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边缘语境下的情绪构建一直以来都是作家们在自我审视时所强调的核心命题，黑孩在新作《惠比寿花园广场》中通过镜像书写下的人格弥合，完成了某种颇具自传性质的背离化书写。也正是在这种暗示意味的主观性叙事之下，作者完成了对内心宇宙和外部世界的双重探知，从而触及到了世俗视角下的繁复现实，探讨了未知之域中的生命反思。

小说所叙述的情节并不复杂，在飞机上认识的朝鲜族人韩子煊意外闯进了“我”的生活，而当“我”知道能够入住惠比寿时，又匆忙坠入了和韩子煊的爱河。然而很快，朝夕相处的同居生活昭示出韩子煊是一个偏激、平庸甚至招摇撞骗的无耻浑蛋，生活已经漏风漏雨，他却还要伪装成富丽堂皇的精英模样，而最可怕的是，即便这样，“我”还是不愿意离开男友，不愿放弃对惠比寿花园广场的憧憬。而故事的最后，“我”终于决心搬离惠比寿，并且最终拥有了崭新的人生。

就黑孩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写作经历来说，这是一部具有强烈自传性质的小说。她借用外部世界的人性扭曲来观照自我内心宇宙的阴暗面属性，又在自我感觉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向着外部世界中的边缘困境提出质疑。正是在这种自我失落的理性叙事中，作者完成了一次繁复现实下的抽离。

自传性质的虚拟与背离

在小说中，作者讲述了自己与汪曾祺先生的情谊：犹豫是否要去日本留学的时候，赶上我的第二本书即将出版，我去汪曾祺的家里拜托汪曾祺给我写序。没想到那一次见面成了最后。汪曾祺在序言的结尾处说：“再过两三个月，黑孩就要到日本去。接触一下另一种文化，换一个生活环境，是有益的。黑孩，一路平安！”这样一些具有明显的现实属性的情节带入到小说中之后，很显然，读者会产生某种云山雾罩之感：小说中的“黑孩”到底是不是这个作者“黑孩”，二者的身份重叠又究竟在何处？

另一个具有真实性质的人物则是小说中的“妈妈”，显然，如果说作者在小说中对于“我”的真实性把控是五分之一，我们几乎可以认为，小说中的“妈妈”就是作者对母亲的再现。小说中直观地流露了太多的“我”对妈妈的情感，这些文字读来干净而温和，我们甚至能在其中感受到近乎散文般真切盈动的情绪。这种情绪或许都不仅仅是一个女儿对于母亲的依恋，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复杂人性在失真状态下对平常人世间极力靠拢的本能。

对“我”而言，惠比寿花园广场是繁复都市下的现实意象，代表着我对现实存在的欲求；而“妈妈”则代表着完全的精神牵引，在一种特定的情绪构建中寻求出具体的共鸣。当“妈妈”到达惠比寿花园，又在“我”和韩子煊的故事之间扮演了引导者和解说者的身份之后，小说构建出了一种具体又虚拟的真实特性，在一个合乎逻辑的时间轴上形成了某种叙事观感上的意识扭曲。

在这种真实触感的自传书写之下，韩子煊这一人物就显得尤为背离。在小说中，我们能够隐约地感受到，韩子煊这一人物实际是有着强烈的不真实性的。他从韩国偷渡到日本，然后在他的叙述中，自己借着100个教授的推荐，拿到了永久居住资格，而后，他又对那个他几乎从未回去过的朝鲜有着深刻甚至可以说是狂热的情结。与此同时，他又是虚伪的、无耻的。他计较着“我”的稿费，甚至阴险地要把“我”的护照和存折收归管理，而到故事的最后“我”才从房东口中知道，原来一直以来，这是个赖居在惠比寿的无耻浑蛋。

和小说近乎自传般真实感明确的背景不同，韩子煊的身上带有一种极为奇幻的戏剧色彩。在他的身上糅合了病态人格和精神隐喻，甚至有一点政治属性的色彩。而从他出现自我介绍开始，他的这种诡秘就通过一个简单的意象予以暗示：“韩子煊说原因并非如此简单，从韩国跑出来，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如今长大成人了，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但是，说自己是朝鲜族人，因为日本也有好多同类。”

而“我”与韩子煊之间的情绪博弈和欲望纠葛，巧妙地在现实背景下拓展出了虚拟的背离空间，“我”深刻地认识到了韩子煊的丑陋和不堪，然而最可怕的是，“我”无法拒绝这种丑陋，甚至抱着继续在惠比寿花园广场生活下去的微妙幻想，在殊异的氛围之中自我沉沦。

