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时间：1895年1月5日。地点：伦敦国王街圣詹姆斯剧场。事件：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潜心创作的悲剧《盖伊·多姆维尔》（以下简称《盖伊》）即将于当晚首演。应邀在前排就座的有J.S.萨金特等三位名画家（号称“三剑客”），阿诺德·贝内特、H.G.威尔斯、埃德蒙·戈斯等作家，以及威廉·阿切尔、杰弗里·斯科特、萧伯纳等评论家。亨利·詹姆斯本人因为神经高度紧张，决定先去附近的海马克剧场，观看王尔德新剧《理想丈夫》，然后返回首演现场——刚好来得及参加谢幕式。

当亨利·詹姆斯缓步进入剧场之时，三幕剧正徐徐拉上大幕。演员和制片人悉数登场谢幕，剧场内呼声一片：“作者！作者！”亨利·詹姆斯激动不已，不顾舞台经理亚历山大的眼神示意，一下子冲到舞台中央，准备接受想象中的喝彩和礼赞。然而接下来的两三分钟成为亨利·詹姆斯终身难以抚平的创痛：迎接他的并非喝彩，而是此起彼伏的嘘声。威尔斯后来回忆：亨利·詹姆斯在舞台上“呆若木鸡，眼里充满悔恨”。这位出身富贵之家、自幼游历欧洲、年纪轻轻便名震大西洋两岸的著名小说家，何曾受过这样的摧残与凌辱。

半个多世纪以前，当亨利·詹姆斯的祖父、“奥尔巴尼的威廉”（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临终之际，留下的遗产高达300万美元。照亨利·詹姆斯日后在自传里的说法，“足够两三代人衣食无忧。”但亨利·詹姆斯不愿坐享其成，哈佛毕业后他选择以文为生，凭借《黛西·米勒》（1878）、《欧洲人》（1878）、《华盛顿广场》（1880）、《淑女画像》（1881）等小说享誉英美两国。19世纪后期，出于对英国的喜爱，亨利·詹姆斯移居伦敦，仍以文学创作及评论为主业。1890年代初，像许多伟大作家一样，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创作似乎也遭遇“瓶颈”，推出的《阿斯彭文稿》（1888）以及《悲惨的缪斯》（1890）等长篇皆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尤其是后一部，由于市场销售惨淡，导致英国出版商麦克米伦亏本，更令他颜面扫地。于是亨利·詹姆斯将目光投向伦敦剧场，期盼能在这一方舞台有所作为。

亨利·詹姆斯对戏剧的热爱源自他的父亲老亨利·詹姆斯。在英法等国游历期间，父亲便有意培养他对戏剧的兴趣——尤其是法国古典戏剧。老亨利·詹姆斯认为，这是他所倡导的“感官教育”的组成部分，事关道德人心。然而，步入文坛以后，亨利·詹姆斯的长短篇小说相继推出，令人目不暇接，他本人自是无暇旁顾戏剧创作。此时重拾当年的戏剧之梦，据他的妹妹爱丽丝在日记中记载：亨利·詹姆斯兴致勃勃，“如饥似渴地学习舞台编导，甚至研究如何迎合观众心理”，因为他内心期盼能取得王尔德那样的成功。

亨利·詹姆斯瞧不上唯美主义的瓦尔特·佩特，也看不起王尔德，觉得后者病态，虚荣而固执：“王尔德先生的激情就是用警句装点平庸。”他和王尔德惟一共同之处——正如他在《小说的艺术》（1884）中所说——即两人都同意：“小说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写得好坏之分。”戏剧亦然。比如《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在亨利·詹姆斯看来，尽管该剧含有“许多有趣的情节——其中的对话‘俏皮’机智”（亨利·詹姆斯甚至还在自己的信件中引用其中一些警句），但总体而言，该剧“无论从主题到形式都很幼稚”。王尔德的另一部剧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也未能赢得亨利·詹姆斯青睐，他觉得它“无知到了无助的地步”。然而令亨利·詹姆斯感到愠怒的是，如此轻浮、低劣的戏剧在“粗俗的伦敦剧场”居然大行其道，颇让人费解。而他从事戏剧创作，就是要从道德教化角度革新英国戏剧，扭转这一种浮夸“颓废”的风气。

