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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德不孤，必有邻——《论语》在海外

“德不孤，必有邻。”比孔子晚生400余年的司马迁，读了《论语》，曾掩卷而感喟：“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在闳中肆外的《史记》中，司马迁为数百位古今人物作传，只有两位是司马迁读了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是孔子，一是屈原——今天令我们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两位伟大人物。

然而孔子曾经也是普通人，曾经也面对不息的时间、不居的岁月，踯躅徘徊在不舍昼夜、奔流不止的巨流岸上怅然，但孔子终究超越了普通人，以他的天下为核心的“游仕精神”、以他的积极乐观的“有为精神”。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我们总以为这是令人艳羡的生活状态，而孔子的身体和心灵二者都一直在路上，他倾尽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周游，讲学，传播仁、礼、中庸的儒家思想，孜孜矻矻，孳孳汲汲，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孔子“一生在学习，在思想，在温故知新，在诲人不倦”，真正做到行万里路，讲万卷书。孔子所讲述的思想，身后由其门下学生整理为《论语》—— 一部儒家经典著作、中华民族智慧之精华。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论语》的编辑成书时间在春秋末、战国初，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将之作为阐释经书的儒学传记作品著录在《六艺略》，这是《论语》经典化之起步时期。以后《论语》又列入七经，正式成为经书。自两宋以来，“新儒学”重视《论语》中修身思想，由此《论语》一跃而成为处于群经之首的经典文本，并在之后的很长时间中均是科举取士的考试科目。经过2000多年的耳濡目染、陶冶熏沐，《论语》及其所承载的儒家思想已变成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信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随后《论语》潜移默化中影响周边邻国如日本、朝鲜（今韩国和朝鲜）、越南等地。今天这些国家之所以属于东亚儒学文化圈，就是因为从其早期历史以来深受《论语》的影响，以至在政治、文化、生活各方面处处呈现儒家风格。

16世纪前后，《论语》经由传教士而远涉重洋流播至欧洲。最初被翻译为荷兰语，但是影响不大。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等用拉丁语翻译的译本在欧洲传播，后来又产生了相关的法语转译本，掀起了欧洲著名的“中国风”，诸多文化名人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深受其影响。这时候，更多的传教士、汉学家如卫礼贤、顾赛芬等都投身到《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翻译与传播的行列，积极地推动了《论语》在欧洲的传播。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英国国力的强盛，英语逐渐成为世界通用语言，越来越多的《论语》英译本问世，如理雅各、韦利、苏慧廉等都推出了他们翻译的《论语》。再后来，《论语》又传播至大洋洲和美洲等地。“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中心，极大地推动了《论语》的译介及其相关研究，《论语》也因此从一部中国经典而变成了世界经典，从而产生了深远的世界文化意义。

2014年中法建交五十周年庆典之际，法国汉语教学协会联合法国凤凰书店和巴黎友丰书店，推出一项名为“在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十部中国书籍”的评选活动，《论语》雄踞榜首。

2019年3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前，马克龙总统向习近平主席赠送了一部装帧精美的图书，法文名为“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是弗朗索瓦·伯尔尼耶（François Bernier）1688年撰写的“论语导读”，法文标题翻译成中文即为《孔子与君王之道》。

一部书就像一个人，在其传播过程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刊本期特别推出《域外〈论语〉传》，邀请湖南大学教授、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李伟荣先生精彩讲述《论语》在海外的传播历史。

美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威尔·杜兰特曾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中国虽屡遭侵略，但其文化不仅能屹立不挠，而且还能同化异族的文化。孔子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等东方国家，而且对欧洲，尤其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也产生过积极影响。孔子有博雅的学识与一颗仁慈的心，是智者、学者，也是德智兼备的人。孔子是致用求治的圣人，其儒家思想长期影响中国，使中国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即使在今天，要医治由于知识的爆发、道德的堕落、个人及国家的品格衰弱，以及那使个人遭致混乱而引起的痛苦，实在没有比孔子的学说和教育更好的了。”未来，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拓展，《论语》及其儒家价值观对于全球稳定以及建立更为和谐的国际秩序，随着越来越多语种的《论语》译本和越来越丰富多元的儒学研究，势必会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

