹景凤《书画旨》后,则题:“明詹景凤撰《书画旨》,昔所未见,似未有刻本。徐君伯郊于苏州收得旧钞本,为安仪周所藏。暇日因得假钞一过。惜原钞颇多乖误,致有不可解处,乃无依据可是正之耳。稚柳并记。”虽未署年月,但从字迹来看,似当与《画史》抄写年代相近,故被著录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写”,徐伯郊为著名文博大家徐森玉之子,藏书颇蓄善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谢稚柳先生多有往还。另外尚有二种,亦著录于《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谢稚柳卷中,也都用鱼饮谿堂乌丝栏纸抄写。其一为宋末元初庄肃的《画继补遗》,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抄写字迹已近行楷。谢先生跋曰:

近偶阅此书,所记虽较简陋,然自邓公寿《画继》而后,诸书所记南宋画家,此寔为其先河,亦复可取,因草草为录一过,以备他日检考之助。近年予时患血压,又复新婴心疾,终日头目昏眩,胸次如波涛,几乎百凡俱废。即此寥寥十数页,录未竟而腰支几不可支,信乎废人矣。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鐙下记。

另一为南宋末周密的《志雅堂杂钞》,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有题记二则:

顷得此旧钞本,久不见此书,因发兴为钞一过。惜错字太多,儻得佳本校核为快耳。甲寅十二月七日夜,稚柳记。

十二月二十六日,假得《粤雅堂丛书》本校一过,《粤雅堂》本亦有错字也。又记。

甲寅为1974年,谢先生六十五岁,虽然稍此数年之前,因脑血栓引发并后遗的目疾风腕,已在其抄写中渐显力不从心之迹,但还是自抄自校,不假他手。而这样的要求,这样的个性,无疑应该与其本身的功底基础和学养识见有关。朱家溍先生为纪念老友谢先生所写的《谢稚柳先生画陶渊明像》(收入谢小珮编《谢稚柳纪念集》,1999年自印本)一文中,曾有这样的回忆:

十年前,我开始编纂《历代著录法书目》一书,凡传世法书的著录和题跋,诸书均已入著,另外也收录一些书篆文集中的资料,全书共收书篆一千六百六十九人,共引用古籍二百七十四种。其中的一种《契兰堂书画录》就是向稚柳兄借抄的。此书在当时尚无印本,只有稚柳兄所藏的旧抄本,是一个传世的孤本,非常珍贵。按理说这种孤本书如果有人要借的话,收藏者只提供当面阅读而拒绝借出,是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但稚柳兄不假思索,很痛快的就把《契兰堂书画录》借给我抄录。

朱先生出身藏书世家,又是文博大家,能有这样的评价,则谢先生无论是藏书还是为人之眼界、品质,皆可由此想见。

其实,谢稚柳先生藏书、读书乃至抄书、校书的习惯爱好,最终还是为助其研究而用心积累的学问功夫。世人论及谢氏书画鉴定之学,似多注重其以书画本身笔墨风格为据的特点,此固不谬;殊不知其于文献校读之勤勉用功,竟同样秉承传统,一字一句地从最基本的抄校做起。而这一切,虽然能由其平生著述中稍窥一斑,但面对这些存世的鱼饮谿堂抄校之本,往往会有不同一般的感受;若得细读,当能更悉其详。兹举一例,如前述谢氏所抄米芾《画史》中“苏氏种瓜图”一则的天头空白处,有其小字批注:“内合同等印,并见前十六页及二十七页。江南府库中书画至多,其印记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贤殿书院印,以墨印之,谓之金图书,言惟此印以黄金为之(沈括《补笔谈》二十七页,《丛书集成》本)。”虽只寥寥数行,但这也许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谢先生撰写《晋王羲之<上虞帖>》一文时,曾据经过仔细审辨发现的“内合同印”等,最终确定其为南唐摹本的底蕴所在。至于上海工美拍卖公司2013年秋季“海上世家藏品”专场中拍出的谢氏鱼饮谿堂抄本《补唐书张义潮传》(罗振玉撰)、《瓜沙曹氏年表》(罗振玉编)等,显然又是谢先生为整理撰写《敦煌石室记》、《敦煌艺术叙录》而专门录存的文献资料。

如今,谢氏鱼饮谿堂抄本《宋人轶事彙编》二十七册,又经“上海工美”发掘征集,是巧合还是缘分?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样的抄校研读,伴随着主人的学问艺事,默默践行;其中的甘苦,如鱼饮水。

(作者系复旦大学出版社学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