其实早在《盖伊》之前，已有人建议亨利·詹姆斯将《黛西·米勒》进行改编并搬上舞台，但亨利·詹姆斯本人考虑再三，决定从《美国人》改编入手。尽管亨利·詹姆斯花费了相当长时间改编剧本、精心润饰，剧团也尽心尽力反复排演，甚至该剧也在英国各地（伦敦除外）进行了巡演（在此期间亨利·詹姆斯与剧组打成一片，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但最终在伦敦的演出却不尽如人意，未能取得“热烈火爆”的效果。

然而亨利·詹姆斯并未轻言放弃，相反以更为饱满的激情投身到《盖伊》的创作当中。该剧时代背景设定在18世纪末，青年贵族盖伊·多姆维尔打算弃绝尘世，成为罗马天主教的教士。可就在关键时刻，他的一位堂兄去世，他由此成为“多姆维尔家族最后一位传人”，因此不得不接受族中长老劝说，同意娶妻生子，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但随着情节的进展，新娘的人选不断更换，却始终未能找到他理想的一款。经过理智与情感的再三权衡，他再次决定放弃继承权，加入“本笃会”，成为一名隐修教士。亨利·詹姆斯对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信心满满。他在伦敦剧场遴选最棒的剧团，亲自挑选男女主角，为营造逼真的戏剧效果，不惜从巴黎运来18世纪的家具陈设——期望一炮打响，震惊整个伦敦剧场。

但在内心深处，亨利·詹姆斯仍然不无忧虑，正如他在遭遇失败后当晚致威廉书信中所言：当他从海马克剧场前往圣詹姆斯剧场——“走在半路便有不祥预兆，几乎瘫倒在地上。”本来，在观看《理想丈夫》之前，他先入为主地认为王尔德的剧本“粗糙、低劣、且不免于庸俗”，尽是插科打诨，“用滑稽手段来操纵观众”，缺乏深刻思想。然而它却大受观众好评，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应不仅令他吃惊，更暗自担心——或许王尔德轻而易举写出的剧本便能胜过他的精雕细琢之作。不料结局竟果如所料。

针对《盖伊》首演的失败，多数评论家认为，亨利·詹姆斯显然不是一名“称职的”剧作家。在1890年代，没有哪位英国剧作家会在戏剧里塞进满满的心理活动和细节描写，搞得观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演出现场记录显示喝倒彩的大多是坐在后排（无钱购买前排或包厢票）的中下层观众，说明该剧的确与普通观众的品味格格不入。当然，对该剧持赞赏态度的评论家也不在少数。著名神秘主义者J.J.加思·威尔金森写信肯定该剧“展示出真正的罗马天主教精神”，并希望亨利·詹姆斯能够续写一部主人公死后蒙恩的戏剧。好友艾伦·特里在现场大受感动，她邀请剧作家为自己另写一个同类剧本（数月后，亨利·詹姆斯交稿，即独幕剧《萨姆索夫特》）。

除此而外，著名评论家威廉·阿切尔、杰弗里·斯科特以及威尔斯对该剧也不吝溢美之词，同时并提出改进意见。阿切尔认为，观众希望耳闻目睹王尔德、萧伯纳式的精彩对话，但亨利·詹姆斯笔下人物过于文气，缺乏感染力。斯科特认为，亨利·詹姆斯未能与制片人、舞台经理和演员良好沟通，又不能像王尔德那样根本“无视他的观众”，因此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吃力而不讨好。威尔斯认为，剧本“理念”很好，但未能充分展开，尤其是第二幕，较为含混晦涩，戏剧冲突与萧伯纳、王尔德相比显得较为薄弱。

公允地来看，关于该剧的评论当以萧伯纳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萧伯纳认为，剧作具有相当震撼的“悲剧性”，但与王尔德、易卜生相比，题材稍显陈旧。该剧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亨利·詹姆斯无视英国戏剧的“套路”——“爱是人类情感中最无法抗衡的力量”——观众希望看到每一个情节（动作）皆由爱恨情仇推动，然而亨利·詹姆斯却在戏剧中加入过多理性思考，试图表现出主人公的宗教（天主教）虔诚，因此不受伦敦观众（新教为主）待见，很难引起共鸣。此外，萧伯纳尖锐指出，剧作家亨利·詹姆斯一味模仿拉辛的法国古典戏剧传统，强调悲剧冲突，通过人物内心独白和旁白（数量过多）来表现人物内心精神，但缺少强有力的行动。由此也可以证明：一名优秀的小说家，未必是一名“称职的”剧作家。

