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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不爱汪曾祺

李 杨：主流文化的推介与认可，让汪曾祺的作品得以在当下年轻人的成长历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早在2006年7月，汪曾祺的《受戒》即入围了由《亚洲周刊》与全球各地学者作家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从中不难窥见对汪曾祺的推崇。此外，各个版本文学史与作品选对汪曾祺作品的描述与收录，以及《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的研究汪曾祺的文章，再加上体量庞大的将汪曾祺作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共同推进了汪曾祺在大学教育与学院文化中的接受。可以说，种种合力，让今天的年轻人得以在阅读、学习和研究的道路上，不断邂逅汪曾祺，从而为他们爱上汪曾祺创造了环境和氛围。

宋 哲：从文学的内部规律看，汪曾祺的经典化是因为他在文脉传承上的特殊位置，即兼具中国的“尚意”的写作传统和新文化以来吸收欧陆的人性书写。一方面，明人总结了以“意境融彻”，收摄总结“尚意”的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在现当代有两个代表人物：废名和汪曾祺。另一方面，沈从文“希腊小庙”的人性光辉。汪老自述“（沈从文）笔下的那些农村的少女，三三、夭夭、翠翠，是推动我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因素”（《关于〈受戒〉》）。在承继文脉的同时，汪曾祺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这两个传统的弊端——晦涩与矫揉造作。

蒋洪利：在我看来，汪曾祺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大众的喜爱，与汪曾祺的编辑身份有着一定的关系，他曾任《北京文艺》《民间文学》的编辑，熟知现代刊物的出版方式与读者的兴趣。除此之外，大众之所以对汪老的作品有着很高的接受度，也与其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余裕”有关，这也就是说不同的编辑可以根据市场和大众的需求，对汪曾祺的作品进行自由组合。近年来，不同的出版社曾以汪曾祺不同的篇目为名出版各类书籍，仅从书名来说，就涉及美食、生活哲学、爱情、乡土、旅游、花草等诸多领域，其中以生活哲学为题的书名为最多。单从书名来说，这些题目都非常吸引眼球，能够抓住当代人对生活和阅读的趣味。汪曾祺的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能够适应大众的阅读需求，甚至能提升大众的阅读品位，大众越来越推崇汪曾祺的作品也就不甚奇怪了。

胡 婧：汪曾祺的作品选集的确很受大众欢迎，其中最受欢迎的一本是《人间草木》。从2005年至今，这本集子至少出了16个版本，而且每个版本的编选都不一样。出版商不断编选重印，说明大家爱看，书也畅销。相比于汪曾祺生前正式出版的作品集，《人间草木》在网络上被提及的频率是最高的，也是最受欢迎的。这本只有书名确定的小集子，蕴含着巨大的包容力，也是一种大众喜爱的汪曾祺的缩影。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视角极为精细、描述极为专业。即便是路边一株结了穗子的野草，他也能描述那花萼上薄薄的苞衣，和发着银色绒光的种子。陈晓卿曾在节目中极力推崇汪曾祺。作为美食纪录片的导演，他在片中运用了大量的显微技术。这种精微的细节带来的真实体验，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常常可见。透过汪曾祺的文章，我们捕捉到了生活中的丰富细节，在平凡真实的世界里获得了新的感受。

王云杉：我的感受是，汪曾祺作品中较强的地域意识也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地域文化是作为一道景观进入当代文学的，诸多经典作品都记录了不同地方的文化特色，而汪曾祺作品则为读者呈现了丰富多彩的云南风土人情，它们主要体现在作家的方言运用、民俗呈现、美食描绘等方面。《七载云烟》写到魔芋豆腐。《昆明菜》提到“炒包谷”、“黑大头”、“韭菜花”、“乳扇”、“乳饼”等当地美食。《昆明食菌》对于云南诸多“山珍”的外观、做法、味道进行细致的描述。同时，汪曾祺对于云南民间文化的描写，具有珍贵的民俗学价值。《滇游新记》描写西双版纳泼水节的来历和仪式。按照作家的描述，在泼水节上，每个人的水桶中，不但滴了几点香水，而且还插着花枝。人们不是把一整桶水朝别人泼过去，而是用花枝蘸水，在对方的肩膀上掸两下。今天的泼水仪式和书中的描写已经完全不同。还有《昆明年俗》描写有些店铺在过年的时候，粘贴唐诗的风俗，而如今，家家户户早已用春联取代了唐诗。

