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敏锐的当代社会观察者，应该会对21世纪初年发生在中国文学场域中的“文学终结论”论争记忆犹新。时隔几年之后，当初发表“文学终结”之说，进而引起中国文人学者群情汹涌的希利斯·米勒的一本小册子《论文学》（On Literature）译本甚至直接被出版社移花接木改成《文学死了吗》——其热度可见一斑。“文学终结”可以视作与彼时在文学批评和学术界兴起的“文化研究”互为因果表里的一个事件。时至今日，兴起于欧美的“文化研究”因为其研究对象与范畴细大不捐所造成的缺乏边界——也有批判理论在现实语境的受容性问题，似乎已经在学术领域中风光不再，但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无论是文化工业批判还是亚文化之说，无论是各类关于种族、阶级、性别的“后学”新潮还是“解码-编码”的媒体新解，都作为前提性的潜在因素日用不知地融合到时下文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之中——此际的文学研究再也无法回到此前的范式之中，同意或者不同意，“后文学”时代确乎已然来临，自足、自律、独立的“纯文学”话语逐渐在丧失它的普遍合法性，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一系列文学文化现象与话语实践也在呼唤着一种新的人文理解、阐释与运行方式的到来。

一 “纯文学”之后

尽管有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与希利斯·米勒进行辩论，但无疑后者是对的，他所说的“文学的终结”实际上指的是18世纪之后在欧洲形成而又逐渐播散到世界各地的一套现代文学理念及其实践形式的终结。那套文学关联着民族主义的发明与生产、印刷书籍和印刷形式出现的媒体（报刊、杂志）、民族国家的建立、民主制度、现代研究性大学、具有“内面”深度的自我与个人……而到了如今一切都变了。维系作者权威的自我统一性和持久性变得不确定，经济、政治、技术的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的完整和一体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型大学，新媒体和技术变革促生了数量众多新形态的文学竞争者。这一切尽管具体情况并不容易一言以蔽之，但在中国文学场域中同样有细致而微的体现。

从1970年代末短暂的“伤痕文学”开始出现的一系列文学思潮或者流派，从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虽然所秉持的观念一反此前的意识形态规划，但从逻辑与语法而言，仍然是坚硬的历史主体在进行着宏大叙事——它们应对的是政治、历史、文化与现实，并试图做出批评、给出评价、进行反思与指示出路，即便是某个个体的故事与情感也有着更为直接的普遍性观念对应物。从当代文学史自身的发展而言，这无疑是对于之前激进文化举措的一种纠偏，与勃然兴起的“新启蒙”运动一道构成了自上到下的一种共识。这种情形在1980年代中期关于“现代派”和“朦胧诗”的论争之后迅速发生变化，进而一种强调审美自律、形式自足、观念自立、人性自由与个体表达本位的“纯文学”观念逐渐建立起来，前沿作家的趣味聚焦于技术、美学的探索以及抽象的关于历史、人性的超越性诉求，而区别于所谓的“驯服工具”和政治表达。

在欧美传入并蓬勃扩展开来的现代主义美学的滋养之下，“纯文学”潮流形成了先锋写作为主导的生态，与之齐头并进的是“文化热”、美术上的“八五新潮”、电影中的“第五代”，它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关于文学艺术的新兴秩序和评价标准。吊诡的是，这种秩序在形塑出自己形象的同时，也产生了自己的裂隙和拆卸者，只是在大势所趋之中，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承继了康德美学非功利、无利害、去道德化的文艺观，确乎建构出自己区别于政治传声筒的“主体性”，但超越于意识形态之外只是一种幻觉，因为此际关于市场经济的转改已经隐然在望，而更为直接的反应则在于新兴大众媒介比如商业性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与作为书面印刷文化产品的文学之间日益结合。在特有的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庇护制度和未臻发达的商品经济的背景中，大众媒介被当作辅助性的传播载体，比如文学作品的广播剧、影视改编、报刊连载之类，但它们很快就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甚至扭转文学的整体观念与形态——那个拥有创造性灵韵的“作者”，正在转变成文化等级（比如高雅与通俗、严肃与消遣、天才表达与市场取向的微妙而又确然存在的差别）逐渐消弭的“内容提供者”。

