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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者》，袁敏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

 

2019年世界读书日前夕，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对方邀请我参加在浙江图书馆举办的读书公益活动。后来我告诉这位来电者，当我听到她说出四个字之后，我就已经在心里答应她的邀约了。

那四个字就是：我是袁敏。

也许有些人并不知道袁敏是谁，但在一部分80后文学少年的心目中，这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名字：因为她推出了韩寒的《三重门》，因为她编辑出版了1-7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可以说，图书版权页责任编辑后面的“袁敏”二字，承载了太多少年的文学梦。

初中毕业那年夏天，我被保送到了本校的高中部。那个悠长的暑假，学校给我们这些保送生开放了一些特权，比如可以去图书馆无限制借书，可以到电脑房玩电脑。那是二十年前的暑假，我们这些苏北学生大多数都没有摸过电脑，更别谈上网了。我们慢慢学会了打字，学会了在BBS灌水，学会了发email。有一天，正当我们沉迷在网络世界中时，有个高高的厚嘴唇的武老师走进来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只顾着玩电脑，多看看书。最近有个叫韩寒的高中生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你们拿去看看嘛。”说着，他挥了挥手里的书，封面上是一个蜷缩着的婴儿。

当然，那本书就是《三重门》。

我不记得自己是从武老师那里读到的《三重门》还是后来从别的途径拿到的书。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像大多数少年一样喜欢《三重门》，为书中散发出的另类气质而着迷。虽然我早已不记得书里到底讲了什么故事，只记得主人公的名字叫林雨翔，以及一首整蛊的打油诗。

那天读书公益活动结束之后，主办方招待我们几个作家用餐。席间，听说我是读着新概念作文长大的，袁老师也来了兴致，讲了一些编辑出版的轶事。兴之所至，她谈起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构思。我听了很兴奋，当即向袁老师约稿，希望以编辑的身份跟她合作一次。袁老师大概感受到了我的热情，之后我们在中国茶博物馆深谈了一次，便很快签订了出版合同。

转眼到了2019年的11月，正是各大出版社论证年度选题的时候，再加上离合同约定的交稿时间越来越近，我便给袁老师打了电话，问询创作的进展。结果袁老师告诉我，原本的小说创作计划因为《收获》的专栏而搁置了。作家拖稿实在太常见了，我早已练就了风动、幡动，心不动，转而问起《收获》专栏的情况。

袁老师告诉我那是一个关于中国教育话题的非虚构专栏，第一篇写的是陈立群。陈立群？好耳熟的名字。经过袁老师的介绍，我想起陈立群就是前不久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杭州学军中学原校长，因其在贵州黔东南支教的感人事迹，在朋友圈刷了一次屏。刷屏的证据就是，我虽然没有点进去细看文章，但还是知道了有这么一位优秀的支教校长，而且就是杭州出去的。因为陈立群校长是浙师大数学系毕业的，而我的朋友圈里又有很多浙师大的校友，我能从他们转发的只言片语中感受到发自肺腑的感动和自豪，所以我对“陈立群”这个名字多留意了几分。

而袁老师把陈立群作为专栏的第一个采访和书写对象，必然有她的道理和考量。我的职业敏感告诉我，这个选题我必须去争取。本来我是向袁老师催稿的，结果催稿不成反而又多了一个约稿，袁老师没有像之前那次爽快地答应我。她有些迟疑地问我：“这个题材不适合你们吧？”我说等您把稿子写完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拜读，我先判断一下，如果真的不适合，我就不强求了。

为什么那么笃定地想要跟袁敏合作呢？我想首先是因为我信任其眼光。且不说她当年预见性地看到了新概念作文的价值，并且一眼相中了韩寒的《三重门》，光是她对作品题材的把握就足以让我刮目相看。其实我向袁老师约的第一本书稿讲的是由九个孩子组成的少年营乘游轮去南极旅行的故事，少年营中有各种性格的孩子和各种状况的家庭，在旅途中他们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最终在南极找到了各自的答案。光是听她讲故事梗概，就足以激动人心。难怪袁老师收到我责编的获奖图书之后说，这些书写得是不错，但不接地气，没有触及当下孩子的生活。比起袁老师讲述的故事，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于是我第一时间读到了袁敏采访陈立群的非虚构作品《燃灯者》，我决定签下这部书稿。

从我第一次读到初稿到最后一次看折样，少说也看了七八遍，但我每次都会泪目。泪目不是泪流满面，更不是号啕大哭，而是鼻头一酸，泪水静静地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掉下来。

泪目也许是因为文质彬彬的陈校长面对开发商的强硬态度。为了不让在建的商品房挡住学校的视线，让学生们看得见绿水，望得到青山，在陈校长的要求下，当地政府硬是拆掉了翁里河南岸已经建造完大半的商品房。

