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外文学长廊中，长安是一个具有流动性和生产性的词语，它引诱着作家们一次次重返大唐文化的精神血脉。在那种自信、大度、包容、浪漫的时代精神里，作家们抚摸着大唐的文化肌理，沐浴着大唐文明的荣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安梦》是高源对长安的一次文学想象，作者以一个名叫康斯贝儿的女孩的视角，讲述了“去长安”的艰辛之路，并再现了大唐的时代精神风貌。那么，这部儿童历史题材的小说，在历史叙事方面做出了哪些有效的尝试和突破呢？

不可否认的是，《长安梦》是一部极具历史感的儿童小说，不论是小说中人物之间的称呼方式，还是食物的命名和烹饪方法，抑或人物的服饰特点和语言风格，甚至地名以及器物的名称变化等，作者都能做到言之有据，在叙述中毫无违和感。“刺糖”“西市”“坐床”“花钿”“面靥”“素秋”等词散发出浓烈的唐代气息，它们紧紧依附在“长安”这一地理和精神场域中，为《长安梦》提供了叙述时空上的信服力。除此之外，大唐文明最著名的两张名片——李白和张旭，在《长安梦》里也得到了呈现。李白的酒与诗、张旭的草书，是大唐文化的杰出艺术瑰宝。在《长安梦》中，李白是作者倾注笔墨较多的人物形象，他与康斯贝儿相识于西州，又于37年后重逢于长安。种“刺糖”的经历成为二人相识并最终得以相认的记忆符号，这是一段颇具浪漫色彩的情感经历。在作者的笔下，二人的情感互动并没有落入言情小说的窠臼，反而平添了一丝纯真与执著。

在我看来，《长安梦》在叙事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类似纪年的形式，为小说提供了一种相对稳定但可切换的小说时空。具体说来，作者选取了“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天宝三载（公元744年）”这4个年份作为叙述的重心，在处理方式上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置于“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之前，并在小说后半部分再述了“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两个年份发生的故事，打破了小说的线性叙事常规，增加了小说叙事节奏的跌宕起伏。这种处理方式在叙事线索上“兵分两路”，康斯贝儿去长安是一条成长线，康二娘在长安的生活是另一条线，两条线在“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因康二娘与李白的重新相认而汇合，进而在叙事上形成了闭合，小说的情节发展至此达到高潮。从叙事上来看，作者更多采用的是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写作技巧，重在叙事上的跳跃性。也就是说，《长安梦》呈现的故事形态虽然是古典的、中国式的，但在叙事形态上看，它更多汲取的是西方小说的叙事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长安梦》在主题上也具有某种解构的意味。在小说中，长安是一处充满梦想的繁华富庶之地，人们穷其一生也要抵达长安：康斯贝儿费尽心思以偷换身份的方式，代替哥哥继芬去了长安；婴兰自幼向往大唐之繁华，甘愿去长安做舞伎；僧人们去长安为了传教；读书人去长安为了考取功名，谋个一官半职。长安像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吸附着小说中的人物。但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借康二娘和李白之口，道出了去长安后的心境：于康二娘而言，无非是“一个梦醒了，另一个梦又开始了”，奔赴长安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再度相遇，然后再度相忘于江湖；于李白而言，长安走了一遭，结交了挚友，看清了现实，也看清了自己。倘若说“去长安”是小说中人物克服千难万险奔赴长安的“内驱力”，那么“在长安”则是他们面对现实处境萌生离意的“外引力”。“在长安”消解了“去长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改了“长安”作为一种梦想存在的坚固性，这就是长安的宿命，也是芸芸众生难以规避的“围城心理”。

毫无疑问，《长安梦》在艺术上与它们是有所分野的，《长安梦》代表了一种重述历史的写作姿态：远离当下，回到相对遥远的时空，以一个孩童的视角重返历史的现场，表达古今人类相通的情感经验。《长安梦》这本书最值得称道之处，就在于作者的叙事探索和重述历史的勇气，这无疑是一个有追求的小说家难得的艺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