这种静悄悄的变革以80年代“联产承包”到90年代初“新一轮”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改革为背景，政治体制与一系列公共服务产品改革为标志，它直接引发精英知识分子的危机感及其应对，90年代初中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和“告别革命”的论争就是其表征，论争未必定型却形成了显然的结果：思想退隐而凸显学术的规范化进入前台，新自由主义、消费观念、以新贵阶层为仿效对象的中产阶级美学的兴起，折射出来的是权力-资本结合与正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博弈在当代中国的复杂面相。这一切被王晓明表述为一种可以描述其多元与复杂的面貌而难以锚定其内涵的“新意识形态”。冷战结束的新地缘政治格局，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共同在新世纪让一度有着后发焦虑的中国在“走向世界”的全球化道路上狂飙突进，社会主义中国初期建立的文学组织制度依然照常运作，甚至因为综合国力的提高而分享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二次分配的红利，但在现实的生产场域里，国家庇护主义不得不与文学的资本主义并存，甚至发生一定程度的媾和。在市场化进程中日益感受到边缘化压力的文学，愈加强调自己纯粹自足的象征性资本，但这种陈旧想象中的“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意义系统，与混杂的文学生产场域显然扞格丛生。比如白烨粗略勾勒的新世纪文学的“三分天下”：“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文坛，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大众文学，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网络写作”——它们各自秉持的文学理念已经发生了分化，也即，既有的略显固化的“结构-系统”无法盛纳变动的“实践-行动”了。

较之于“传统文坛”和“大众文学”那种有着政治议程与商业历史的老制度而言，新技术所带来的媒体环境的改变可能影响更为深广。大众传媒尤其是市场化媒体开始深度介入到“纯文学”的创作中来，尤其是有着逐利欲望的出版资本与信息业资本的参与、策划和营销，“纯文学”的壁垒已经被大举入侵的商业化运作冲破，甚至开始被操控。作者权威的丧失最初是在这种语境中发生变化的，甚至作家形象和风格也受到商业包装的影响。这个背景中出场的作家，他们写作的手法与题材、传播的手段、受众的类型及其作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所处的地位都已经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纯文学”大相径庭，“写什么”和“怎么写”不再是根本性的困扰，什么样的作品是市场需要的、能够引发广泛关注的才是核心命题，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如何被批评界和研究者纳入到主流文学知识与价值体系中去，本身也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生产行为。

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纯文学”用“怎么写”来冲决“写什么”，以“文学性”对抗（褊狭的）“政治性”，是对于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反拨，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文化政治。但是延续到90年代后直至新世纪，“纯文学”话语虽然依凭惯性向前推进，并且影响到后来的大部分写作，但已经将当初的革新势能消耗殆尽。如同李陀所言，“随着社会和文学观念的变化与发展，‘纯文学’这个概念原来所指向、所反对的那些对立物已经不存在了，因而使得‘纯文学’观念产生意义的条件也不存在了，它不再具有抗议性和批判性，而这应当是文学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性质。虽然‘纯文学’在抵制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文学很能难适应今天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不能建立文学和社会的新的关系，以致90年代的严肃文学（或非商业性文学）越来越不能被社会所关注，更不必说在有效地抵抗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侵蚀同时，还能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以文学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这个发生在2000年左右的关于“纯文学”的质疑和不满，被南帆视为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分裂在文学上的表现。他同时指出，我们必须历史和辩证地来看待这个问题：“‘纯文学’意味了美学上的个人主义。至少在当时（新时期之初），这个概念显示了强烈的反抗性。如果历史、社会只剩下一堆不可靠的概念和数字，那么，文学提出了个体的经验、内心、某些边缘人物的生活就是一次意识形态的突围……现今没有理由认为，负担上述含义的‘纯文学’已经丧失了全部意义；然而，现今也没有理由无视另一批问题的压迫——这一批问题的重量正在极大地压缩‘纯文学’的地盘。从权力、资本、生态问题到大众传媒、贫富差距、全球化环境，这些问题时刻与大众息息相关。文学不该在这个时刻退出公共领域——文学是不是该找回大众了？”