域外《论语》传( 节选 )

中国古代所有的哲学家当中，孔子是东西方研究得最多的一个。他的学说影响中国人的思维长达两千多年，所有想研究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学者，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会选择从孔子入手。《论语》在西方，不管是译介，还是传播，还是研究，可以直接追溯到16世纪。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1543—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到中国传教，发现《论语》在中国的重要地位，所以开始向西方译介儒家典籍，如《论语》《大学》《中庸》等，从此《论语》开始进入西方，此后各界对《论语》等儒家典籍和中国典籍有着持续而浓厚的兴趣，至今不绝。

《论语》在法国

介绍《论语》在法国的传播之前，先请大家看两则消息。

第一，2019年3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马克龙夫人布丽吉特参加。会见前，马克龙向习近平赠送了弗朗索瓦·伯尔尼耶（François Bernier）撰写的法文版《论语导读》（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这一著作1688年撰写完成，直到2015年才正式出版。原著标题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翻译成汉语就是《孔子与君王之道》。

第二，2014年中法建交五十周年庆典之际，法国汉语教学协会联合法国凤凰书店（出版集团）、巴黎友丰书店（出版集团）——这是法国两家最重要的中国文化出版商，推出一项名为“在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十部中国书籍”的评选活动，评选结果是《论语》雄踞榜首。

从上面两则消息，我们可以知道《论语》在法国一直是备受关注的中国经典之一。从早期传教士将其传入到现在，一直是法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典籍之一，现在还不断有与《论语》相关的各种著作在法国问世。概括而言，《论语》在法语世界的流传大体经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其实严格意义上不能完全算属于法语，因为在法国出版、流传的是拉丁文译本，这只能算是《论语》法译本的“前身”，这就是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这本书是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先秦诸子百家、先秦儒家、宋明儒家、道教和中国佛教等。尽管这是拉丁文译本，但是当时拉丁文是欧洲共同的学术语言，而且以此为时尚，知识分子阶层都以会读、会说拉丁文为荣，所以这个译本在巴黎出版后，便在法国知识界产生很大反响，后来风靡全欧洲的中国风（Chinoiserie）便肇始于17世纪，这个译本的出版进一步促进了欧洲的“中国风”，吸引了更多欧洲知识分子的阅读，间接促进了法国汉学研究的发展。

这部重要的作品是多名耶稣会士长时间译介工作的共同成果，主要成员包括郭纳爵、殷铎泽、鲁日满和恩理格等。“在翻译的最初阶段，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利用还停留在语言文字方面，使传教士能学习高雅的中文，并能用儒家概念来表达天主教的神学概念，而没有深入到儒家经典的学理研究。”[1]

郭纳爵与殷铎泽二人是师生，都是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他们曾合著《中国智慧》（Sapientia Sinica）一书，1662年在中国江西出版。这本书包括孔子生平传记，以及《论语》前五部分的拉丁文译文。此后，殷铎泽将他翻译的《中庸》法译本命名为《中国政治道德学》（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于1672年在巴黎出版，其中也包括他撰写的儒家典籍介绍性质的文章，例如孔子的生平等等。这本书的扉页中印着大大的两个字“中庸”，这样《中庸》的第一个法语译本就正式出版了。

正是由于有了前述殷铎泽和郭纳爵等耶稣会士在儒家典籍翻译上所作的准备，柏应理从1686年起开始编辑、整理已翻译好的各种儒家典籍。他这时候已经获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支持，所以工作进展得很顺利。1687年，历史上著名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就在巴黎出版了。这本书的全称翻译成中文是《中国哲学家孔子，或者中国知识，通过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和柏应理的努力，用拉丁文表述》（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studio et opera Prosperi Intorcetta, Christiani Herdtrich, Francisci Rougemont, Philippi Couplet）[2]。

