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8年4月24日）《观察》第四卷第九期《乡土中国》出版广告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无疑是经典之作。相关讨论很多，但对其成书历程的梳理较少。然而，对该书的恰当理解可能必须配合以其发表与出版之经历，这对无论是理解作品还是作者本身而言，都不无裨益。作者的一生历经近一个世纪，作为其最广为人知的著作，书中诸文章的发表、出版、重刊的历程也跨越数个历史时期，于中不仅能窥见作者的隐微心绪，也多能发觉时代变迁的意蕴。

问题的提出：1947还是1948？

《乡土中国》全书共14篇文章及一篇《后记》；在三联书店1985年重刊本中又新增一篇《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下称《重刊序言》）。在《后记》中，作者落款以“三十七年二月十四日于清华胜因院”。在自三联重刊后的许多版本中，落款后都紧随以一行加注括号的编辑说明：“（据上海观察社一九四七年版排印）”。

落款中所言之“三十七年”，显系民国纪年，即1948年。在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费孝通文集》第五卷中，即将落款径改为“1948年2月14日于清华胜因院”。落款指明《后记》完成于1948年，但其下编辑说明却标示排印所依据的版本出版于1947年。此中蹊跷在于，何以先于1947年出版全书，后于1948年方完成《后记》呢？

在落款为“1984年10月11日”的《重刊序言》中，作者写道：“这书出版是在1947年，离今已有37年。三联书店为什么建议我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他们去重刊，我不知道。”此处，连作者自己也明确交待该书出版于1947年，这与书末的编辑说明相符。但作者同时说：“所以该书初次出版时在《后记》中向读者恳切说明：由于刊物的编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才发表’。”这说明，该书初次出版时即已包含前述之《后记》，而并非后续重刊中增补的部分。那么，如果《后记》如落款所言完成于1948年，为何会出现在1947年的初版中呢？

其实，关于该书出版时间的困惑更来自于，即使在相关介绍资料中对此也不甚了了，说法不一。如作者本人编选的《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的“费孝通社会学著作选目”中，在《乡土中国》后注明的是“观察社1947”。又如，1981年4月8日作者在《文献》刊出《费孝通学历简述》，文末所附的《费孝通主要著作目录》在“乡土中国”后却注明“1949.1观察社”。

可以发现，在以三联重刊本为底本的当下流行版本中，关于《乡土中国》的初版时间存在相互矛盾的三条信息，即（1）《重刊序言》：1947年；（2）《后记》：1948年；（3）书末编辑说明：1947年。

对此中矛盾的解释需要系统探求《乡土中国》出版的过程。作者在《后记》中简单交待了写作和出版的经过：“这集子里所收的14篇论文是从我过去一年所讲‘乡村社会学’的课程中所整理出来的一部分。”另外，“去年暑假里，张纯明先生约我为《世纪评论》长期撰稿，盛情难却，才决定在这学期中，随讲随写，随写随寄，随寄随发表，一共已有十几篇。储安平先生约我在‘观察丛书’里加入一份，才决定重新编了一下，有好几篇重写了，又大体上修正了一遍。”同时，在《重刊序言》中，作者在多年之后又重新回忆了这一经过：“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在《后记》里已经交代清楚。这里收集的是我在40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14篇文章。”

从以上自道之中，可以大致梳理出该书的出版历程。首先，其原型是作者在“40年代后期”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的授课材料。其次，依照作者的说法，这组文章的经历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1947年夏，作者应约开始在《世纪评论》“分期连载”；随后，再次应邀对文章重新修正，加入“观察丛书”单行出版；最后，在1984年依三联书店之建议重刊该书并增写《重刊序言》。是以，下文亦将依连载、出版与重刊三个阶段，考察《乡土中国》的出版经过。

《世纪评论》连载：1947-1948

《乡土中国》中的文章最早逐篇连载于何廉、张纯明等人于1947年创办的《世纪评论》一刊。1947年6月7日，该刊第一卷第24期的《编辑后记》中，预告了费孝通即将连载文章一事：“费先生的文名和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不用我们多事介绍。不过我们愿意特别向读者报告一个好消息，费先生的文章将陆续地在本刊与读者相见。”嗣后，7月12日的第二卷第3期中，刊出了“杂话乡土社会”栏目的第一篇文章《熟人里长大的》。该期的《编辑后记》还介绍了该栏目的情况：“在本刊一卷二十四期我们曾向读者预告，费孝通先生将长期为本刊撰文。本期所载《熟人里长大的》一文，就是‘杂话乡土社会’的首篇。以下各篇，将在这一总题目下陆续发表。”此处与作者在《后记》中的记述相互印证。