我们会注意到，当精英知识分子反思“纯文学”的时候，他们可能无意识地依然在用一种源自18世纪的文学观在进行思考，在那种观念中“作者”是主导性的，并且有着“干预”现实的能量，所以无论是李陀还是南帆，都是从文化与思想的创造角度进入，而并没有从文化产业与生产的角度进入。但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没有外部，而文学则没有内部了，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英雄戏剧在“跨越疆界，填平鸿沟”的舞台上已经演不下去了——他们心有不甘地发现自己不过是喧嚣集市中面目含混不清的大众中的一员。如果不将作者视为作品的唯一源泉（罗兰·巴特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宣称“作者已死”，此际显然工业化文学已经甚嚣尘上），那么作家论就失效了或者只具有部分和视角意义；如果作品只是文化生产、流通、消费中的一种商品样态，那么限于文本内部意义生发的作品论，就会丧失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更加复杂纠结的真正问题。这当然并未否定它们的局部有效性，但在艾布拉姆斯所谓的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四要素中，“世界”和“欣赏者”变得愈加重要，这无疑给我们的批评话语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由文学史知识和经典作品序列所表征的静止、封闭的现代文学概念松弛了，当下的现状倒逼着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与界定“现实”与“文学”。回首20世纪以来的文学遗产，可以看到前现代时期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逐步收缩、分化、结合西方现代文学观所做的创生，并获得自己的内涵与外延的过程。现代文学内部也一直贯穿着“为社会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分歧理念，只是在20世纪峻急的历史环境中，后者局限于少数精英群体之中，或者作为补充的次要因素，而没有成为普遍性的通则。看上去不同的文学观念却共享着同样的话语结构——启蒙与革命（以及后来的建设）交织着的现代性。文学的社会责任与道德关怀与中国固有观念结合，形成的感时忧国、文以载道的文学，最初就隐含着工具论和目的论的先在结构，至其极致则衍生为机械论和决定论的庸俗化。另一方面，审美、个体性与内在性属于文学无可回避的内生因素，它是文学得以成立和区别于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宣传的合法性基础，必然伴随其始终，但如果放大或者将其视为主导性或唯一的诉求，就会在自足、圆满、独立的幻觉中带来闭锁、内缩和逃避。在革命胜利面临的建设问题之初，社会主义中国文学同样有着“泛文学”意味，它广泛吸收民族民间的资源，以充实与改造现代以来的精英文人文学，并在从1949到1985年间创造出一系列“人民文艺”的成果。它们在“后革命”年代中被以人性论和形式论主导的纯文学话语取代之后，催生出反讽与解构的种子。因而，“纯文学”自其确立便已经走上了自我瓦解的路径。

“纯文学”之后，文学如何应对现实、创造出自己的形式与话语，无疑需要纵深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全球视野，综合现代中国、革命中国和发展的中国不同语境中生成的差异性文学形态与观念。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已经在缓慢地进行改变与尝试，而各类此前被视为文学衍生品的新艺术门类（比如游戏与视频）则拓展了“文学性”的范畴。这一切不免让人激动不安又充满好奇心，不同力量与选择的合力让文学在变革中前行，一切对于它的焦虑与不满都指向于新的人文话语的发明。

二 现象、话语与实践

从现象上来说，纯文学的裂变自王朔、王小波就已经开始，尽管在80、90年代之交他们并没有构成文学秩序的主流角色，但在文学组织与制度之外，由市场所扩大的话语空间中，他们从生产方式与流通方式上都显示出疏离主流严肃文学遴选机制的形貌，成为广受关注的现象与事件，并缓慢地形成了一种平行于“严肃文学”的轨迹。冷战结束与市场化宏观变局的世纪之交，昙花一现的以另类与时尚面目出现的“70后”美女作家（卫慧、棉棉、木子美）营构出市民阶层文化与欲望诉求的中国化雏形，很快在“加速”的市场化中被“80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为主的“青春文学”迭代更新。“80后”这个概念以其中性的时间标识，规避了“后文革一代”“后革命一代”“影像文化一代”等相关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这似乎表明，从现代文学伊始以来常见的“代际冲突”主题就不是它所关切的中心，尽管代际之间（父子、父女）的矛盾一再成为“80后”写作的题材，但它们已经被剥蚀、洗刷掉任何牵涉广泛的社会与思想革命的意涵，而指向一种“价值中立”且具备永恒性的人性化、普泛化命题。这种去价值化的策略显示了“80后”与“68年一代”之类相似命名的差别之处，即切断了与历史可能发生的关联（无论是继承还是反抗），而将自己树立为一个全新的群体。他们是“后纯文学”的最初代表，而他们的文本所显示出来的形象也表征了这个文学时代的面貌及其贫乏之处——它们是“向内转”的，但这种“向内转”却并没有延续现代主义文学对于内在心灵与精神的深度掘进，而是将“内部”作为材料进而符号化，这个“内部”如果说早期因为外部经历的有限而较多取材于成长期的内心与想象，近作则来自间接经验的视听文本与记忆——它们本身就是外部世界的复写和影子，因而迫使认识它们的方法论也不得不从马克思返回弗洛伊德，由本雅明通往鲍德里亚，从政治经济等外部社会学转向心象形态的文本精神分析和拟像的符号分析。

