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812年2月7日，英国朴次茅斯市约翰·狄更斯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查尔斯·狄更斯，他生得漂亮，有喜剧天赋，唯一的不足是身矮。在他最初的几年里，查尔斯的世界有两件重大的事情：作为海军小职员的父亲带领一家人四处躲避债务，蒸汽机、工业化以及大英帝国带领狄更斯走向一个野心和乐观的世界。在查特姆的帆船河畔，查尔斯阅读了父亲仅有的藏书——塞万提斯、勒萨日、菲尔丁的作品，在未来的自传小说中，他写道，“在那个神圣的小房间里，它们不经意地出现了，像一群被圣洁光芒环绕着的天使，与我为伴……邻近人家的每一座谷仓，教堂内的每一块石头，墓地里的每一个脚印，都可以在我心中和这些书产生联想。”

1822年灰暗潮湿的某一天，狄更斯一家卖掉家具，偿清债务，去了伦敦。姐姐芬妮占据了那个受教育的名额，她的钢琴素养不错。前途无限的狄更斯没有获得相同的准许，他不得不漫步在伦敦街头，看笼中鸟和流浪汉。两年之后，父亲因为债务被关进监狱，母亲和孩子们也跟随住了进去。查尔斯转投位于现在查令十字街火车站附近的黑鞋油工厂贴标签以补家用，每周六先令。他很能干，还被安排在橱窗前在行人和顾客的眼睛下工作。天才的查尔斯是如何在贫穷、秽语、艰辛中进行自己的遐想和创作呢？对此我们仅能从《大卫·科波菲尔》中窥见一些痕迹，或者他的诗歌：“对于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思想的王国是自由的天地”。文学是拯救他的方式，他或许早已察觉到。

在惠林顿学校的几年，狄更斯体验到了教育的野蛮和愚蠢。在他的作品里，他不止一次对教育提出控诉，但后来他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孩子们都送进他憎恨的学校。通过他出身贵族的母亲的关系，狄更斯取得了一份在律师事务所办事员的工作，在艰难的练习后，他学会了速记。后来他跳槽到另一个法律机构，穿梭在下议院、法院和大街小巷之间。法律在他的作品中占有巨大份额，比如在《雾都孤儿》《荒凉山庄》等作品中现身的法官们；在《双城记》中，查尔斯·达内几次被送上法庭，迎接他的是一次又一次命运的转变。狄更斯的法律书写促进了英国法律的改革。不久后，狄更斯在《记事晨报》争取了一个专栏位置，撰写一些快乐轻松的圣诞故事，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正式成为职业作家之前的经历，让狄更斯获得了对于穷人和世界的怜悯（但并不是全然的同情），以及对于监狱、贫民院、坏学校、粗俗的复仇心态，这些统统囊括在他的人道主义心地里面。多年以后他在《双城记》中如此回顾，“我现在已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

在美国出版商、英国版权法倡议者塔佛德、朋友霍尔相继和狄更斯洽谈之后，他终于决心写连载小说，每月一期，不设大纲，在即兴环境下对角色和情节进行大尺度的操纵。匹克威克善良仁慈、可亲可爱的十九世纪形象感染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匹克威克外传》销量越来越高，从400份遽增至40000份，整个英国掀起匹克威克热。不同于巴尔扎克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写照，狄更斯的想象力是“物质的、视觉的”，人物通过情感或者感官进入世界，其内心是不可知的。匹克威克必然只是一个快乐的老绅士，挺着大肚子，肥胖的大衣上缀着金纽扣。他的文学来自于英国的田园诗，平和、满足，新的生命在其中汩汩涌出。他的浓缩式（比漫画式更好）、他的不连贯的独白让人物具有强烈、可以被读者随意吸收的特质。直至今日，这仍然是我们的文学最好的那部分。

1836年底，狄更斯被巴特利聘请任《本特莱杂志》主编，二月号起逐月连载16页的《雾都孤儿》。他在成书的序言中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觉得没有理由认为生活的沉渣不能像生活的浮沫和奶油一样被用来为道德目的服务（只要不让沉渣说不堪入耳的话），因而我斗胆相信，上述那一个时期未必就是永远，甚至也未必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狄更斯以约翰·霍格斯为榜样，塑造了畸形的、可悲的、拙劣的犯罪分子，他们的未来是阴森森的十字架，而他相信他正在做一件于社会有益的事情。在这里，狄更斯动用了他对于贫民窟生活和伦敦生活的切身体验，有着一以贯之的真实。狄更斯几乎不自觉地开创了或者延续了某种传统，它既是现实主义的一部分，又是未来的现代主义的一部分，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大体上是出于他的公义和历练。恩格斯评价他说，“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过往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快乐和痛苦”。恩格斯扣了一个巨大的帽子，好像狄更斯的出现是划时空，事实上，狄更斯只是众多承前启后的作家之一，他的优点在于他更为朴实，且“来自于”底层世界。正确的光谱是：从莎士比亚到菲尔丁到狄更斯到奥威尔，他们完成了整个下倾的文学叙事。现在，轮到狄更斯将福音传播到穷人的世界，他当然乐意这样做，这有助于他更好地成为城市小资产阶层的一员，如果有这个阶层的话。

狄更斯的形象总是对于贫穷的离弃和超越，就像奥利弗那样，他是乐观的英国人，他相信这个社会是公正的。对于现实，“狄更斯们”是满足的，他们没有神经质感，没有超分量的野心和欲求。他们的最高欲望是几百磅收入、十几个儿女、丰盛富足的餐桌、精致的花园，如此而已，这就是维多利亚人，站在世界中心的维多利亚人。狄更斯的英国史是以这样的方式结尾的：威廉四世的侄女——乔治三世四个儿子留下的唯一孩子维多利亚女王，1837年6月20日登上王位。1840年2月10日，她嫁给了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亲王。她非常善良，深受人民爱戴。因此，我要用这句话来结束本书：天佑女王！

