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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局外人的双向审视——论艾伟《敦煌》中的反叛想象与空间折叠

日常生活与戏剧性的极端情绪之间的边界向来是被广泛讨论的问题，艾伟擅长于在普遍的叙事逻辑之下聚焦于人性的堕落与忏悔，跌宕起伏的情节与弧形人物的塑造成为抽象概念下的反叛与坍塌，在这种围城内外的双重审视之中，挖掘斑驳而复杂的世态人情，建立起人性价值体系的描摹与摇曳。本文将以小说《敦煌》为例，探讨反叛悲剧下的边界坍塌与人性隐喻。

加缪曾说过，荒谬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激情。在现实背景下独立需求与社会荒诞的矛盾边界被逐渐揭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荒谬世界之下个体的理性、苦难乃至毁灭。日常世界中的压抑与冲突往往会带来精神场域的极端变化。粗粝现实之下的泥泞不断审视着情绪语境中的偏执与妄念，无论是空间上的自我突围还是在精神场域下的筛选剧变都会引导一定程度上的崩塌泯灭。

艾伟的中篇小说《敦煌》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精神幻象与真实世界的相继崩塌，主流意志下的时代经验与匍匐着的个体观念共同象征着当前社会的体验符号，二者相互对望所形成的审视进入了人性深处的罪恶，在堕落、忏悔与怀疑中展现自我拯救的话语痕迹。

一、日常生活与反叛想象

当我们试图以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来对这篇小说提出注解时，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小项，实际上就是一个自己生活中彻彻底底的“局外人”。尽管她并不是一个编剧，但她却在不断地以想象编排自己的人生。她生活在一个妖娆的想象中，不断地为那些蓬勃而热烈的想象赋予生命力。 她同母亲之间的联系化为小小的红盒子，她将那个上了铜锁的红盒子和里面所盛放的珠宝看作精致生活的一部分，她的日记、她少女时代的梦想，都存在其中。“后来，这只盒子成了小项的一个特殊领地，陈波和她之间很自然地形成一个默契，陈波不看小项盒子里的东西。”而面对婚礼，她期盼着“她在某一天会遇上一个白马王子，然后披上洁白的婚纱和王子结婚。在那个梦里，连结婚的仪式都是在教堂里办的。”

除却生活中微小的仪式感，她也不断地对爱情婚姻提出幻想。她生命中几段重要的爱情，都与她的想象相伴相生。对待陈波，她认为是规矩的、平淡的、却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她不断地希望在生活中寻找到激情的燃烧，她渴盼着风情万种和狂欢式的耀眼夺目，性成为了她生活与想象的基石。

事实上，红盒子所承载的就是一个沉重的闭塞空间，小说在一开头其实就对这种反叛提出了注解：“结婚前没人追，倒是婚后，男人们好像突然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个金矿，不时会发一些暧昧的信息给她。”当小项将生活囚禁于这个小红盒子时，她所见的是温和的梦幻图景；而盒子打开之后，仿佛潘多拉魔盒出现魔鬼，小项一方面面对着“局外人”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也沉溺于偷欢，陷入逆反的自我逃离。

婚姻天然地为爱情蒙上了原罪式的色彩，逾越禁忌反而使得偷情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渴望，合法外衣下的暴力与恍惚也成为了想象的反作用力，不断地引领着小项滑向深渊。

在小项婚姻中出现的两个男人——韩文涤和卢一明，正代表着两种意义上的反叛和扭曲。

韩文涤是小项赋予了最多想象的存在，她近乎一厢情愿地编造着令她心动的瞬间，正如周菲所想的那样，小项对韩文涤的感情是由正常的崇拜感激，在反叛想象的编织之下，转化成了母性般的恋爱与痛苦。

同样的母爱情绪也出现在小项对待陈波的恍惚中：“日记里的每一句话对陈波来说都是问题，需要小项去填满并界定他无边无际的想象……自从小项讲述过一次后，陈波开始骂她贱货。小项刚开始觉得刺耳，感到羞耻，不过不久就适应了。她认为自己确实是个贱货。她如此轻易，怀着莫名兴奋，让一个几乎是陌生的男人占有了她。在某种气氛下，小项觉得自己的罪在贱货这个词语里得到赦免，同时让她激发出一种宽泛的母爱，拥有坚韧的承受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小项几乎是不断地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着自我拯救，想象被爱，想象造神，在短暂的放纵中想象更多的可能性，转而又在现实生活中清醒地逃离。

事实上，小项与韩文涤的仅有的几次相处以正常眼光来看都尴尬而无趣。小项与韩文涤第一次可以称得上是暧昧的瞬间，是“有一次小项发现自己的乳汁从衣服里渗出来，感到挺难为情的。她本想去厕所里往胸口垫一些纸巾，见走道上空无一人，就面向墙壁把手伸入胸口，垫将起来。刚好韩文涤从办公室出来，看到这一幕”。

作为母亲的圣洁身份与她在男人面前的羞臊、性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原本是应该感到“难为情”的，然而，或许正是婚姻本身的捆缚与母亲身份的禁忌属性，反倒令她神魂颠倒：“后来小项时常回忆那一幕。当时的狼狈转换成了某种暧昧而温馨的感觉。好像因为那一幕，她和他之间有了某种私密关系。”

而在得知韩文涤的家庭生活之后，她也“沉溺在对韩文涤某种温柔的怜悯和母性情怀中……她想象他承受的创痛，想象他哭泣的样子（没想到这么高大的男人也会流泪），她多么想他埋在她胸口哭泣”。她不断地赋予着韩文涤高贵的品质和有趣的内涵，在这种造神般的想象崇拜中，她走进了韩文涤开好的房间。然而现实是尴尬的，甚至带着些灰色幽默，韩文涤在性爱上的处境令小项感到遗憾，想象也被击垮了，然而小项飞快地在精神性的真爱中重建了自己的想象，韩文涤在性上的缺陷并没有让小项粉碎她的情感，她转而在柏拉图的恋爱中去寻找自己的反叛想象，甚至在这种更为“纯粹”的爱中感受到沸腾的爱。在这种破碎的渴望之中，她仍然选择接纳韩文涤，借此完成对生活曲折的抚慰。