汪老最宜躺着读

李 杨：在《说短——与友人书》中，汪曾祺提到：“短，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之一。短，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汪曾祺的作品多短小精练，这自然与他不擅长长篇写作有关，同时也可以说是基于他对未来小说发展趋向的判断。在文学界作品越写越长的八九十年代，汪曾祺逆时而动，文章越写越短，沉入对笔记体小说的探索中。汪曾祺深知“要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现代生活节奏”的现代小说，很大程度上不免沦为“快餐”，而他所开出的“药方”，是将对小说思想、语言和结构的探索压缩在短小的篇幅中，以达到艺术追求与阅读习惯的平衡。从这个角度来看，汪曾祺小说借由网页、微博、微信公众号等途径传播开来，可以说是对其创作理念的最好注解。而我所偏爱的，是睡前躺在床上，随手拿过一本汪曾祺的书，翻几页入眠。有时或许看不完整，但汪曾祺是贴心的，他不会让你看得“入迷”，而是淡淡地将你送入梦乡。

蒋洪利：诚如李杨所言，从接受群体的角度来看，年轻一代的生活节奏普遍很快。为此，作品创作就衍生出两种主要趋势，一是将文章写短，汪曾祺后期创作的散文即是这一方向的代表。这样读者可以利用零碎时间完成阅读。对于写得很长的作品，大多数会选择借鉴章回体小说的创作方式，比如说当下流行的网络小说。它的一大特点就是每一章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读者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完成阅读，即便暂时搁置甚至跳过中间几个章节也不会影响阅读。除此之外，快节奏的生活使年轻一代很难真正地品味生活，而阅读汪曾祺恰恰完成了他们想象性的缺失。当然，这种想象性的满足与汪曾祺作品中的烟火气也有很大关系。就汪曾祺的写作来说，他80年代后期的创作大都与地方风物、文化有关，这些作品与生活极为贴近，消解了年轻一代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感。

宋 哲：汪曾祺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饱含生活情味又时有诙谐。茶花繁盛，泡茶馆的联大学生走入凤翥街和文林街。昆明的果品不少，宝珠梨论十要价，宜良石榴色如红宝石，木瓜切成薄片装进玻璃罐子，昆明的胡萝卜脆嫩多汁而有甜味。有时也会到不大也不小、正合适的翠湖，这里的图书馆形制有点像道观。有位先生跑警报时带着情书，有位同学不跑警报，趁着锅炉房没人煮莲子。这些文字配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一代学人的昆明往事，也就更血肉丰满、摇曳生姿了。

王云杉：汪曾祺小说表现的人性美、人情美，及其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人们基本的阅读印象。除此之外，汪曾祺对人物言行举止进行细致地描绘，展现生活中的诗情画意。在这里，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成为了风景。比如《老鲁》描写校工老鲁以甲虫代替食物的生存智慧，《鸡鸭名家》描写小贩饲养鸭子的场景。原本平常普通的生活场景，在作者活泼的笔触下，显得妙趣横生，像一幅美术作品。柄谷行人认为，风景并非天然存在，而是被内在化的主体发现。具体地说，孤独忧郁的人更擅长发现风景。在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生活风景则被汪曾祺这样一位豁达洒脱的“鉴赏家”所发现。我们在阅读汪曾祺之后，对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风景，将会拥有更加敏锐的眼光。

