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当下的批评界和理论界，一个极为明显而普遍的症候是阐释中国的“焦虑”。现如今，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亟需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和批评方法来扭转当前的理论焦虑。在这个背景下，周志强教授的新著《寓言论批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论纲》反思当下文学艺术批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并构建一种新的批评范式，即寓言论批评，用来阐释当前的文学艺术作品。

作为一种新的批评范式，寓言论批评的构建首先要追溯到文化批评的地位和功能。在书中，周志强将文化批评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具体地说，作为一种新的批评范式，文化批评致力于对社会文化议题的研究，尝试对现代社会进行改造，特别是希望通过改造观念的方式来改造社会。如此一来，文化批评似乎“天然地”带有一种批判的传统。这里所说的批判，“既是继承了康德的传统，致力于知识的判断和德行的分析，同时，更是充分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传统，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置换’为文化的批判”。

文化批评的政治性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叙事危机的充分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矛盾并不是直接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相反，它们经过了重重的伪装和掩饰而愈发令人捉摸不透。马克思毕其一生，旨在揭开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流通和积累的秘密。同样，文化批评也要穿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来揭示事物的真相，暴露出现实背后的“真实”。这就意味着，文化批评不仅要有直面社会危机和矛盾的政治性，还要有回到具体问题上的想象力。

文化批评旨在构建真实的文本，这种“真实”并不是指细节的逼真，而是说合乎历史逻辑前提下的总体性的真实。作为总体性的文化批评，改造自社会学的想象力，建立在世界物化图景之上的批判、解放和召唤。它不仅要站在公共的立场上思考文化的问题，更要从抽象的层面上反思政治经济体制的结构性困境。文化批评有了总体性意识，即认清自身所处真实境遇的同时，还要解决如何实现这种总体性的问题。

这就不得不提到本雅明。经本雅明重新阐释后的寓言已经上升到新的美学高度，其背后的内涵是世界总体性的瓦解。换言之，卢卡奇的总体性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主体消融、现实模糊的语境。这倒不是说总体性无法用来阐释当下的现实，而是说它恰恰反向证明了，为应对现实形象的碎片化和片面化，总体性必须得以重新赋形。从这个角度说，将寓言引入文化批评无疑是对总体性的一次全面改写。一方面，文化批评只有建立起总体性的意识，才不会陷入到对细节真实的考究，才能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确立起对结构性问题的思考和总体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当下语境中的文化批评又要借助具体的形象来通向广阔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不妨说，寓言论批评不承认文本本身可以自足的表意，而是需要借助外在的另一套编码系统来重新激活文本的意义。寓言论批评将所见之物视为辩证意象，通过将表面现象翻转过来的方法，通向社会历史的内在逻辑，从而抵达内部隐藏着的更真实的存在。这一点在书中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比如，在分析网络官场小说的一章中，周志强指出《权力巅峰》看似是在意淫般地幻想如何和权力腐败作斗争的故事，实则是“用反霸权的方式充分体会霸权的快乐的一种写作伦理”。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周志强在书中创生出大量的概念用来阐释当前文学艺术和大众文化，事实上，这也是他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傻乐主义”“怨恨电影”“嘻剧”“声音政治”“听觉中心主义”“伦理退化症”“青春恋物癖”“卑恋情结”“多语性失语症”“寓言现实主义”等全新的概念被发明，极富冲击力地刷新着我们原有的认知，旨在揭示大众文化真正的秘密所在。在我看来，这种“概念焦虑”的背后是作者面对当下飞速发展的大众文化的某种隐忧，特别是如何认清这些纷繁复杂的表象内部的本质。如果说既有认知和理论无法有效地对接和阐释当前大众文化的发展，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用另辟蹊径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经验呢？进一步说，“寓言论批评，也可以看作是通过概念的爆发力将人们从具体的生活经验里拖拽出来的方式。每一次词语的发明，都是一次击碎同质化历史意识的过程，也是一次为当下的生活打开外部之门的行动。”应该说，运用“概念星丛”来重组我们的认知乃至情感结构，不仅是作为寓言论批评的策略性调整，更暗含了作者引爆既有观念进而重构认知图绘的野心。这些，都体现出一位文化批评者的学术品位和担当。

总之，周志强教授的新著《寓言论批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论纲》面对当前文学艺术新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批评范式和方法。这对当前苦于理论与现实错位的批评界而言，无疑找到了一条路。有趣的是，周志强在后记中戏称自己对文献材料的考据颇不感冒，好在对于梳理和阐释伟大思想家的“盈余”充满兴趣。但在我看来，周志强能融汇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拉康、卢卡奇、本雅明、齐泽克等思想家为我所用，这种恢弘的理论气势不得不令人敬佩。再加上他对于当前文学文化现场的敏感，这种直面文化研究和批评现场的学术意识和担当无疑是最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