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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小说批评的重要方式之一，晚清理论类“小说话”的品评重点逐渐转移到对文本内容、人物塑造、审美趣味、社会功用等小说本身要素的探讨。而且在突出“直觉体悟”的同时，已尝试对小说批评进行理论思索与体系建构；尤其是，基于近代时势背景，对小说创作及批评与人学的关系、小说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人之价值的展现以及从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进行小说内涵规范等的探索，使得晚清理论类“小说话”呈现出强烈的介入特征、批判色彩及意图鲜明的目的性，对中国小说批评向现代转型作了诸多有益探索。

【关键词】“小说话”；晚清时期；中国小说批评；现代转型

 

【节选】

晚清理论类“小说话”的学理化倾向与中国小说批评的现代转型

由于晚清理论类“小说话”学理化品评趋向越发明显，它们对小说批评的话语模式、批评体系、批评方法，均已有所涉猎。此举为中国小说批评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契机与先导。这里所谓“转型”，主要是指采用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或观念思想来重新建构研究对象的品评机制，并以此作为相关学术品评的基点与归宿；它不仅是对特定时代思想的呼应，同时以价值预设的方式对特定的学术品评机制进行呼应，从而采用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与价值标准来展开学术批评。因此，此处探讨晚清理论类“小说话”在中国小说批评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意义，主要从晚清理论类“小说话”如何回应彼时时势所需而确立具有现代意义的评价标准、如何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话语机制两方面，意即从价值思想与方法视角两方面展开探讨，而非面面俱到。

(一)从突显书写人生到因批评主体精神的张扬而强调对近代文化精神的适应与介入

就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所谓现代转型就是在近代文化启蒙需求与“新民”的背景下，重点关注彼时政治、文化及经济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影响，从而突显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以及在个人主体能动性的刺激下突显国家改革的需求与民族自强的呼吁，从而促使文学创作与批评基于特定时代语境而对文学的社会功能、主题内涵进行转型探索。诚如王铁仙所言：“人学思想与文学观念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现代人学思想是现代文学观念的核心，现代人学思想决定了具体的文学观念和实际创作，甚至会直接决定文学创作的面貌。而在中国传统的古代文学观念背后，尤其是在宋明理学兴盛以后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学观念背后，是与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相联系的封建群体主义伦理观念为重要内容的人学思想，它像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所起的作用一样，否定人的自然属性和世俗生活的意义，禁锢、束缚人的个性的自由和发展，实际上否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王铁仙 166)据此而言，对人学的思考与书写，就成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重要体现。相应的是，中国小说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基于小说创作及批评与人学的关系、小说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人之价值的展现以及从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进行小说内涵规范等方面加以展开的，从而在批评过程中呈现出强烈的介入特征、批判色彩及意图鲜明的目的性(谭桂林 179)。

晚清理论类“小说话”在重视小说审美趣味的同时，开始着重关注小说对于人心、人性及生命意义的挖掘；甚至，已注意寻求小说批评挖掘“人学”的本质缘由。学界一般以为，“以‘五四’为起点的现代性文学的巨大意义，首先在于它显示出中国文学从整体上成为了‘人的文学’，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人学’，体现出了文学所应当有的人道主义的本质；而由于成为了现代‘人学’，也使它在整体上比古代传统文学更充分地实现了文学的审美本质”(王铁仙 173)。而作为“五四”思想源头的晚清时期，对生命、人性的探索也是很深刻、广泛的。可以说，晚清理论类“小说话”突显小说“有味”的审美趣味性，强调小说对近代文化精神的适应，已开启了“五四”运动有关“文学是人学”等思索的先河。在晚清，时人在突出小说审美趣味的同时，有关小说题材类型虽有诸多分类与归纳，但往往强调小说书写社会的与言情的重要性，甚至以言情小说首列于各种小说类型之上。如中国老少年《〈中国侦探案〉弁言》就说：“小说之种类，曰：写情也，科学也，冒险也，游记也。”(陈平原 夏晓红编 213)这种思想就是对小说书写人生意义的肯定与突出。以至于小说与人生的关系，成为晚清理论类“小说话”批评关注的重中之重。