胡 婧：汪曾祺笔下的人物总会让我想到我的祖辈。这些市井人物给了我亲切感，他们能在苦得多的日子里依然享受人生的况味。文章里，校工老鲁谈起小姑娘“戴得一头的花”，汪曾祺夸他说得真好。就像我奶奶数落人大惊小怪，说“跌到汤罐里涨大水”，听得我直笑。他的语言是从生活中最生动的那一部分萃取出来的。汪曾祺善用拟声词，写水桶“斤共斤共”，写鸭子“叱叱咤咤”，写奶奶气喘 “喝喽喝喽”，一念便知情状，哪里想来！这些人生活在乡土气息浓厚的前现代社会里，他们的生活让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作为一个“90后”，童年时电子产品不发达，寒暑假去外婆家，只能瞪着眼睛在农田里找乐子，身边什么东西都有意思。故乡与童年都一去不复返，它们是我失落的乐园。汪曾祺恰恰复活了这种美好的体验，联结起习惯都市生活的人们对于乡村的回忆与怀念。能够在阅读的时候释放我的怀旧情绪，有片刻的抽离与神往，我就觉得很满足。

流风余韵未曾衰

胡 婧：80年代开始，汪曾祺开始创作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此时他已步入花甲之年。而对他影响极大的沈从文，以故乡凤凰为背景的系列创作，集中发表于1934年，时年32岁。有学者认为，两人故乡写作因年龄与心境的不同，而产生了文本上的巨大差异。对比阅读两人的代表作《大淖记事》与《边城》，我感到汪曾祺饱含回乡的渴望，他用回忆的口吻让自己重新亲历故乡的人事。而沈从文更多是在讲述，他从远处凝望着故乡，为外乡人讲着当地的故事。

李 杨：汪曾祺主张“写小说要考虑社会效果”，注重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养料，同时强调语言运用的“合适、准确”，这些观点都与赵树理不谋而合，从中不难看出汪曾祺对赵树理创作观念的吸收借鉴。有趣的是，基于相似的创作追求，汪赵二人却俘获了不同的读者群。相较而言，赵树理立志做个文摊作家，他的小说是读给不识字的乡村人听的，运用的是便于“听”的语言。汪曾祺则有所不同，他将小说语言提到与内容同等重要的高度，注重字与字、词与词之间的“互相照应”，他的小说是写给人们反复咀嚼品味的，运用的是适于“看”的语言。尽管两位作家对于语言的具体运用不尽相同，但他们所写下的都是活的、富有生命力的语言，而这无疑是需要后来者领悟与学习的。

王云杉：除了沈从文与赵树理，也有学人论及汪曾祺对于老舍作品的接受过程。应该说，汪曾祺和老舍的小说都具有幽默风趣的审美特征。在80年代的《异秉》中，陈相公不得不默默忍受学徒生活的种种屈辱。当店老板王二以玩笑的方式说出自己的“异秉”时，陈相公刻意模仿的举动，幽默之中暗含辛酸。《八千岁》叙述主人公被兵痞八舅太爷敲诈勒索的情节，故事结束于八千岁打破平时极度节俭的生活习惯，喊人多来一碗三鲜面的细节，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这些地方的幽默接近老舍作品“含泪的笑”。同时，汪曾祺使用夸张、变形、漫画等手法，增强作品的幽默意味，与老舍作品颇为相似。

蒋洪利：从叙事角度来说，汪曾祺40年代创作的小说往往有着明确的时间刻度，像《复仇》是发生在一夜之间，《小学校的钟声》的时间刻度是一天，《落魄》则是以半年为时间刻度。到了80年代则竭力克制时间的传递，造成一种时间的模糊。在其关于文本的时间的表述中，往往把时间分为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两类，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热奈特称之为“时间倒错”。一般来说，这种时间倒错会呈现出两种形式，一种是时序变形，另一种是时长变形，也就是对场景、停顿、省略、概要等形式的变形。可以说，场景与停顿的使用在汪曾祺的文章中随处可见，这种停顿的使用打破了线性叙事的逻辑，造成时空倒错，制造了延宕感。文化、风俗、场面的融入，扩大了文本含量的同时也缩减了时间应有的分量。出现此一种情况，与作者对生命的体察有着密切的联系，复出之后的汪曾祺在时间意识上达到了一种“超越时间”的层次，换句话说，他建立了一种整体性的时间观念。娓娓道来的叙事抚平了现代人浮躁的灵魂，使他们得以沉下来享受阅读的乐趣。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合办“文学观澜”专刊2020年5月20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