费孝通在《世纪评论》共署名发表了15篇文章，除第一篇《传统在英国》外，其后14篇均归入“杂话乡土社会”栏目（连载始于1947年7月12日，止于1948年3月27日）。这一数字与作者三十多年后在《重刊序言》中的描述一致。但需说明，连载的文章与后来成书中的文章并非一一对应：书中没有《所谓家庭中心说》（第二卷第10期）一文，将《差序的格局》（第二卷第12期）和《论私》（第二卷第16期）合为一篇（《差序格局》），而有的文章则基本重写。如作者在《后记》中所称，“有好几篇重写了，又大体上修正了一遍”。

值得注意的是，《后记》落款于1948年2月14日，而连载至3月底才停止。亦即，《后记》一文是在2月7日刊出连载的第11篇文章《长老统治》（第三卷第6期）之后完成的。而在其后，作者又继续连载了三篇文章，即《“大家庭”还是“小家庭”》（2月21日）、《男女有别》（3月6日）和《血缘和地缘》（3月27日），且这三篇文章均被收入后来的单行本中。这表明，在连载尚未结束时，作者就已经完成了总结性的《后记》，《乡土中国》一书其实在连载过程中就已成型。而且，单行本的最后两篇文章（《名实的分离》和《从欲望到需要》）并未在“杂话乡土社会”中继续连载。这些都可说明，全书的连载、成型和出版是夹杂而存的。

需要特别交代的是作者在这一时期的写作情形。其回忆道：“事实上我是又有多题并进的思考习惯，不同题目的思想可以在同一时间里参差进行。而且文章的完稿和发表之间又有不同的差距”（《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第2页）。该书写作和发表的方式其实是作者在此一时期的习惯模式：“自从抗日战争时代起，我就养成了‘整篇零写’的习惯，就是就一个题目，分成若干连环画式的一回一回分篇写出，随写随发表，写完一题，合为一册，成一集子”（《杂写乙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而实际上，这种习惯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经过抗战生活的朋友大家都明白其中的原因。那时后方的粮食一天是一个价钱，我们这些教书匠，钞票一到手立刻要去换成实物。写好了文章积在桌上同样是会贬值的”（同前注）。这一阶段作者的经济绝不宽绰，其曾直言，“当时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使个人的实际收入（原误为“人”，下同——引者注）不断下降，而我又在1940年成了一个孩子的父亲。”因此，“我不能不在固定的薪金之外，另谋收入”，以至于“我几乎每天都要写，现货现卖，所得稿费要占我收入之半”（《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页）。而“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云南大学校门口的茶馆里设位摆摊，等人前来约稿，把住自己的题目，买者不拒，只为稻粱谋，不求留其名”（张冠生：《青山踏遍·费孝通》，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乡土中国》得以完成。作者在《重刊序言》和《后记》中均谦称书中是一些“尝试的记录”，甚至“算不得是定稿”，恐怕亦与这种急于鬻文市米的窘迫情形不无关系：在《世纪评论》的连载尚在进行之中时，作者即又将稿件付“观察丛书”单行出版。

“观察丛书”出版：1948

“观察丛书”由上海“观察社”出版，其还出版有储安平于1946年创办的《观察》周刊。费孝通经潘光旦推荐（“这是一个快手”），以“清华大学教授”受邀为观察社的约定撰稿人（《我和〈新观察〉》，载《逝者如斯：费孝通杂文选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同时，他其实还是观察社的股东，并积极参加了股东会等相关活动（《〈观察〉周刊社史料一组》，《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6期）。

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储安平先生约我在‘观察丛书’里加入一份。”二人交往颇深，将报刊杂文汇总交“观察丛书”出版亦是彼时惯习。作者在回忆当时未能出版的一本杂文集时，谈及了当时情形：“1948年春天，我已结束昆明的七年抗战生活回到了北京，执教于清华。我当时想清理一下过去所写的一些旅行的游记和怀人的杂文，把它们合编成一册，题作《山水、人物》。编就，还自己誊写清楚，订成一小薄本，寄给安平，想让他编入《观察丛书》”（《山水·人物》，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与之类似，《乡土中国》亦由作者汇总交“观察丛书”出版。从1948年2月8日到3月31日，《观察》多次刊出广告接受读者预定，表示“三月底预约截止，四月中开始出书”（《观察》第四卷第三期）。

4月3日，《观察》第四卷第六期刊出《关于“观察丛书”的报告》一文，详细叙述了“观察丛书”的筹划出版。其中，《乡土中国》售价为十二万元，而预约仅售三万八千元。文中专门提到：“在发行预约的六本书中，有两本大约可能超过一千三百册（《唯物史观精解》《乡土中国》）。”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同时，文中还提到了“丛书排印情形”：“四月份出版的三本：《乡土中国》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书都已打好纸型，《政学罪言》已完全排好……现在封面还在制锌版，这三本书大概在四月十日左右可以印好，再加上装订的时间，如无其他意外，这三本书在四月二十日可以正式出版。请读者注意四卷八期或九期本刊上的广告。”

