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敦煌》孤悬于庞大的“新女性写作专辑”之边，这意味着什么？读罢《敦煌》才发现，《敦煌》其实与近些年来颇受关注的敦煌这一文化象征空间关涉不大，敦煌不过是小说情节的一个转捩点，换成任何一个地名大概都是成立的。事实上，《敦煌》与“新女性写作专辑”里的作品一样，是对当下女性生存处境的一种探求，是对两性关系的再想象，亦是对艾伟一以贯之的“罪与罚”主题的再追问。

但似乎也略有不同。女作家们大多从女性视角出发，或关注对于女性而言“到底什么是独立、自由”，或构建对于艺术与生活之美执著追求的女性形象，或声援在性侵中遭受创伤的女性，可以视作女声独唱。艾伟则敏锐地意识到，性别议题并不单独存在，只有将之还原到两性关系的互动、僵持与拉锯中，才能显露一二。此外，他并不认为任何一个性别并不具有先天的道德豁免权，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考察具体个体的具体处境，以及面对这一处境的情感与行为抉择，才能理解真实不虚的性别处境，进而认识一个人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在构成了“女性写作”的镜像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极端情景下性别关系的有效的标本。

一开始出现在《敦煌》里的小项，是一个天真的女孩子的形象。像许多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一样，她缺乏恋爱经历，向往轰轰烈烈的爱情，热爱记日记。她还有一个有丰富恋爱经验的已婚女友。乍看小项就像我们身边的女孩子一样，但小说在这里埋下了机关。这样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孩子，竟然从未真正地经历爱情。不仅是她，相对更为成熟老练的周菲在婚前也没有人追，反而是婚后追求者众多。这是小说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某种意义上也泄露了当下性关系的秘密：婚姻不再成为情感关系的终点或者目的，相反，婚姻外的被传统道德所反对的情感关系成为许多人、特别是男性的追求和向往。小项就是这样传统道德的持有者，她反对周菲的婚外性关系，立誓要守卫婚姻的纯洁性。这里透露出叙事者小小的嘲讽：未经考验的道德誓言终究是飘散在风中啊。

在经过传统的相亲之后，小项进入了婚姻状态，完成了普通人的生活。也许是过于平顺，小项始终觉得未曾经历狂风暴雨式的爱情洗礼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她对于激情之爱始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激情之爱的狂热追求是自《包法利夫人》以来被不同的小说文本反复书写过的叙事传统。为此评论家还专门为此生造了一个词来概括这一倾向，即“包法利主义”。所谓“包法利主义”，就是“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有趣的是，“包法利主义”的主体，大多是女性。《敦煌》没有因袭《包法利夫人》特地指出阅读，特别是庸俗的浪漫主义小说对于这一类女性根深蒂固的影响。但是小项和周菲，就她们的职业和趣味而言，归在文艺女性大抵是不错的。像包法利夫人一样，即使没有合适的对手共同上演激情之爱，她也不惜在想象中幻化出一个理想的情人来。老练的读者如世事洞明的周菲一样，一眼看出韩文涤另有追求，在实现职业野心以前与以后均不足以成为理想的情人。但这完全无法阻止小项在想象中自编自导自演一出浩大的爱情正剧。在想象中，她都被自己感动了。

在女性对于爱情的想象中，身体并不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就像小说所写的，“她偶尔会想象一下和他肌肤相亲，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想念。她赋予韩文涤无数高尚的品质（没有绯闻成了他高贵品质的一种），她告诉自己她爱慕和崇拜他是因为对这些高尚品质的认同。她由此生出人生的暖意。”但是，男性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对于精神之爱的兴趣。对于他们来说，爱情，早晚会具体化到身体上。这才是两性关系的核心。因而，叙事者安排小项的爱情遭遇了尴尬的挫败，正剧变成了闹剧。但是，必须得有这一出“爱情”作为铺垫，想象中的精神之爱才会迅速过渡到身体之爱上。