典型之例，即是连载于《教育世界》第七十六至七十八号、八十至八十一号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年)。王国维借用了叔本华的哲学与美学等理论体系与话语表达，分“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余论”等多个层次，系统地研究《红楼梦》书写人生与真理的精神，认为《红楼梦》的目的“在描写人生故”(王国维 4)。王国维进一步指出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的“美术”之“务”，在于“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8)。这就促使王国维将《红楼梦》的终极价值，归结为书写人的“生活之欲”及其所导致的“苦痛”与“解脱”之道。由此得出如下结论：“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范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19)从《〈红楼梦〉评论》广泛使用的“吾人生活之性质”“纯粹之知识”“解脱之道”“彻头彻尾之悲剧”“美学上之价值”“解脱之理想”等术语看，可知王国维采用“动吾人之感情”等“品悟”方式的同时，已从理论层次、全方位、体统探讨了文学作品对于人的“生活之欲”的世俗化描写，以全面分析书写人生对于文学作品展现“美学上之价值”与“伦理学上之价值”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红楼梦〉评论》在西方学术批评理论的参照下，以生活之欲—苦痛—解脱—人生意义作为论述的逻辑层次，详细分析了文学作品应该如何书写人生的种种乃至适应人性解放等时代精神的需求及其意义。王国维曾指出“吾人之祖先对此宇宙之大著述如何冷淡遇之”的原因，在于“此书(即《红楼梦》)之精神大背于吾国人之性质，及吾人之沉溺于生活之欲而乏美术之知识”(9)。这就是从近代时势发展的精神需求批判古人、时人注重“生活之欲”而乏精神的“精进”追求。据此而言，王国维评判的切入点，已开始将小说审美趣味的形成缘由及其影响，放置于近代的时代背景与时人追求自由解放之精神下加以考量，试图建构兼具“抒情的文学”与“叙事的文学”的文学类型(张冠夫 101—107)。也就是说，王国维对《红楼梦》书写人生意义的强调，试图突破传统小说评点所擅长的道德教化先行的思路，而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而上角度分析《红楼梦》所写深具人道主义的本质内涵。这就是从作为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两方面，全面分析“人”的存在、发展与社会的关系。此类评判的原则在于，强调文学作品描述具有完全自由、独立的“人格”的时代进步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维对《红楼梦》悲剧美学的分析，往往融入了王国维自身对生活、情感的体认经验。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22)，那么，其认为《红楼梦》足以“动吾人之感情”，何尝不包含王国维自身呢！这是一种以“作者权威的确立”(陈志华 62—68)来展现批评者心声的独特叙述方式。据此，王国维在品评《红楼梦》时，自身的主体精神亦已得到极大张扬。

又如，觉我《余之小说观》亦专门论述了“小说与人生”的关系，指出：“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近今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余为平心论之，则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社会之前途无他，一为势力之发展，一为欲望之膨胀。小说者，适用此二者之目的，以人生之起居动作，离合悲观，铺张其形式，而其精神湛结处，决不能越乎此二者之范。故谓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即谓小说与人生，不能阙其偏端，以致仅有事迹。而失其记载，为人类之大缺憾，亦无不可。”(陈平原 夏晓红编 332—33)也就是说，觉我将小说的书写范围与意义指向归结为“社会”与“(人的)欲望”两方面，并指出小说的具体写作应该是对“人生之起居动作，离合悲观”的描写，以揭示人之“精神”为归结处。这就是关注小说对人生及人性的世俗化描写的典型。再如，上引伯耀所谓“作者之心，与读者之心，已默而化之矣”(244)，亦是强调小说理论批评者作为作品“读者”之一员，应该从“情趣”等角度深切体认“作者之心”，以此在理论批评中将“读者之心”的需求投射于“作者之心”中，从而在张扬“读者之心”的同时书写“作者之心”的需求。这种批评主体精神张扬的特征，正是中国小说批评现代转型的一大特点。鲁迅就曾说过：“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下来，这才能成文艺上的创作。”(鲁迅 16)此即强调个性张扬与追求自由心境对文艺创作与批评的重要性。