镜像人格之下的互相弥合

小说中的韩子煊所代表的可以说是一种极为丑陋虚假的人性，他与“我”相互折磨，到处招摇撞骗，甚至在男女关系上也是一团糟。

最开始他和“我”认识时，他所展现的是一个聪明过人又坚强隐忍的形象，虽然是从朝鲜偷渡而来，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永久居住的权利，甚至能够携“我”入住惠比寿花园广场。面对着每个月高达19万多的房租，他更是信誓旦旦地表示，愿意自己交房租，而让“我”负担生活开支。在这样的攻势之下，即便“我”在生活开支这方面也需要付出高昂代价，但怀着对惠比寿花园的向往，“我”仍然同意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贪婪和阴狠很快地显示出来。他知道“我”作为作家，会有一大笔稿费。他精心地算计着这一切，甚至不惜偷去“我”的存折和护照。小说进行到这里，韩子煊恬不知耻的本质彰显得淋漓尽致，而“我”的无力乃至于愤怒也显得格外挣扎和激烈。

随着故事的发展，关于韩子煊更多的秘密被血淋淋地揭开了。他从未给吉田太太交过房费，他也根本不是什么在各国奔走的生意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四处游荡的骗子，是一个在不堪的生活中夹缝求生的蛀虫。

事实上，韩子煊与“我”之间的关系不能不令人想到目前社会上被热烈探讨的“pua”事件，尤其在“我”对母亲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之后，仍然难以自拔，更令读者感受到可怖的现实。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韩子煊是在自己的扭曲人格中完成了对“我”的精神控制，他抓住了“我”性格中的弱势，包围了“我”的情感表象，甚至不断地对“我”施加压力以期达到他所能够控制的程度。在这样诱导和摧残双重的压力下，“我”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从这里开始，我们能够感受到小说中“我”已然陷入了一个被操控的魔咒中，她明明了解韩子煊的一切劣根性，同时也为自我的软弱所愤怒，但与此同时她仍然对韩子煊抱有幻想，甚至试图帮助韩子煊改变，以完成一种情绪上的弥合。

所谓爱情，所谓共同生活，原来并不是真挚而不掺杂质的，韩子煊固然可恶，固然算计着“我”的一分一毫，但作为“我”而言，又何尝不是在这种千疮百孔的爱情中试图推敲到物质的本源。

“我”和韩子煊在小说中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弥人格，镜像化的对照书写之下，反倒是这种最原始的对于生命欲望的渴求更能凸显出人性在当前的失落。而在时代的发展动因之下，作者也观照到了人性在当下的低微与软弱，女性并非没有能量，男性也并非绝对的占据主导权，但在这种绝对的精神控制乃至摧残之下，“我”有时候就如同那只被施舍的流浪猫，惶惶不可终日但又期待着一点施舍的温暖，甚至会在真正的温暖到来之时，感到本能的恐慌与逃离。

未知之域的沉重反思

无论是“我”还是韩子煊，都可以算是一个现代理性驱使之下逃离了自我精神原乡的放逐者，小说绝不仅限于简单的社会批判，而是制造出了边缘困境之下的极不稳定的生存空间，去表达未知之域下的自我越轨。作者深刻地把握了叙述上的分寸，借由“我”和韩子煊之间互相博弈的较量乃至于缠绵的自我堕落，恢复了虚拟无序之下的某种沉默的力量。

小说的另一个反思要素源自于不断出现的关于“我”的作家身份以及诸多真实语境的书写。前面我们提到过，小说进行的是一种颇具自传性质的书写，因此，我们很容易地就能将作者本人的身份与小说中“我”的感官体验联结到一起，从而获得潜在的意蕴想象。

作为一名长期定居日本的女作家，黑孩所尝试的是一种极为原始性的经验写作，诚然，她可以选择更为系统化地对未知的他乡进行一个意义化的书写，但就其自身而言，她或许更愿意将视角落于生活，试图去实现作家对于人间的深刻凝视。这在文学角度而言，其核心价值就是具有社会自觉性的作家们所坚守的勇气与创新。

随着时代的进步，物欲繁荣逐渐成为文学中持续存在的写实性背景，《惠比寿花园广场》实际展现的是一个自我审判的作家正在如何与这种未知语境下的世界进行对抗。真实与虚拟的界限被无限模糊，现有世界的已知性反而成就了某种人性中的寓言化书写，从而在日常的无常中描摹了一种未知形态下的跳跃性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