于是，我们眼睁睁看着曾经以道德卫士自居的小项迅速领受并服膺了男性对于两性关系的宣示，沉溺于身体所带来的欢愉中。这是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首次发现，但绝不是像某些不切实际的理论说的那样，是对个人主体性的肯定。相反，她仍然是被动的接受者，是一种性别关系和性别秩序的臣服者。她所发现的身体并不是她自己的，至少并不完全是。因为无法将她与卢一明的身体关系纳入到她所认知的爱情轨道上来，无法以爱情的名义将之合法化，加上之前残余的道德感，对于丈夫陈波，小项略略感到愧疚与自责，但仍然试图与卢一明建立稳定的情感关系。她不知道的是，她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现在回过头来看小项的丈夫陈波。在小说刚一出场的时候，他是手艺精湛的外科医生，是一个理想的婚姻对象，而且对小项充满了感情。阅人无数的闺蜜周菲都赞同这一点，只是“手心冰凉，好像是个没有体温的人”这一细节隐隐预告了陈波之后的病态与疯狂。将陈波设置为有心理疾病的人，这一点颇值得玩味。一方面，作为一个“非正常的人”，他令人惊悚的所作所为被视为一个病人的歇斯底里，读者也因此获得了旁观者的安全的距离，某种意义上，这使得小说所反映的生活成为一个特殊的个案，削弱了小说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正是陈波的“非正常”，小说可以放大观察的倍数，让一个出轨事件得以在最极端的状态下呈现出来。这提醒我们，将病人作为小说的主角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另外，还可以想象一下男作家和女作家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果是女作家来讲述这个故事，大有可能将小项的出轨限制在心理层面，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对于艾伟来说，尽管是陈波的病态与非正常造成了恐怖的黑暗，但是这出悲剧的源头是小项碰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更何况，造成陈波病态的原因部分来源于童年时期他所目睹的女性的不忠贞。男性和女性的分歧，大约就在于此吧。

之后陈波对于小项的各种虐待和暴力简直让人不忍复述。只能说，我们仿佛跟随小项一起，一步步走进冰冷的深渊，感到无力逃脱。在这一点上，艾伟展现了一个优秀作家的叙事水平，平淡、甚至有几分分冷漠，其中却有着瘆人的残忍。在这期间，小项不是没有努力摆脱陈波的控制。离婚后与留美博士秦少阳的情感是最符合小项想象的那一种。但遗憾的是，小项不够决断有力，抵挡陈波的威胁。周菲关于男性和女性相爱相杀然后和解的循环论说服了她，让她相信可以与陈波重新开始。作为女性读者的我此时既深深怀疑又不可避免地抱着一线希望。这就是女性的软弱吧——相信希望总是存在的，现实总不至于密不透风。艾伟以小项被孤身放逐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这种廉价的乐观。

艾伟似乎还嫌这种顺理成章的深渊还不够，在此过程中设计了两重反转。一重反转是来自于卢一明的遗孀送来的一封信。在信中，卢一明以温柔而多情的语调将当初的身体交往解释为不可承受之情深。这完美地吻合了小项对于当初追求炽热而不可达成的感情的想象。“爱的穷途末路”这是一个足以抚慰女性的说辞。对于小项也是如此。她甚至愿意为此踏上敦煌，以获得更大的安慰。然而，就是在敦煌，小项的认知再次被颠覆了。卢一明的故事简直就是陈波和她的故事的翻版。爱情、背叛、恨意、凶杀，构成了爱情故事的另一面。我们无从考证到底哪一种为真，不过，从自身经历出发，小项大概会更相信后者吧。这是这部小说的神来之笔，艾伟得以将一个充满偶然性的故事加固为普遍的情形。

最后，顺便说一句，我实在不喜欢小说的结尾。敦煌已然负载了众多流行的话语标签，艾伟竟然又让小项去了拉萨！灵魂出窍，阔大的仁慈的声音，庞大的尊严……这些感觉经过多次描述，已经被蒙上了层层帷幕。它不足以有效地表达出此时此刻的小项。是的，我甚至不相信小项会去拉萨。不是所有人去一趟拉萨就会获得灵魂的重生的。好在，那个陌生的短信让小说不再停留于此，而是具有了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