当然，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是一种复杂的双向互动过程，其最终意图是建立一种新的知识体系，与时人有关知识与社会关系的全新“认识装置”。因此，此类进程不但有政治、文化及经济的影响，还包括建立在外部刺激基础之上的更为深刻、长远的自洽、自适的调控行为。而王国维所谓“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觉我所谓“精神”书写，此类思想就是对近代社会有关“人性解放”“人之欲望”的呼应，也是批评主体精神张扬的典型反应；同时，亦是对小说在人的社会生活与精神活动中的调节机制，作了认知视角的思索与本质表达，以至于一定程度上促使时人开始借用小说这种载体而基于人性、人生的角度思索人的存在意义。这与后来以“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最主要的是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为“人道主义”内核的周作人，所言“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等观点(周作人 104)，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甚至，连载于《中外小说林》(1908年)的老伯《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一文，指出“小说之有取于曲本与白话者，抑亦开发社会之普通钥匙矣。究其所以然，则小说者其主动者也，而听小说、读小说者，则又感情于主动而无形被动者也。准此，作者竭主动之精神，以增长被动者之脑力，鼓吹文明，陶淑蛮野，舍曲本小说、白话小说，其又何从哉？”(陈平原 夏晓红编 331)所谓“鼓吹文明，陶淑蛮野”，就是强调对近代文明及其精神的适应应该成为小说书写与表达的重点。这种重视小说书写人生与现实的批评思想，使得晚清理论类“小说话”进行学术批评时的意图十分明显、介入特征突出。从这个角度讲，晚清理论类“小说话”有关小说书写人生意义的探索，其实是从彼时文化精神的需要加以展开的。这最终促使它们开始对小说的创作价值与存在意义进行关照视角的转变。在这种认识过程中，对小说与人生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就成为晚清理论类“小说话”展开小说批评的新的“认识装置”。它多为民国以降的理论类“小说话”所承继。如刊于1920年6月24日《申报·自由谈》的忍杰《小说漫谈》一文，就指出“小说的最要目的，[……]乃是由我观察宇宙万象的结果，用我正确的学识眼光，去描写社会上一切现象和人生的意义”(忍杰 3)等等。

(二)从描述社会风尚到突显社会担当之品评取向的转变

在晚清理论类“小说话”写作者看来，小说之所以能够盛行、并发挥改良社会与启迪民智的作用，是因为小说所写贴合时人“习气”与彼时风俗，从而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蜕庵曾说：“小说之妙，在取寻常社会上习闻习见、人人能解之事理，淋漓摹写之，而挑逗默化之，故必读者入其境界愈深，然后其受感刺也愈剧。”(陈平原、夏晓红编 83)就指出小说写作题材、写作趣味贴近普通大众对于小说传播的重要意义。故而，《新小说》(第一号)指出“小说之作，以感人为主”(57)。“耀公”《小说与风俗之关系》一文，亦指出小说创作的最高境界在于：“以达其情，婉言之以畅其趣，激昂而顿挫言之，以顺其气，伸其机，有不自禁其悲欢离合之设身处地者。”(325)正是因为小说具有较强的“文学趣味”，能够激发读者张扬个性与自由的诉求，使得小说不论是以长篇还是短篇进行创作，皆能够也应该起着引领时代风俗的作用，从而具备“改良社会之风气”的能力。故而，耀公认为晚清的小说创作：“或章回，或短篇，或箴政治之得失，或言教育之文野，或振民族之精神，或写人情之观感”(26)，以此突出并肯定晚清小说在社会风尚之外，对于政治、教育、民族乃至人生书写增加的进步意义。而正是由于人生书写的增强，使得小说能够满足作为世俗之人的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心理期待。也就是说，描写人的世俗生活中所特有的“文学趣味”，对于展现小说的进步意义，至关重要。这种引导正是基于小说“感情上有特别之引导者也”的内驱力，以至于能促使“风俗之转变”。又如，苏曼殊指出：“欲觇一国之风俗，及国民之程度，与夫社会风潮之所趋，莫确于小说。盖小说者，乃民族最精确、最公平之调查录也。”(96)强调突出“社会风潮”应该成为小说书写的主要内容。所谓“调查录”云云，就是进一步肯定小说创作应如实描述国家、民族衍变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世俗生活内容及其价值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晚清理论类“小说话”已开始强调小说创作对于日常生活与个体价值的书写及其意义。