1840年，狄更斯和卡莱尔与《法国革命史》相识，他认同卡莱尔的“贤人哲学”，他想象着自己将以此为蓝本写自己的作品，这就是后来的《艰难时世》和《双城记》。狄更斯成为了一个国际主义者，他抛弃了英国人特有的民族气质，尤其是国人对于法国一贯的嘲讽。他也由此告别了19世纪的世界，这对于他是一个曲折而荣耀的过程，是他的浪漫主义情调让他在维多利亚时代脱颖而出。他乘船出发越洋到达美国，在这里他对奴隶制、国际版权现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重拾了自己的散文创作。在这片国土上，他是国宾，也是世界主义者——怪不得狄更斯在非西方世界的影响也是如此之大。在今天，他的世界主义者身份还来自他所创作的圣诞小说，表达博爱、仁慈和宽恕。这些书籍销量很高，并开创了文学和生活的圣诞节叙事。

在意大利之行之后，他写了《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远大前程》《我们共同的朋友》《信号者》，以及一部未完成的侦探小说。他创造了如此多鲜活而明亮的人物：董贝、米考伯、艾瑟、葛擂硬、杜丽、达内、匹普。狄更斯保持着良好的、严谨的工作习惯，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写作。在写作时，他需要安静，信赖蓝墨水。之后，他会漫步，走很长的路。很明显的是，狄更斯劳累过度。关键是，他在文学中试图呈现的是一个总体化的想象，包容了从哥特小说到通俗戏剧到新闻等文体，他的人物和幽默也是如此。

狄更斯和他创造的人物

1846年4月开始连载的《董贝父子》是1840年代的故事。他所表达的是中产阶级董贝是腐蚀英国社会的瘟疫，这样的论调被社会主义者们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和软弱。但在今天它突然又成立了，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温和的资产阶级才是种族问题的最大敌人，这几乎是狄更斯的翻版，人道主义和普世主义总是最有价值而最被忽视的。

在《大卫·科波菲尔》及其之后的作品中，狄更斯做到了今天的现代主义小心翼翼跟随的那种整体化、全局化的故事：现代系统。狄更斯的方法是“浪漫的现实主义”，如英国小说家乔治·吉辛所称。但这个词汇也并非确切。准确的说法是，狄更斯的资源来自于古典，他的道德批判几乎只是道德的、是遵循古老思想的，比如他那些如莎士比亚人物一样的恶灵般、野兽般的角色；而他所抵达的是“一种渺小中的幸福自由，一种坦率的尊敬和无言的宗教”。在今天的现代系统也不过是换了一件外衣而已。难道所有的狄更斯不都是今时今日的狄更斯吗？

“生活是如此艰辛，又常常充满敌意……是什么机制让他们如此优雅地忘却忧愁？过去人们常告诉我他们心情忧郁……难道是这样一种本性上的忧郁，使他们完善了保持快乐心境的办法？但是，这种机制是什么？这些办法又是什么？——难道这两者都是无意识的？”狄更斯的人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理：“要有信心，要乐观；世界属于那些以坚定的信念、开朗的性情去征服它的人。”这不单单是幽默，还是来自火鸡、面包、槲寄生、知天命的贫穷、真诚的心的东西，一种英国的哲学，一种中产阶级的风度，平庸的、有光晕的。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罪与罚》的时候（1865-1866），狄更斯正在创作《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1865），前者是后者的学生，而托尔斯泰也认为《大卫·科波菲尔》对他“影响巨大”。狄更斯对于他们意味着用支离破碎的眼睛了解和掌握世界的可能。狄更斯先于自然主义，先于现代主义呈现了现代式现实最初的混乱，“狄更斯的世界充斥着这样的东西，它们抓抢、踉跄、蹒跚、推挤、斜睨；这是尼德兰画派绘画或贺加斯版画所描绘的生机勃勃的世界，在其中所有的空间都是力量场，所有的物件都彼此竞争，或彼此牵连，每一件人事都溢溅到周围的东西上去。”

狄更斯的政治和道德倾向是模糊的，他憎恨旧制度，也厌恶民主革命，“他不局限于帮助普通民众抵抗领主，帮助穷人抵抗富人：他帮助的是弱势群体，抵抗的是强权阶层。”奥威尔是对的，他的整个道德寓言是“资本家应该仁慈，而不是工人阶级应该反抗”，但奥威尔无法理解他所身处的二十世纪的特殊性。“狄更斯的眼光完全是世人的眼光：具备水手的敏锐、猎人的警觉、猎鹰锐利的分辨力，能够洞察人世间最细微的真假善恶。”

就今日的眼光来看，狄更斯是道德家，是演员，是歇斯底里人物的创造者，是“最伟大的肤浅小说家”（亨利·詹姆斯语）。但他并不是。狄更斯甚至比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更具有革命精神，而后者嘲笑他是“烂泥中的枯枝”。这不只是因为他的文学，还因为他的爱情生活，因为他的“乌拉尼亚妇女之家”……狄更斯最终还是被他所创造的人物淹没了。

最后的朗诵完毕，他在掌声中道别，“现在，我将永远从炫目的水银灯下消失了！我以真诚、感激、尊重、挚爱的心怀，向各位告别。”他的心跳越来越快。1870年6月9日，他随着对儿童的护佑、他的两千个人物，病逝于盖茨山庄。“狄更斯先生死了，圣诞老人也会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