泪目也许是因为袁敏不找到真相决不罢休的那股执拗劲儿。陈立群为什么放弃高薪聘请，退休以后再次出征，前往黔东南苗乡支教？自己去采访！成绩优秀的苗乡女孩为什么突然中断学业嫁做人妇？自己去追寻！当年的宏志生后来怎么样了？即使陈校长不愿意提供名单，袁敏也要自己去查！查！查！

当我读到六个宏志生的故事时，更是触动心绪。他们原本因为家庭贫困处于辍学的边缘，是陈校长创立的宏志班把他们拉回了生活的正轨，于是他们能够顺利地从一株又一株小树苗长成一棵又一棵自立自强的大树。

宏志班是陈立群在杭州长河高中创立的，原本我以为只是巧合，直到我看到陈校长创立第一个宏志班的年份，我的脑海中才划过一道闪电。

那是2001年，也是我被保送到我们学校高中部的那一年。其实我们县还有另一所更好的高中，之所以选择留在本校，是因为那年学校突然出了一个政策，说是高中部创办了一个宏志班，凡是被保送到宏志班的学生，只要中考成绩进入全县前多少名，就能获得数额不等的奖学金，最高奖励1万元。同时，学校还安排了暑期通识教育课程和去南京的游学活动。这些对于二十年前的苏北学生来说，无疑是充满诱惑力的。

《燃灯者》出版之后，我第一时间把样书寄给了当年看着宏志班创立起来的武老师。我忍不住问他，我们当年的宏志班跟《燃灯者》中写到的宏志班有无关联。武老师只是给我发来了百度百科上的一段资料。事实上，有无关联已经无从查证，也不太重要了。

我们那个宏志班不像陈校长创立的那个宏志班，只招收贫困家庭的孩子。我们那个班其实只要成绩好就可以上，但实际上大多数成绩好的都去了另外一所更好的高中，愿意上宏志班的基本上都是家庭不那么富裕的学生，其中就包括我。事实上，我们那一届宏志班从高考成绩来看并不是很成功，最好的一个最后虽然成了当年我们学校的文科状元，但最后也只是考进了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而很多宏志生甚至最后没有考上本科。

因此，当看到陈立群校长创立的第一届宏志班百分百考上大学，重点大学录取率达84.3%的时候，我特别感慨，不管怎么说，中国乡村教育改革总算有成功的实践了！

在编辑《燃灯者》的过程中，我觉得最难把握的是我和袁老师的角色关系。无论是在作家出版社时期，还是在《江南》任主编时期，袁老师都是一个出色的策划者和出版人。跟她合作，多数时候是我在向她学习。比如她信手拈来地提出，可以在书里附赠明信片，小读者读了书之后可以写下自己的梦想，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稍加优化之后果断执行了。但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我该听谁的呢？最后我选择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在封面设计上，袁老师倾向于用采访照片作为元素来构思，然而设计了几款之后总是达不到满意的效果。这时候我觉得可能方向出现了问题，照片固然能突出非虚构作品的新闻色彩和现场感，但我们的读者群主要是少年儿童，而纪实风格的封面无疑会增加这本书与孩子的距离。所以我及时调整了思路，转向用老少咸宜的插画来弥合成人和孩子在审美趣味上的差异，并且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地说服了袁老师。当最后成书的封面得到袁老师的首肯并受到多方好评后，我舒了一口气。

袁老师如此包容我，我也会多站在她的角度去想一想。

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责编非虚构作品，它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要真实、讲求时效性，而且在表述上要得到受访者的认可，比如六个宏志生的故事就要分别发给他们审读。因为赶时间，所以我们是一边走校次一边等他们的反馈，甚至到了三校阶段，还有受访者要求替换另一个版本的文字的情况。这些都还好。

直到有一天，三校快结束了，袁老师说她又补充采访了一个宏志生，增加了一个故事，我有点为难了。因为我觉得五个宏志生的故事已经充分反映出陈校长的工作作风和人格魅力了，少加一个也无妨，所以我几乎第一时间决定婉拒袁老师提出的请求。

可是当我读完袁老师新发来的第六个宏志生故事时，我改变了注意。首先这是一个太特别的故事，故事中受资助的女孩主动提出给资助人打借条，并且在大学毕业之后不久就还清了资助的钱款。最近她在创业，主要业务是广告运营和视频创意制作。就在她成功拿下杭州武林广场的黄金广告位的投资经营权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爆发了。本是春节人流最旺的时候，结果广场上不见人影。于是女孩开始在广告屏上做一些抗疫公益宣传，她乐观地说，别人捐款、捐口罩、捐物资，我们捐信心！所以这本书里就这样出现了一张跟新冠疫情有关的照片，照片的注释是：疫情无情人有情，共克时艰渡难关。

二十年前，少年的我爱读《三重门》；二十年后，我更爱《燃灯者》。因为无论怎么看，《燃灯者》都是凝聚了时间的机缘巧合，注入了我个人的生命体验，值得我加倍去爱护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