在萧伯纳的戏剧评论发表后的100年间，关于这部戏剧的争论可谓不绝如缕。2004年，英国著名小说家科尔姆·泰宾的《大师》和另一位著名小说家大卫·洛奇的《作者，作者》几乎同时推出，而两部作品不约而同都以《盖伊》首演为中心事件，可见这一事件在亨利·詹姆斯创作生涯影响之大。根据两位作家的考证，亨利·詹姆斯虽然在现场“备受打击”，意气消沉，但很快便振作起来。这之前他刚刚看到那些“无知的观众”为一出他认为低劣的闹剧（《理想丈夫》）大加喝彩，因此何必在意同样一批人对他自己的作品喝倒彩呢？毕竟，他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据说，演出结束后，他表现得非常坦然：他之前许诺要请全体演剧人员吃饭，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回家之后，他给兄长威廉写信详细叙述自己所蒙受的耻辱，但又不忘加上以下一句话：“别为我担心。我坚如磐石。”第二天，他照例招待一些朋友共进午餐，然后观看《盖伊》的第二场晚间演出，而且亲眼目睹现场观众所表现出的崇敬之情。当然，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在他的内心深处，经此事变，饱受压力与失望情绪摧残的亨利·詹姆斯已暗下决心再也不碰戏剧剧本了，尤其是当他被告知《盖伊》即将被王尔德新剧《认真的重要性》取代之后。

然而他的“戏剧情结”似乎难以割舍。在经历19、20世纪之交一段创作高潮，包括《梅西所知道的》（1897）、《螺丝在拧紧》（1898）以及《鸽翼》（1902）、《使节》（1903）、《金碗》（1904）等三部“重量级”长篇之后，亨利·詹姆斯决定重返戏剧舞台。这一次，他将之前讲述求爱故事的轻喜剧《萨姆索夫特》（又名《温柔之夏》）扩展改编为《漫天要价》（1907），可惜该剧在伦敦上演依然效果不佳。1910年，他应出版社邀约，着手改编《黛西·米勒》，不久恰逢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驾崩，国丧期间任何剧作也无法上演。在此期间，他还先后改编剧作《威伯特夫人》（更名《租房客》）、《贾斯铂太太》（更名《解除婚约》）。这两部未能搬上舞台，只能以剧本形式出版发行。值得一提的是，他临终前最后一部剧作《呐喊》（1911），虽然同样未能精彩上演，但由此改编的小说却成为英美畅销书，与当年杜穆里埃的作品颇为相似，仿佛是某种历史的巧合。

1890年至1893年间是詹姆斯投入戏剧事业精力最多的时期（传记作者利昂·埃德尔称之为“戏剧时期”），在此期间亨利·詹姆斯不仅积极投身戏剧创作和改编，而且撰写了大量戏剧批评，并协助伊丽莎白·罗宾斯等人将易卜生的戏剧翻译成英语并首次在伦敦舞台上演，为英国的戏剧“革新”做出了极大贡献。与此同时，他也利用排演戏剧的间隙为后来的长篇小说编写大纲和创作手记（后来“成熟期”的几部长篇一开始都是以短篇小说和戏剧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亨利·詹姆斯后期小说所呈现出的“戏剧化”般的效果由此也具有某种特殊含义：它遵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现实场景结构（比如长篇小说《尴尬的年代》的结构便主要由前后相继的若干“场景”构成），并且由亨利·詹姆斯灵活地转化成短篇小说的形式，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说，观众意识和戏剧活动感的纯熟运用乃成为亨利·詹姆斯1890年代以后小说写作的重要标志。

毫无疑问，相对于戏剧，亨利·詹姆斯更擅长小说创作。首演的失利尽管使他狼狈不堪，但并未将他真正击垮。相反，如同F.O.马西森日后所说：“与其说（亨利·詹姆斯）是从过去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毋宁说他从中汲取了东山再起的新能量。”也正是这种新能量，激励他不断砥砺前行。荟集了美国自殖民时期以来的文学、历史和政治经典的《美国文库》，被誉为“美国典籍的最高殿堂”，在这套总数为300多卷的丛书中，亨利·詹姆斯一人的作品就占了16卷之多（包括20多部长篇小说，100多篇中短篇小说，文学评论以及游记和自传等）。或许正如传记作家所言，从事戏剧创作虽然只有短短数年时光，但却是亨利·詹姆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这一段时光为他成长为一名“伟大的作家”积聚了能量，而《盖伊》事件不过是这一进程中的一种催化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