到4月17日，《观察》第四卷第八期上打出广告，言明《乡土中国》已经印好，正在装订，而且“在下期本刊出版时，均可正式出版”。4月24日，《观察》第四卷第九期正式刊出《乡土中国》的出版信息，在该期《丛书预约诸君鉴》中指明：“《政学罪言》《乡土中国》《英人法人中国人》三书均已出版”，并说明在沪读者可以自取，其他读者则可邮寄。

由以上可以确定，《乡土中国》作为“观察丛书”的一种，其出版时间应在1948年4月，且至迟于4月24日即已出版成书。在当年6月《图书季刊》的“新书介绍”栏目中，已介绍到该书系“三十七年四月上海观察社出版”。

当年2月28日，《观察》第四卷第一期曾刊出一则预约“观察丛书”的广告，其中介绍《乡土中国》道：“全书包括十四篇论文，另长序一篇。”这里的“长序”，应即后来的《后记》。由此可知，至迟在2月28日，全书收录的所有文章就已确定，且《后记》一文也已于稍早撰成。

至此，可以在时间上明确《乡土中国》连载与出版的具体情形：自1947年7月12日起，“杂话乡土社会”系列文章开始在《世纪评论》连载。其后，至迟于1948年2月（即第11篇连载文章刊出后），作者应邀完成了单行本全书的文章汇总、重写、修订与整理，并于2月14日完成了《后记》。自此至1948年3月27日，在连载仍在继续的同时，“观察丛书”开始一边向读者发起预约，一边进行排版、印刷、装订等出版工作。至1948年4月，《乡土中国》正式出版。

自其问世始，各界的关注就一直热切，相关评论也常见报端，如端木蕻良在《求是月刊》1948年第2期发表的《评费孝通〈乡土中国〉》及全慰天在《新书月刊》1948年第1期发表的《评费著〈乡土中国〉》。毋庸置疑，该书甫一出版就受到了读者的极大欢迎：初版共印三千册，“未及一月，销售一空”，“此后半年里，不断加印的该书平均每月发行两千册”（张冠生：《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50页）。观察社1949年1月版的版权页标明，该书在1948年的6月、7月、8月、11月及1949年1月共计加印五版，“说明《乡土中国》显然是当时的畅销书”（郑也夫：《评〈乡土中国〉与费孝通》，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9月16日）。

三联书店重刊：1985

1985年6月，三联书店重新出版了《乡土中国》。当时的三联书店尚属人民出版社内的“三联书店编辑部”，直至一年后才得重新恢复建制。在此阶段，其借助与文化思想界的深厚联系出版了一系列优秀作品，包括许多“大作家的小作品”，如《傅雷家书》《语文常谈》等，这之中就有《乡土中国》。另一方面，费孝通与三联书店渊源颇深，在该时期不仅多部著作由其出版（如《访美掠影》和《美国与美国人》），也常在其《读书》杂志刊文并曾接受专访。三联书店选择在此时重刊《乡土中国》亦属水到渠成。

《重刊序言》述及了重刊的基本经过：先是三联书店向作者提议“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他们去重刊”；于是作者拾起这本“一搁已有37年”的书“又重头读了一遍”，将稿子校订一遍后新撰了《重刊序言》；最后在1984年10月寄出了“这份校订过的稿子”。《重刊序言》落款于10月11日，而校订全书的工作则显然更早。在该年7月23到8月4日的两周内，作者参加民盟中央组织的暑期“多学科学术讲座”，作了有关社会调查的十讲报告；其讲话后经整理于翌年8月由知识出版社以《社会调查自白》为题出版。在该书第一章“引子”中，作者提及，“还将重印的是《乡土中国》，这是讲乡土性社会特点的书，是从具体调查中抽象出来的”。由此可见，重刊该书的计划，应当至迟在1984年的夏天就已经开始了。

1985年5月10日，《读书》“循例”先行刊出了陈树德的《从〈乡土中国〉看费孝通的学术生涯》，文末专门提到：“最近，三联书店决定重新出版这本旧著。”文后专有一段加注括号的新书宣传：“（《乡土中国》，费孝通著，上海观察社一九四八年出版，近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版）。”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文的介绍及文后的编辑加注中，均明确《乡土中国》的初版时间是1948年。

而至于《重刊序言》和最终出版的《乡土中国》中的书末编辑说明究竟何以出现这些舛误，可能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分析。其一，在编辑而言，之所以提及据1947年版排印，可能是受到作者在《重刊序言》中说法的影响。重刊依据的是经作者重新校订的版本，且在作者专为重刊而作的并不长的《重刊序言》中，先后四次提及了该书初版的情况，并两次直接指明了出版时间，这些可能都对编辑造成了影响。