早期欧洲传教士译介中国典籍出于两个目的：一是通过用拉丁文注释中国典籍，可以让更多想到东方传教的传教士学习汉语；二是让教会上层能够阅读这些经典，让他们明白中国也有类似于西方宗教中“上帝”的概念，例如中国典籍中的“帝”和“天”等。可以说，他们翻译并将中国典籍传播到西方，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传教，而不是为了将中国智慧传播到欧洲。这是主观的方面。而客观上，他们因此而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开拓者，他们这方面的工作成果不期然却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石。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18世纪，法译中国典籍开始进行，并且催化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国热”。传教士依然是这一时期译介儒家典籍的主力军，最重要的成果是普吕凯神父组织翻译的《中华帝国经典》（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前面提到，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孝经》和朱熹的《小学》等六部中国经典在内的《中华帝国六经》，1711年出版。西方世界第一次有了完整的《四书》译文，因此这一译本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部书后来再由普吕凯（François-André-Adrien Pluquet，1716—1790）转译为法语，1784年以《中华帝国经典》（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为书名分七卷在巴黎出版。[3]这一转译本第一次用法语向法国读者呈现中国的经典著作，促进了18世纪法国汉学在世界汉学界的地位。

在此有必要提一提钱德明神父（Père 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有关孔子的研究。1771年，钱德明寄出第一批名人谱，其中包括孔子略传《哲学家孔子》（Koung-tsée Philosophe），介绍了孔子周游列国、培育弟子、传播道德，尤其是编订《五经》等的大致情况。[4]1784年，钱德明的《孔子传》（La Vie de Koung tsée）刊于《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是当时西方学者所著最长的一部孔子传记。在这部传记中，钱德明综合了当时能够获得的诸多记载孔子一生行状的著作，如《孔子家语》《史记》和其他著作中有关孔子的记述。

这部作品的问世和传播，为法国学者们提供了文献资料。差不多同时，多部汉学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如冯秉正（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根据《通鉴纲目》而用法语编译的十二卷《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1777）、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编写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等。

第三阶段是多个儒家典籍的法译本在法国产生，并且《论语》在法国出现了两部具有国际性影响的经典译作。一是波蒂耶（M. G. Pauthier，1801—1873）翻译的《四书》于1846年在法国巴黎出版，这是第一个直接从中文译为法语的译本；二是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翻译的《四书》于1895年在法国出版，这也是后来重版次数最多的法语译本。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儒家思想在法国的被接受开始出现由汉学家为主的精英阶层转向大众的现象。例如1851年法国巴黎出版了一部未署名著作《孔子及多位中国作家的道德哲学》（Pensées morales de Confucius et de divers auteurs chinois），简单介绍了一些中国先秦时代孔子、孟子等人的道德哲学思想；1867年，埃尔瓦神父（M. L’Abbé Herval）的《孔子的历史和哲学研究》（Étude historique et philosophique sur Confucius）在法国外省城市勒阿弗尔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这说明法国的汉学研究不仅在巴黎，而且在外省都发展了起来。[5]

第四阶段进入20世纪，法籍华裔学者也成为中国典籍翻译为法语的重要力量，《论语》在法国迎来新的发达局面。首先，经典译本如顾赛芬的《论语》译本不断再版；其次，出现多部《论语》新译本，如程艾兰（Anne Cheng）、李克曼（Pierre Ryckmans）、让·列维（Jean Levi）的译本等，而且这些译本也多次再版；第三，研究性著作开始频频出版，多达几十部，既有面向学术界的，也有面向大众的，可以说这一阶段《论语》及儒家思想在法国完成了从精英阶层到大众文化的全面转向。[6]