尤其是，黄人《小说小话》试图从古代小说进行时风书写的传统及其与小说内容的关系，展开深层次的梳理。黄人认为明代小说就已开始进行时风书写，此类做法源远流长。云：“明人小说，以序述武宗荒晏、宸濠举兵及江浙倭乱、严氏奸恶者为最伙，然多无甚价值”，但此类书写往往是“别有不满意于当时社会者在焉”，以至于“每痛毁之”(《黄人集》 314)。而后中国小说的发展，往往存在依时人“积习”而作、甚至附和时人“结习”的情形。从这个角度讲，黄人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的兴盛，主要是“吾国崇拜英雄宗教之积习”的典型反应。然而，黄人又指出“文人学士，虽心知其故，而亦徇世俗之曲说，不敢稍加辨正”(《黄人集》 319)，以至于批评古代小说进行时风书写时，无法承担起相应的社会教化职责。甚至，黄人从社会文化、地理差异等角度，辨正分析了小说与社会风尚之间的交织情形，云：“小说之影响于社会固矣，而社会风尚实先有构成小说性质之力，二者盖互为因果也。吾国南北两部，风气犁然而异。北方各行省，地斥卤而民强悍；南人生长膏沃，体质荏弱，而习为淫靡，故南北文学亦因之而分，而小说尤显著。北人小说，动言侠义；而出于南人者，则才子佳人之幽期密约。千篇一律，儿女英雄，各据其所融冶于社会者为影本。原其宗旨，未始非厌数千年专制政体之束缚，而欲一写其理想之自由，而思力不充，更多顾忌瞻徇，其目的仍在封拜、诰赠，一若不得君主父母之许可，终不得为正当者。则又第二层之普通结习，潜驱阴率之，而不复能顾其矛盾也。而阅小说者，但喜其情节之离奇，叙述之隽妙，不知就自由之一点引申而整理之，故其效果，属其北者徒诲盗，属于南者唯诲淫。”(《黄人集》 319—20)据此而言，黄人已注意从南北地域及其文化差异，来分析南北小说的风格差异、内容区别及其影响。所谓“各据其所融冶于社会者为影本”云云，深刻道出“社会嗜好”的转变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故而，黄人认为“南人本好言情小说，前十年间，忽自北省传入《三侠五义》一书，社会嗜好为之一变”，进一步指出小说的流行也会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在于“阅小说者，但喜其情节之离奇，叙述之隽妙”等“期待视域”的有效推动。梁启超甚至将此类“期待视域”归为人的“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陈平原 夏晓红编 52)，以至被时人称之为“性使然矣”(58)，从而使得读者可以“不费心思”(74)地从中获得一种娱乐需求。

不过，晚清理论类“小说话”虽然注意探讨社会习气对小说创作、传播的影响，但未能提出如何依据社会风气规范小说创作的具体措施。故而，此类分析仍旧停留在一种理论思考的阶段，而未能付诸实践。当然，这种分析方法与视角的提出，毕竟从理论的角度加以探索，将小说的审美、趣味及社会功用有机结合起来，不仅改变了晚清理论类“小说话”批评的重点，同时关注小说创作的实际接受效果，以强化理论批评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联度。而且，从“社会嗜好”等角度拓展了小说批评的展开视角，从而对基于社会文治背景探讨中国小说批评的现代转型及其话语表达，作了观念先导与有效实践。

而上述所引晚清理论类“小说话”强调进行社会风尚的内容书写，主要基于对“人”的世俗生活与精神启迪的关照而言，从而促使此类强调最终导向突出小说的社会职责之一面。因此，伴随关注“社会风气”的是，晚清理论类“小说话”开始以科学、民主、自由等“外来”思想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引入一种“他者”的关照视角；尤其是，重点突出小说创作与批评的社会职责与担当。正如耀公所言晚清小说的创作“或言教育之文野，或振民族之精神，或写人情之观感”，此类关注重点就是从国家、民族及人性的宏观层面，俯瞰晚清小说创作的特殊现象及其时代意义。也就是说，晚清理论类“小说话”写作者强调小说创作与理论建构，皆应承担起书写现实、反映时势的职责担当，从而突出、强化小说创作介入社会与小说批评引领时势的意图。这种思想即是晚清“小说界革命”提出社会变革与政治图强意图的典型反应。

