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与严吴婵霞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写有一手好散文，儿童小说、童话都很出色，是香港儿童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曾担任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会长，又是香港儿童图书出版界的专家。有关鲁迅与中国儿童文学的话题，并非新鲜话题，有过若干这类论文与著作。但是严吴婵霞的《鲁迅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有其独到价值。本书七章，分绪论、鲁迅之前的儿童文学观、鲁迅的童年与儿童文学、鲁迅的儿童文学理论、鲁迅与科学小说、鲁迅与现代中国童话、结论。作者在论述这些篇章中有两个不可忽视的特点，一是注重鲁迅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主线索，系统而详实的考证的可信性、充分性和饱满性；二是对鲁迅给予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不夸大、不神化，而是实事求是，考究研讨的客观性、直观性和真实性，论述中鲁迅的儿童文学观念的起伏变化、纠偏、坚持，都说得明明白白，可算是一部鲁迅对中国儿童文学影响的直言书。

篇幅关系，这里只就“鲁迅的儿童文学观及其影响”一章做一阐说。这也是本书最重要的章节。其一，鲁迅给孩子以“人”的地位的确认。“救救孩子”是鲁迅为孩子争取“人的地位”的呐喊。关于孩子是“独立的人”的主张，鲁迅有许多文字在强调着；其二，鲁迅对于儿童文学有关儿童心理、语言、题材、插画等方面的独到见解，熟悉鲁迅的读者一概了然，这里简略。

其三，鲁迅的“儿童本位论”对于同时代的作家影响及其实践中的辩真。应该说，在鲁迅的引导下，最忠实地响应的实践者中，首提的该是郭沫若，就在鲁迅1918年5月发表《狂人日记》和1919年11月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之后，1921年1月，郭沫若发表了《儿童文学之管见》，郭沫若开宗明义就指明“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另一位重要的实践者就是郑振铎，郑振铎1922年1月主编《儿童世界》，他的编辑宗旨正是从鲁迅的“救救孩子”的呼喊开始的。他说：“儿童比成人得更当心的保养。关于儿童读物的刊行，自然得比一般读物的刊行更要小心谨慎。‘救救孩子吧！’”还有一位出色的实践者便是陈伯吹。陈伯吹1936年早春与鲁迅有一次面缘。陈伯吹终其一生为孩子写作“小孩子的大文学”，恐怕不无鲁迅文学观的影响。

其四，鲁迅翻译科学小说的初衷与演变。本书作者对鲁迅最早期翻译科学小说的动机与翻译科学小说的手法以及阅读对象都作了客观的论说，无夸大之嫌。其中，鲁迅正式开始他一生的文学活动，是在1902年负笈日本之后，1903年10月在东京进化社出版了他的译作法国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接着同年12月在《浙江潮》十期翻译凡尔纳的另一部科学小说《地底旅行》。鲁迅时年22岁。鲁迅译作的动力来自于“科学可以救国”，他在《(月界旅行)辩言》中说：“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但1904年9月10日，鲁迅进仙台医专期间，他的思想起了变化，他开始怀疑科学是否真能救国。1906年7月，鲁迅中止学医，离仙台回东京，专门从事新文艺运动。本书作者指出了鲁迅初译中的几点误区，一是对凡尔纳其人缺乏认识。他把《月界旅行》的作者误作美国人倍伦，又把《地底旅行》作者误作英国人威男。直到三十年后，他在《致杨霁云》的信中有了更正的说法。因他从日译本转译，并非为凡尔纳的盛名而译作。二是鲁迅翻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时，并不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他当时对儿童或儿童文学并没有表示特别的关注。三是鲁迅的译风是应顺潮流，即“采章回体小说形式，译述改写外国文学作品”。正如鲁迅在1934年5月15日给杨霁云信中所言：“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悔之已晚。”另外鲁迅对于介绍科学知识是否应“故事化”“文艺化”的认识也有反复。本书作者在这些问题上都作了不同的引证。并且认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便是从译介外国作品到创作自已的作品起步的。

其五，鲁迅的童话主张对中国童话创作的指导性。本书作者论述鲁迅对中国童话的发展起的作用，有几点很值得注意。一是鲁迅只从事童话的翻译，他并没有撰写过有关童话理论专著。可是，他在翻译的外国童话的译者引言、译后记和书信、杂文中都论述过他对童话的独到见解，而这些见解在当时及至今日都为儿童文学界所重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譬如，他关注了1931年关于童话教育功能的大争论。鲁迅在为孙用翻译的《勇敢的约翰》写的《校后记》中说下了这样一番话：“对于童话，近来是连文武官员都有高见了，有的说是猫狗不应该会说话，称作先生，失了人类的体统，有的说故事不应该讲成王作帝，违背共和的精神。但我以为这似乎是‘杞天之忧’，其实倒没什么要紧的。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员不同，它会进化，决不至于永远停留在一个点上，到得胡子老长了，还在想骑了巨人到仙人岛上去做皇帝。因为他后来就要懂得一点科学了，知道世上并没有所谓巨人和仙人岛。倘还想，那是生来的低能儿，即使终生不读童话，也还是毫无出息。”这段话鲁迅说出了童话的本质特征就是幻想。他在《小约翰引言》中还提出了“童话的魔力”来自于“实际和幻想的混合”的“写作法则”等等。二是鲁迅1935年在《表》的《译者的话》中首肯了叶圣陶发表于1922年的《稻草人》，他写道：“十来年前，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已创作的路的。”这段话铭刻在中国童话进程的石碑上。然而，本书作者还是把对叶圣陶童话的不同解读展示了出来，并非因鲁迅的话而一面倒的同声。这是学术的良心。三是鲁迅对张天翼的文学交往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例证，鲁迅与张天翼经常通信，其中有一信中提到张天翼的小说“失之油滑”，算是批评吧。本书作者对于鲁迅的批评在论述中又提供了不同的声音。四是鲁迅对当时童话界两位直接说过评价的叶圣陶与张天翼，本书作者又作了客观的比较，作者认为：“张天翼的童话为当时的生活于黑暗社会的中国人指出‘一条光明的正路’，这是十年前叶圣陶的创作童话所没有的。”最后的结论写道：“在中国现代童话史上，二十年代叶圣陶开辟了创作童话的道路，写出反映现实社会具有中国特色的童话。至三十年代，张天翼继承了这个中国自己创作童话的优良传统，把现实主义童话用讽刺的手法发扬光大，为后来的童话家竖立了一个典范。”

这本专著尘封三十年居然被中华书局总编辑候明慧眼识珠，让其得以问世，甚是感怀感佩。真真岁月无情，人有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