第五阶段就是新世纪以来《论语》在法国的多元化传播。这一时期，《论语》和相关成果不断出现，不仅有译作，也有研究性著作。出版物形式也多样化，既有《论语》的漫画类作品，也有《论语》的音像类作品，更有围绕《论语》及孔子思想的创作型小说出版。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被人誉为“欧洲的孔夫子”，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悬挂了孔子的画像，并且在多部著作中都提到孔子及其学说，例如《哲学辞典》《风俗论》《伏尔泰书信集》等。从他本人的一些相关论述或者叙述中，就可以看出伏尔泰对孔子及其学说是信服的。比如，他说：“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7]从这里所引的话语来看，伏尔泰对于孔子及其学说的把握还是到位的，说明他阅读的译本忠实程度较高。

伏尔泰的“慕华”（sinophile）情结终生不渝，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厚爱慕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即便是“中国热”在法国已经露出衰落的迹象，他始终信赖孔子的理想观念。[8]

这里还要说明的一点是，从1066年“诺曼征服”后，英国由法国诺曼底公爵统治，英国皇室和上层贵族都以讲法语为荣；到了17世纪，法语一度曾成为欧洲外交和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法译《论语》在欧洲甚为流行，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论语》英译一直到19世纪才出现。

《论语》在法国的广泛传播，跟下面几位关键学者的学术贡献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顾赛芬。顾赛芬、理雅各和卫礼贤是三位将大部分十三经作品翻译为自己国家语言的中国典籍翻译大师。顾赛芬译有《四书》（1895）、《诗经》（1896）、《书经》（1897）、《礼记》（1899，两卷）、《春秋左传》（1914，三卷）和《仪礼》（1916），并因这些杰出的译作于1886年、1891年及1895年三度夺得国际知名的儒莲奖。他也曾试译《易经》，但因为拿不准自己的理解是否准确而最终放弃。而《周礼》（Le Tcheou-li: ou rites des Tcheou，1851）则由于已有毕欧（Édouard Biot，1803—1850）的翻译而最终作罢。

顾赛芬翻译有几个特点：一是沿袭了理雅各的做法，如将汉语语段置于页面上端，其后用法语的读音为汉字注音，最后才是法语和拉丁语并列的译文，同样用数字为篇、章编号，而明显减少的是大段的注解。二是顾赛芬翻译的中文底本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他的翻译严格忠于当时中国官方推崇的朱熹学派的诠注，对于注释并不作进一步的阐释。他的译作十分严谨，很少带有个人的见解，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比较客观的依据。基于以上两个突出特点，顾赛芬的《四书》译本自问世以来的一百多年间被多次重版和再版，其法语译本因此成为《论语》法译史上被出版次数最多的译本，至今依然还在以多种形式出版，可见其译本的准确性和经典性。他另外还著有两部辞典：《法汉常谈》（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 contenant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usitées de la Langue Mandarine，1884）和《法文注释中国古文大辞典》（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1904），可见他对于汉语的把握已经非常纯熟。

程抱一（François Cheng，1929— ）和程艾兰（Anne Cheng，1955— ）父女的《论语》译介和研究值得一提。程抱一是著名法籍华裔学者、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de France）首位亚裔院士（2002）。程艾兰也是著名法籍华裔学者，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儒学、当代哲学，曾因《中国思想史》（Histoire de la pensée chinoise，1997）一书于1998年获得世界知名的儒莲奖。目前，她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程抱一和程艾兰父女合译的《论语》法译本（Entretiens de Confucius）1981年出版于法国著名的塞伊出版社（Les Editions du Seuil），整部译著除引文外，还有导言、笺注、地图和年谱，1992年收录于七卷本“人类伟大圣文”（Les grands textes sacrés de l'humanité）系列丛书。这部译本出版后很有影响，有多种语言对其进行了转译，如1983年巴西圣保罗的Ibrasa出版社出版了葡萄牙文版Dialogos de Confucio；1989年米兰的Mondadori出版社出版了意大利文版Confucio Dialoghi。

在《论语》翻译史上，父女合译《论语》也算是一段佳话。

第三，雷威安（André Lévy，1925—2017）值得一提。雷威安1925年11月24日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犹太家庭，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夕返回法国。他尽管出生于中国，但是在中国期间并未接受中文教育。战后，他进入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才开始研习中文。不过，童年在天津的生活，无疑让中文成为他的“乡愁”。这也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会翻译那么多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和《牡丹亭》等，而且他也节译了《红楼梦》和冯梦龙的“拍案惊奇”系列等。