从解构文学到青春文学，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命题，即历史是否已经终结？伴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长久以来的对立的失效，世界呈现出多极化的样貌，而多极化则被主流话语想当然地处理为无视资本-权力主宰的多元主义。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主政期间的英美供给制改革，新自由主义从政治到经济被宣称为“别无选择”的结果，在思想和文化上则催生出福山（Francis Fukuyama）颇受争议的“历史终结论”。然而，传统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结合的新型资本主义并没有成为意识形态的终端，“文明冲突”，尤其是包裹在文明冲突外衣下的资本侵袭的议题凸显为不容忽视的存在，并一再被现实地缘政治中民族主义和宗教基要主义的回归所证明。加上由于科技与信息业的发展，资本主义演生出有别于大工业时代的形态，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历史观的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之所以产生形形色色的知识与思想派别堪称撕裂的争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建立在对于历史连续性和断裂性的认知差异之上。坦率地说，文学在这个时代已经滞后于前沿思想的发展，而沉溺在移植型的文学理念与技术的窠臼之中，本体论的历史观被拆卸之后，沦入到认识论的无限扩张之中，进而带来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它们构成了一个时代文学集中瞩目于个人、肉身、物质和欲望的生活政治的内在肌理——当代文学的写作者们不再像他们前辈那些现代文学的开创者那样气魄宏大、满怀信念，有着与历史同构的主体性。

如何建立我们时代的历史感，这必然牵涉到现实感的问题，而现实感则来自于对于现实本身的真切把握。由“现实”生发出来的各类书写，无论是19世纪确立的“现实主义”典范，还是20世纪以来“现代主义”的弥散，乃至“后现代主义”各类歧异纷出的表现，都是基于对变化了的现实的反映。当下的现实固然如同媒体汹汹而言的“未来已来”，但同时也存在着媒体热潮背后的“过去未去”，观念与技术的发展不平衡带来了多重现实并置和杂糅的复杂性。无论如何，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既定范畴都面临着局部失效的风险，因为任何意识形态都难以摆脱资本-权力的影响。伴随认识论的转向，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真相”“真实”等观念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意义上加以使用，或者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要被“现实感”——认知视角、可信度、说服力——所取代，这自然导致了文学表述中的变形。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曾经短暂兴起过的“新写实主义”更多是增添了事关个体、肉身与欲望的维度，那么到了新世纪以来的以先锋作家对于形式、语言、结构、技巧的现实主义复归（余华《第七天》、格非“江南三部曲”、苏童《黄雀记》），其实并非回复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式的现实主义典律，而是融入了被现代主义观念与技巧改造后的现实表述。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敏锐的写作者已经意识到先锋小说历史势能的衰减，因为它们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面对现实转移之后的“总体性”。“总体性”在19世纪现实主义那里以一种摹仿史诗的方式，构建出似真性的文本世界，那个世界本身凸显出具体而微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典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集合了种种社会冲突的“类”的存在，诉诸读者的共情心理。而在进入到20世纪之后，稳固的集体和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异化”形态已经超出了摹仿的能力之外；另一方面，新兴的摄像、电影技术至少在摹仿层面超越了文字的拟真效果，因此，抽绎的、作用于受众的同理能力的荒诞、意识流、自反结构与变形意象，自然成为现代主义的圭臬——它在理性层面如同摹仿式现实主义在情感层面同样，依然是可信的。

但是当多维现实的出现——广告、影像等大众媒体，美颜相机、美图秀秀、互动游戏、穿戴式智能设备、短视频APP等自媒体终端，建构出的全景观世界；人的医疗美容、优生选择、技术强化、基因改造等的自我优化——从内、外部改造并型构了环境与人的物理/客观现实、心理/主观现实以及虚拟/增强现实，那么文学书写的总体性还如何可能？从无边的、流动的现实主义角度而言，文学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生成了几种应对形式：一、回归到19世纪现实主义手法的，吸纳了现代主义因素，而侧重于“讲故事”的传统，避开了由于信息泛滥所造成的“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的巨细靡遗，而化繁为简、举重若轻。二、科幻、玄幻文学的新浪潮，将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为思想实验的形式，从而在世界观架构上达成一种幻想现实主义的路径。三、在海量的直接与间接经验挑战下，非虚构写作开始抢夺关于“真实性”的书写话语权，并由此形成了关于“片面的真理”的人类学视野。四、直接抛开经验世界，而投身于实验性的极端写作（接续现代主义艺术的余脉），从而试图创造出美学上的震惊性，它们的小众化和再精英化努力，试图重新在备受挤压的文学生存空间中另找出路。