甚至，践行此类思想的方式，逐渐具有民主思想与科学精神，从而初具现代性意味。《〈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曾指出：“夫为中国数千年之恶俗，而又最牢不可破者，则为鬼神。而鬼神之中，则又有神仙、鬼狐、道佛、妖魅之分。小说家于此，描写鬼神之情状，不啻描写吾民心理之情状。说者谓其惑根之不可拔，几乎源于胎教。”(陈平原 夏晓红编 202—203)由此可见，批评家们认为小说应该对普通百姓的鬼神迷信风气负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晚清理论类“小说话”对此予以深刻批评。如棠《中国小说家向多托言鬼神最阻人群慧力之进步》一文，指出古人“日沈晦于迷信鬼神中”而“小说家又借鬼神以扬厉之”，从而“为人群智慧之阻力”，因此，应该对“小说之内容”进行时代需要的革新，以科学为主导而摒弃鬼神方面的书写(234—35)。又如，黄人《小说小话》云：“《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谓至矣。自有历史以来，未有以百余人组织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资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独立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者也。山泊一局，几于乌托邦矣。”(《黄人集》 303)黄人又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有通俗伦理学、实验战术学之价值”(318)。此类表达的思路即是以民主、平等思想等“外来”文明的角度为参照，去挖掘古代小说作品中所存在的相关现象，以充分评价古代小说之于彼时社会的合理存在之一面。这与彼时“今人每每称其(《水浒传》)提倡平等主义”(278)、认为施耐庵具有“民权之思想”与“女权之思想”(303—304)等普遍做法，具有相通的价值取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言说思路并非全方位深入改造古代小说的思想与知识，而是部分涉及；甚至，它的最终归宿仍着眼于分析小说之所以风行于社会的缘由。连载于《月月小说》第11号(1907年)的天僇生《中国历史小说史论》，就指出“古先哲人之所以作小说”的缘由包含“愤政治之压制”与“哀婚姻之不自由”(287)。此即借用民主、自由之精神而反思古代小说。不过，这种思路已开始从彼时“中西交通”的特定背景中，看到古代小说的创作与描写具有合乎“西学”知识的某些成分与特征，从而以比较的思路来开展古代小说的批评方式，亦有其进步的一面。由此看来，晚清理论类“小说话”往往基于近代时势所需而主动借用“西学”思想及其学术批评话语体系，通过对历代小说作品的重新诠解之举，以小说与人生书写、社会变革之关系为言说重点，试图实现对彼时时势需求的呼应、进而希冀能够以此类方式承担起在彼时社会变革与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对中国小说批评的现代转型作了品评机制与视角的有益探索。可以说，晚清理论类“小说话”惯用的中西比较、古今汇通、新旧融合等比较思路，正是后来中国现代小说批评家们所惯用与擅长者。它使“五四”时期的学者看到了以“科学”与“民主”作为文学批评主导性思想的操作空间与实践效果，从而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积极意义。

要言之，晚清理论类“小说话”尝试以“西学”知识来探讨古代小说的相关问题，甚至进行了中西小说批评理论的比较分析。在探讨的内容上，注意与彼时“中西交通”及相关时势相联系，从而注意寻求小说的社会功用与文学审美之间的平衡性；在探讨的方式上，已经脱离了此前“小说话”一味感性“品评”的方式，而是采用近代学术特有的章节体结构，予以长篇理性探讨与系统勾勒；在批评话语的使用上，大量使用西方的学术批评话语，从而逐渐减少传统小说评点过程中的感性、觉悟之类话语的使用；在批评的理论指导上，注意吸纳诸如“习气”“视域”“悲剧”“美学”等西方学术理论思想加以展开；在批评的终极诉求上，因批评主体精神的张扬而基于近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需求，强调小说书写人生的意义乃至适应近代文化精神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从学术批评的方法方式、话语选择、理论指导与意义导向等诸多方面看，晚清理论类“小说话”正尝试突破此前“小说话”批评的诸多局限，与近代时势背景保持紧密联系，从而对传统的小说批评向现代批评过渡作了诸多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