有意思的是，雷威安也翻译了《论语》（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1994年，雷威安翻译的《论语》在法国著名出版社弗拉马利翁（Flammarion）出版。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按字面意思可以翻译为“孔子与弟子的对话”，除译文正文（Les 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外，还有一些辅助性文本，如导言（Introduction）、孔子生平（Chronologie biographique de Confucius）、《论语》繁体中文原文（Texte chinois）和附录（Appendice）。附录一是雷威安翻译的《孔子世家》（Biographie de Confucius d’après Sima Qian, Mémoires historiques, chapitre 47, La maison héréditaire de Maître Kong）。《孔子世家》的法文翻译在法语世界算是首次，能够让人更好地了解孔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语》在法国的传播中艾田蒲和于连是不得不提的两个重要人物。

艾田蒲（René Étiemble，1909—2002）是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艾田蒲是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国内也有人将他的名字译为安田朴，或艾金伯勒。他跟中国相关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中国之欧洲》）（l’Europe chinoise），他也著有《孔子》一书，法文书名是Confucius (Maître K’ong)。艾田蒲的《孔子》从1955年一直绵延到1986年，这30来年，不断再版，而艾田蒲也不断增补。这部书除了从《论语》本身来讨论孔子之外，艾田蒲也概述了：（1）西方对孔子的接受和研究，以及孔子对当代西方的影响；（2）日本和韩国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看法；（3）1850—1957年间中国国内的孔子研究和传承，以及1957—1985年间孔子在中国的种种境遇。从这里可以看出，艾田蒲是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这对于国内的儒学研究应该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1951— ），又译作余莲或朱利安。他的《论语》和儒学研究颇为有趣，独树一帜。于连对《论语》和儒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成名作《迂回与进入：中国和希腊的意义策略》（Le Détour et l’Accès. Stratégies du sens en Chine, en Grèce，1995）。通览全书，再结合书的标题，可以知道于连想藉由中国言说/思维方式的迂回策略，来抵达希腊这一终极意义。“把中国作为抵达希腊的迂回之路”始自于连的上一部著作《内在之象：〈易经〉的哲学解读》（Figures de l’immanence. Pour une lecture philosophique du Yi king）。对于连而言，中国和希腊是两极，所以他说，从《论语》出发会引出这种双重对立：抑扬转调（孔夫子式的）与决断定义（苏格拉底式的）的对立，犹如整体与普遍的对立。同时，因为孔子言论的迂回并不导向“观念”领域的他者，所以迂回会在自身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即迂回会不断地以一种指示的方式阐明现实。面对变化，要不断适应事物更新，通过迂回的方式接近现实，这样这种迂回同时也就成了进入。[9]

不得不说，于连对于《论语》等儒家经典的解读，有惊世骇俗之嫌，但是仔细阅读，很多论点又似乎言之成理。笔者认为，于连作为“他者”对《论语》等儒家经典的解读，其启发意义远甚于解读意义。我们要更好地理解我国的文化传统，是不是也要进行这样的“迂回与进入”？又如何“迂回”？如何“进入”呢？

注释：

[1]【法】梅谦立：《〈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134页。

[2]转引自张西平：《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第121-122页。

[3]韩振华：《“他乡有夫子”——西方〈孟子〉研究述略》，《文史知识》，2014年第8期，第31页。

[4]François-André-Adrien Pluquet. 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 (Tome Premier – Tome Septieme). Paris, 1784-1786.

[5][6]成蕾：《法语世界的〈论语〉译介研究》，2019年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6页。

[7]【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8页。

[8]Arnold H. Rowbotham, “Voltaire, Sinophile”, PMLA, Vol. 47, No. 4, 1932, p. 1050.

[9]【法】弗朗索瓦·于连著，杜小真译：《迂回与进入：中国和希腊的意义策略》，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