对于现实和历史的认知，自然带出“文化/文明”与“传统”的重新梳理与解释。“新时期”伊始直到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成分复杂，但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大的取向：一是基于对庸俗社会学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进而引发出主体性、个体性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二是对西方启蒙现代性的再次张扬，重申了以西欧和北美价值观为主导的理性精神，并夹杂着抽象人性论和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三是因应“全盘西化”的主潮，以海外新儒家回传为契机触发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源自民间的各种非理性思想也因之获得了复活。在这种思想史背景中，文学潮流此起彼伏，原本在革命话语中被压制而隐含着的伏脉比如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和各类体现不同人群趣味的亚文化，在公众传播层面生发出自己的空间。曾经冠名为封建、迷信、不合时宜的题材与观念在政治主导性的缝隙中曲折萌蘖。其中最为富含“传统文化”因素的武侠小说便是大众文化中重要一脉，它不仅在图书期刊出版，而且辐射到影视、音乐和更广范围的流行文化，甚至形成某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平行的话语场域，形塑了80后生人的基本情感与道德教育。民国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港台与海外新武侠在80年代风行于大陆，不免隐含着对于“传统”的乡愁意味，但从梁羽生、金庸到古龙、温瑞安已经显示出家国叙事向个人自由的转化，它们的交织影响在大陆新世纪武侠和网络文学中，只是增添量的累积和细节的繁复，而并没有开创对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是在新世纪以来的徐皓峰那里，武侠书写褪去了其政治内核（民族主义或者个人主义），而凝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士”文化的缅怀，从中倒是可以窥见关于“传统”的博物馆化和通俗文化再生产。

就“传统”的内涵而言，80年代中后期虽然已经传入了接受美学、阐释学的相关讨论，但20世纪以来“中西古今之争”中，它一直不自觉地被从整体上进行言说和讨论：“东方”（以中国为本位，顶多加上印度的视角）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的”与“世界的”……经常成为对举出现的二元项，但其实每一项内部都充满了多样性和难以合并在单一话语中的异质性因素。“传统”的内在多元化和流动性只是在新世纪之后尤其是在民俗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相互影响中，才树立出“活鱼要在水中看”的动态视角——即作为“历史流传物”，它只有作用于当代生活与文化的实践，才是有效的历史，因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移风易俗的当代视角“扬弃”与“发明”，属于观照“传统”时候的题中应有之意，而从来不存在价值中立的、静止而又凝滞的本质化的自在“传统”在某个地方有待“发现”。

因而，空间的维度被凸现出来。边缘、边地、边民这一系列曾经在“寻根文化/学”中作为谋求补充性活力的存在，在新的换位中以主体自我表述的形象带来了范式的转换。文化多样性在中国有着来源广泛的传统：一是古典中国治理中的“大一统”与“因地制宜”之间的辩证，二是社会主义中国奠定的民族平等与移风易俗的协商，三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晚近平权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移译的影响。得益于80年代末以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以及诸多亚文化话语在中国语境确立起政治正确的位置，文化多元主义以其斑驳的面目成为文学书写的潜在语法——它延续并放大了“一体化”时代的创伤记忆，允诺任何一种立场都应该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当然有其解放的意义，但在解放的背面则是公共性的失落，没有任何共识能够具有“革命”或者“启蒙”那样的巨大的感召力和不证自明的时代必然性——如果有那也只是资本隐藏在其后的全球性质的消费主义，事实上无处不在的“中产阶级美学”及其仿效者正在印证着这一点。现代文学以来具有“救偏补弊”意义的边缘、边地、边民文化与文学再一次获得其发展的契机，它们承续了五四“到民间去”，抗战时期的少数民族“野性的蛮力”的输血功能，80年代的“文化之根”的寻找，在文化多样性的加持之下，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蓬勃兴起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并获得泥沙俱下的正名。之所以泥沙俱下，固然是因为多语言、多民族、多地域、多习俗、多宗教的差异性，能够提供有别于来自文化中心地带的思想、技术与美学资源；另一方面也因为身处于一个符号和消费时代，它们避免不了地会同资本与文化产业开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从积极的层面而言，文化多样性的思维转换，综合体现在“一带一路”的宏观倡议之中，这是在综合国力增强的背景中一种“解殖”的努力——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取得了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的去殖民化，那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需要在话语权上进行新一轮的中国气象与中国风格的重建，以及进行“中国故事”的自我表述，它未必一定要形成中西二元对立的框架，但吸收外来话语也意在强调中国本位。显然，“一带一路”重新定位了中国内部东西部之间的平衡、中国与亚洲尤其是与中亚、西亚之间的连带性，中国与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战略关系。在重绘中国文化地图的同时，其实也即重绘了世界文化地图，边缘、边地、边民及其文学在中国形象塑造的权重因而得以加强。