其二，在作者而言，之所以在《重刊序言》中以“1947年”为初版时间，大约只可能被解释为一种笔误或回忆的疏失。1985年8月4日，作者在《我和〈新观察〉》中甚至文学性地提到了这种“时间感觉”的失去：“年纪老了，时间感觉已失分寸。近半世纪前的事还好像发生在昨天。”作者也提及过推算自己作品出版年份的经历：“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从我在《少年》杂志发表的作品里选出了《一根红缎带》作为少作篇的开始。我已记不清这是哪年写的。我最早向《少年》投稿是鼠年，因为我记得开始登载我文章的那本封面上画着几只老鼠，推算起来应是甲子年，即1924年”（《山水·人物》，第4页）。这样的自道之语似乎也表明，有时作者在与编辑讨论作品时间时也可能经历过某种推算与猜度。诚然，作者在下笔《重刊序言》时心中所念究竟为何自然无法探求，但这些旁涉文字或许有助于将读者带入作者自身的回忆情景之中。

无可疑问的是，对于作者而言，1947和1948是属于他个人的“狂飙突进”的年代。除出版了《重访英伦》（大公报馆）、《生育制度》（商务印书馆）、《美国人的性格》（生活书店）、《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皇权与绅权》（合著，上海观察社）6部重要著作外，仅1947年一年，就有近70篇文章刊载在《世纪评论》《观察》《知识与生活》《大公报》等报刊杂志上。此外，作者在这一时期尚译有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斐斯的《人文类型》和梅岳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这种“高产”的情形也见诸时人的书评：“费孝通先生虽从农村经济与手工业研究中提出‘小农经济’的理论，但他本人历年所发表的文章与出版的书籍，数量上已远超过‘小农经济’的生产水准，而是‘工业化’了”（《评费著〈乡土中国〉》）。

在这一不断地写作、发表、整理、出版的高产时期，作者的记忆里留存了太多时间节点。并且，“我的文章又经常在同一时间里投向不同的刊物，发表时间和写作时间又不一定相符”（《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第2页）。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加重了时间节点记忆紊乱的可能。

结论及其他

作为结论，可以确证《乡土中国》的初版时间是1948年4月。以该书洎今七十余年的历程观之，似乎能大略窥见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读者们，在时代变动中之于出版与文字的态度。可贵的是，作者总抱持着一种敬畏之心：只要是“已经公开发表的文字”，则“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前揭书，第4页）。

这种敬畏或许来自作者自身的体验——作者幼年之时来自祖母的告诫：“敬惜字纸。”因为“纸上写了字，就成了一件能为众人带来祸福的东西，不应轻视”（《推己及人》（下），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页）。同样，一部作品自问世始，就成了读者所品评、猜度的对象。而作者本人似乎也是乐见这种猜度的：他拒绝回答自己的传记作者关于自己的一切问题，直言那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而非新闻记者的传记者本人所需要研究或者毋宁说，猜度的问题，“童叟相加，境界始全”（《我看人看我》，《读书》1983年第3期）。

同传记者一样，作者也曾这样猜度过自己。1943年2月，作者与潘光旦、曾昭伦、孙福熙、罗常培等人游访云南大理鸡足山（潘光旦：《鸡足朝山记·潘光旦序》，载《山水·人物》，第10页）。在金顶烤火待旦时，恍惚之间，作者回忆起了曾在祖母——那位谆谆告诫自己“敬惜字纸”的祖母——灵堂帐前护灯的和尚。“做和尚吧”，或是“安心地做个凡夫俗子”？“灵鹫花底众僧在，帐前犹忆护灯人”，于这种无妄的两相纠结之中，作者或许经历了某种独特的体验和对自己的猜度：“那晚坐到更深人静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人太累，倦眼惺忪，神魂恍惚，四围皆寂，有无合一；似乎看见一动难静的自己，向一个无底的极限疾逝。多傻？”（前揭书，第26-30页）

作者的回忆文字虽多，但此类剖白心想的文字却为鲜见。这大约是作者在自己生涯尚称早壮之时，对自己内心实质的一种隐然之不确定。作者最终没能成为他当年忆及的帐前“护灯人”，也或许在内心某处仍保有着这种超脱的念想。但无论如何，他自己也终成为了被更多人追忆起的“护灯人”。如这篇文字一样，人们对作者和他的文字仍然充满着好奇的猜想。

时至今日，在对《乡土中国》出版经历的梳理与猜度中，仍不难窥见一位学人的点滴心绪在时代之中的变动不居。但无疑问的是，“向一个无底的极限疾逝”难称之以“多傻”；相反，最可珍视的，大概恰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重刊序言》）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