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与“文明冲突”密切相关的宗教和信仰问题。区域、人口与文化多样性的中国，除了无神论之外，还分布着世界上几乎所有影响广泛的制度性宗教，也充实着各类杂糅的弥散性信仰团体。在世俗化时代如何建构信仰的共同体与认同，不仅是宗教信仰的此岸与彼岸、尘世与天国、日常与超越的问题，同时也是在消费主义和技术化逐渐成为整体性生存环境中建立理想与信念的问题。其物质背景在于城市化、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同构性所造成的生活世界的革命，乡土中国正日益远去，它所负载的悠久文明与正在发生的城市为载体的实践之间生发出巨大的张力，从而也为各类文学书写开拓了无垠的空间。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说一切当代文学都是“城市文学”，甚至“大跃进民歌”或者民间口头文学，即便是乡土题材作品，也总是带有现代城市文明观照的眼光。而最为突出的现象莫过于伴随赛博格时代而来的网络文学以及各类文学向其他新兴媒介艺术的衍生形态：电影、电视、动漫、短视频、电子游戏……技术与写作的未来日益成为文学批评与研究不能忽视的存在。

如果要给晚近三十余年的文学绘制一幅新变的图谱，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反讽精神到虚无主义、宏大叙事到日常表述、历史象征到寓言故事、整全主体到弥散个体的演化，从世纪末到新世纪以来青春文学、科幻文学、网络文学、新武侠、非虚构、乡土底层与小镇都市、边地书写与信仰重塑这一系列的主题与实践，乃至外部环境与读者反馈的反作用力对整个文学生产系统的结构性颠覆，都构成了惝恍迷离的景观，批评话语尽管已经发生微妙的位移，整体性的范式转型尚未完成。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开启了重思知识分子及其话语方式更新的肇端，但彼时整体社会语境还在混乱而剧烈的变革之中，经过近二十年的沉淀，是时候进行阶段性的总结与发明了。

三 寻找何种新人文方式

文学在发生静然而坚定的转移与变革，这必然要求批评与研究的范式转型，进而导向关于文学知识生产、传播与文学教育形态的变化。如前所述，首先，原本呈“分化”特色的各类艺术边界开始模糊，跨界融合的“泛文学”或者说“大文学”观念的回归，此种综合、立体、多面的“文学”，既不同于古典时代含糊不清的“文学/文献”意味，也是对近现代西方移译的文学观的刷新。目前文学知识体系中关于文类体裁（小说、诗歌、戏剧、散文）、观念本体（语言技术、形式结构、美学旨归）、价值功能（教育、审美、认知、娱乐、治疗）的相关论述，都要面临新一轮的升级与替换。所谓“后文学”指向的是“文学”的现代典律，即与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一套关于文学的认知型构，尽管在惯性运行机制中还在部分地起着作用，在当代却失去了它大部分的阐释效力。

其次，在资本的新型阶段与消费主义作为无所不在的生态之中，文学的商品化以及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同构性，促生出形态各异却共生的系统。受政府组织扶持与资助的文学机构和实践，作为文化领导权的规划与实施，依然掌握着各类宣传、出版与传播资源，并且有力地通过经典化行为（比如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作品扶持，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四大奖”的评选等）构建当代文学的知识与价值谱系。官方以外的商业写作与出版行为，也将前现代时期的“通俗文学”和革命文艺中的“大众文学”的定义进行了改写：“大众化”内涵的“普及与提高”逐渐被侧重娱乐、宣泄与消遣的市民文艺所抛弃，后者更是在机械复制时代强化了感官刺激、类型批量化生产和产业化快销的层面，其中尤以网络文学的“分众”式、互动型生产和传播最为典型。同时，民间系统会复制、摹仿和改装官方的某些做法，比如“老舍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京东文学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李白诗歌奖”以及数不胜数的各种小说、诗歌奖，他们有的是企业赞助，有的是与地方政府合作，这一切都让既有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变得复杂而难以一言以蔽之。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游离在两者之外的所谓“野生作家”，比如康赫、霍香结、贾勤、姚伟、杨典等人，身份各异，也并不以文学为志业/职业，他们的写作充满形式探索的异质性，乃至成为新世纪文学生态中难以忽视的存在。如何认识这种文学生态，经典化与文学史思维无疑捉襟见肘，事实上有关通俗文学、大众文学和网络文学已经在尝试做出范式转型，如同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异质性不仅仅是差异性，即它是区别于主流的他者，但并不会满足于作为结构弥补意义上的他者，或者能够被主流吸附、容纳、招安和驯服的他者，与其说它排斥归化不如说它无法被归化；异质性也不仅仅是多样性，某种复数式的存在，体现出了某种文化体制的宽容精神；异质性是生物种别的不同，是原创意识的体现，它也许粗野、鄙陋，带着生番的气息，但它的意义也就在于此种元气之中”，它要求我们“在虚构之中拆卸常识的冻土层，而呈现某种异端的知识场景，或者建立有别于前者的文学世界”。

这些不同“文学”秩序之间的冲突有时候会发生耐人寻味的现象：作协制度对作家不遗余力地进行帮扶，既给予文化事业公共资金的赞助，又努力帮助他们进行营销，一方面试图在经典化的道路上有所推进，构筑国家文学的正典谱系，一方面又希望他们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而后者在计划经济时代原先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那些“严肃作家”似乎并不领情，既要做艺术家装点门面（因此有时候不免做出抨击社会的姿态，但也仅仅是姿态而已），又想半推半就地拥抱市场，以便在流通领域获取交换价值。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很多人以卖掉版权为荣，影视、游戏改编往往成为文学的最佳广告，让他们暗自欣喜，事实上很多作家的收入中版权收入的比重远超过版税收入。这种情形中，资本成了评论员，批评家则充当了广告人。

这一切背后隐藏着我们时代最根本的变革：资本-技术主宰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介的变革，而最为直接而又具有颠覆性的则是网络文学，“技术所带来的超文本性打开的不是作者层面的自省，而是生产层面的公共空间写作者，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自我意识的挖掘者和全新经验的创造者，而更类似于茶馆里、码头边、乡村庆典上面对特定的听众，将具有公共性的故事传递下去的说书人。”可以说，网络文学让“世界”与“欣赏者”（受众）的权重第一次超过了“作者”与“作品”，甚至有可能改写整个文化制度与法律观念。比如粉丝文化就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曾经的批判框架，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谓的“参与性文化”（Paticipatory Culture）其实不仅展示了某个文化文本的生产与消费的一体性，同时也指向各种文本文类的融合。资本-技术当然也会孵育自己的反对者，当人工智能小冰可以写诗的时候，异质性文本的出现隐喻了人文对于技术也许不自觉的抵抗。但是那种抵抗极为微弱，因为它们自己也需要按照资本-技术的逻辑才有可能出现在受众的视野之中。

技术逻辑也许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在他风行的畅销书中讨论过“技术垄断”的问题，那会导致一种唯科学主义的错觉，相信某种标准化的程序能够提供一种无懈可击的道德权威的源泉，但这恰好消解了道德，“它强调效率、利益和经济进步。它凭借技术进步创造的方便设施许诺一个地上天堂。它将一切表示稳定和秩序的传统的叙事和符号弃之不顾，用另一个故事取而代之；这个故事是能力、专业技巧和消费狂欢的故事。”只是技术的精致化所带来的社会复杂性与耦合度的过度紧密，避免不了带来崩溃与失败，所以社会观察家从管理复杂的、内部成分相互耦合的系统角度开始强调“怀疑、异见和多元化”。

从更为深层的角度来说，当技术及技术思维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也就改变了整个文化政治。由此进一步引发的则是在意识形态上权力政治向生命政治与精神政治的演变。福柯认为，17世纪发展出来、到19世纪在具体机制中完成的两种管理生命权力的形式的结合，以君主权力为代表的旧的死亡权力被对肉体的管理和对生命的支配取代了，权力转化为控制生命。福柯没有看到这种从权力政治向生命政治转型在20世纪基本完成，而21世纪是新的精神政治生态萌蘖的关键性阶段，它是在科技高度发展的辅助下完成的，如同韩炳哲（Byung-Chul Han）所说的：“另一种范式转换正在形成，即数字的全境监狱不是生态政治意义上的纪律社会，而是精神政治意义上的透明社会。”生态政治的时代随之终结，如今正迈向数字精神政治的新时代。

精神政治意味着弥散化、无隐私与价值观虚无。海量信息和加速度的生活节奏使得文学处于碎片化与快捷化，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在数字精神政治中变得同样呈现出集聚而不是团结、碎片而不是形式，这反向会导致对于整全性和总体性的重新企慕。但很大一部分时髦学者并没有自觉意识到技术思维的潜在影响，并且开始鼓吹一种数字人文的新型文学批评与研究。最初出于对形式主义的弊端所产生的远读（distant reading）可能是对于细绎（close reading）具有某种纠偏作用，但是当文学研究依赖于数据库量化和热衷于数字化建模时，文学就在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挤压下失去了其方法论的根基。当然，对数字人文的反思并非本文的任务，但对它所携带的技术思维在文学批评与研究中则需要警惕。

如果说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讨论”是在市场化勃兴的背景下将人文影响力日渐降低的焦虑掩藏在道德与伦理的究诘之中；那么在“人文领域正在被纳入广义的科技领域”之时，寻找新人文的方式，首先必须认识到“拜科技教”的背景——这是产业革命之后发生的转移，科学日益变成了技术的母体，在产业化需求下，失去了终极关怀而成为资本的工具。人文学科诸如技术哲学、媒体研究、人类学等也一直在反思技术与人文学科的关系，但是如同许煜举例所说，许多媒体研究“将当前的媒体当成死物进行研究，对于其政治意义则相当漠视。还有，数字人文基本上可以说是科技对现有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冲击，或者用计算机程序来分析文本或者画风，而非对工业技术的批判。又或者许多做STS的学者，研究的是脸书、微信等造成的社会现象……它们都变相地成了对这些工业媒体的‘服务’。”这实际上指出了“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思维逐渐被技术思维挤占了空间，更遑论文学所关切的幽微暧昧的情感与精神领域？

文学作为人文领域的一员，其发展既然内在于这个趋势之中，当然避免不了出现这种问题，整个知识体系的分工与重组都已经并且日渐出现巨大的变化，但文学依然有着区别于“拜科技教”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创造方式是非专业、去同质性、反技术逻辑的，存在着整全性思考的潜质。带着这种潜质回到“后文学”以来的中国现场，在分歧驳杂的各类现象与问题中，文学想象与实践还有可能导向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从资本与政治层面，描绘与勾勒“公”与“私”在过去与未来的走向，这是现实感和“真实性”的基础；从道德与伦理层面，思考由于区域、族群、宗教、语言、文化等因素所带来的价值多元，并构拟新的共同体；从超越性层面，思考世俗化时代的救赎与治疗，因为信仰问题并没有因为科技的发展而消失或者淡化。这一切有待开启一种新人文的视角。

1984年，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在纽约大学讲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时，梳理了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变迁：人性本善并且有可能臻于完善的信念，18世纪启蒙运动为标志的乐观主义，19世纪实证主义对科学、进步及未来的信心，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出现的承认人性的多重与社会的非理性力量的新人文主义观念……他一直警惕与批判人的工具化和集权政治，特别强调个体性，但对于人文学的前途只能报以前途未卜的态度。不过，他依然相信人文学能够使我们保持对未来的开放态度，相信人类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选择的自由。我想，尽管关于“后人类”、赛博格、人工智能的诸多说法与现实已经无可回避，但中西古今典籍中对于人本身作为目的的关注始终应该是人文学关注的聚焦点。就如同戴维·洛奇（David Lodge）谈论小说塑造“有意识的自我”的时候所说:“我们必须承认西方人文主义者的独立自我概念并不是普遍永恒的，也不是何时何地都适用的，它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好的观点或者已经过时，因为在文明的生活里，我们所重视的许多东西都有赖于它。我们也必须承认，个体自我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在他人和外界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被创造和修饰的意识。”不过，外部环境的变化显然带来了“作为智识活动”的人文学的一系列新趋向，任博德（Rens Bod）乐观地认为情况正在变得比以往更好，因为“源自不同领域的技术和方法正在与人文学科相整合，正在导向对历史、语言、艺术作品、文学作品、乐曲、电影、新媒体产品和其他文化制品的新分析、新阐释。对通用模式和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模式二者的探寻代表人文学中的一个不曾被中断的常量，正在被日益频繁地揭橥认知和数字化方法进行考察”，他将其概括为人文材料的认知法已然促成语言、音乐、文学和艺术的心理动机的新检验方法，数字、计算法已经导致了诸多新模式的揭示，源自人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方法的整合则生成了新学科，且那些方法也正在被应用到更为传统的人文学领域。

一切新的都会变成旧，而预测未来最好的办法毋宁是当下践行以影响未来。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文学终结论”。如果我们不将文学的历史视为终结，不去抹杀或压抑它的可能性，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确实死了；但它的既有呈现形态与批评研究方式的瓦解，也预示了新的人文方式的可能性——它打破现有的真理体制（它由资本平台-科技与媒体-精神政治的三位一体构成），从经验与表述的层面开启别样的选择——这个选择并不是无所用心地指向“奇点”（singularity）的到来、人的主体性的弥散（当然，启蒙运动人本主义以来的“人”确乎陷入危殆之中），或者历史的终结（取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全球资本科技联合体），而是以直观、情感与体验的方式整全性地、含混性地想象与思考“不可思议”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