而后来遇到的卢一明则是她的另一重想象，与对韩文涤长久崇拜后的顺理成章不同，卢一明是轻浮的、漠然的、花心的。小项由肉体性爱的满足转向了对人的想象，抽象化的写意思维之下，混乱浮躁的社会背景得到了最为反抗性的体现。小项一次又一次地在盲目的激情中奉献着自我，转而悬置时空的意义，在想象的更迭中最大限度地宽恕人生，她的出轨与其说是肉体的毫不餍足，不如说是一场属于灵魂的反叛性流浪。

小项持续性地在这种自我的反叛中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局”，她自认为是日常生活中的局外人。一次又一次地逃离她原有的生活状态，希冀于在传统的生活状态中寻找到生命的更多可能。因此她不断地构建反叛性的想象，试图在一个抽象性的思维之下满足她对于爱情的想象。但与此同时，她又因此陷入了渺然的漩涡之中，即便她已然成为了所谓的艺术生活，但反叛想象最终也只存在于她自己的世界。

二、戏剧情境下的话语痕迹

小说的主线虽然是讲述着陈波与小项的婚姻生活，但在副线及人物中穿插了不少互文式的解构与证明。在生活的外衣之下，小说呈现出相对复杂和封闭的叙事时空，成年人在欲望挣扎之下的软弱与无助将个体经验化为了二元对立的焦虑批判。

在小说中直观出现了两个虚拟的世界，第一个就是周菲苦心孤诣编导的舞台剧，小说在前面就对周菲的创作进行了一定的铺垫。小项将自我的情感投掷于一个又一个男人的想象空间中，而周菲则将自己的感情放置在这出舞台剧上。

虽然作者并未对周菲的情感生活作出细致的描绘，但通过对戏剧中故事梗概的介绍，我们或许也能判断出周菲澎湃而激烈的内心世界：“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既相濡以沫又彼此折磨的故事。主题大胆，有赤裸的性，也有残忍的暴力。两个人慢慢走向自我毁灭……突然，一束光从天而降……一男一女两个舞者把手中的刀子刺入彼此的心脏。拿着蜡烛的诵经者从舞台四面八方涌入，围着两具尸体，佛经的吟诵声慈悲、庄严，又带着一些恐怖的气息……刚才死亡的一对男女死而复活，她们忘记了一切，开始了她们的舞蹈，回到舞剧开头的那一幕。”

在这个充满了悲剧意味的先锋派戏剧里，舞台上的故事和小项的生活形成了某种天然的反馈式支撑，在这悲悯的叙述中，小项在舞台上找到了自我的生活，也似乎明白了真实人性的寓意。小说所悬置的空间是利用舞台所实现的乌托邦，小项在舞台上男女主角的想象空间中呈现了自己最大限度上的平和与自由。

另一重幻象世界是在小说末尾出现的艺术家所讲述的故事。在前文里提到过，卢一明在一开始并没有被小项纳入自己的想象空间，而当两人在肉体上得到欢愉之后，小项也面对着卢一明的逐渐冷漠，也正是因为她和卢一明的故事，才让她收到了陈波的“惩戒”。

而当卢一明去世，小项彻底离开陈波，离开永城，听到了关于殉情的故事时，她对真实的世界产生了怀疑和恐惧。卢一明的信里，将小项看作他的天使，并将她比作曾经的爱人；而在殉情的故事里，卢一明杀害了那个“纯净”的女孩，而且没有因此得到惩戒。

“小项愣在那儿。她陷入巨大迷惑之中。一股冷风吹过院子，小项感到寒冷。艺术家问她怎么了，她没回答。她几乎是逃走的。此刻她需要安静，她需要整理自己的情绪。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世界太不可思议了。她该信那封信里的话，还是信艺术家的话？”

真相是多重的，而在话语符号的更迭中不断地被多重真相和人性裹挟着的悲剧所凸显的就是这样贫瘠荒芜却阴森的土地。

局外人的生存特性就在于此，话语符号的更迭之下，每个人都在被所谓的意象解构，然而层层叠叠的解构思维之下，原有的特性反而被无限磨灭。周菲所创造的戏剧舞台是一个空间感互相隔绝的象征，在剧场之中，舞台与观众既处于两个时空，又在同一空间内相互作用。在这种重合空间的“局外人”状态下，人们被戏剧痕迹所引申出崭新的思考，同时也对当前的情感悲剧具有更客观和广博的认知。

除了这两重直观的叙述，小说还利用了不少小的比喻来对人性提出注解。小项的婆婆在小说中出现的篇幅很少，但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首先，正是前期他们的离开导致了陈波扭曲的安全感，之后，也是她最先注意到了小项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紧接着，她面对儿媳的生活，隐晦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海豚是最钟情的动物，如果雄海豚不离开，雌海豚会安定不下来，会发疯，这样它肚子里的宝宝就会有危险。只有雄海豚离开得足够远，远到雌海豚感受不到爱人的存在，才会安心孕育自己的孩子。”

这一重比喻，巧妙地用爱的温情解构了小项的行径和儿子陈波的专横与扭曲，由此显现的人性妄念展现了一种极端的尖锐与冲突，极富戏剧性的语言与发展之下，关乎生命与人性的意识形成了紧张的形势，小项的生活悲剧是必然的，陈波的心理扭曲看似偶然，却也是生活秩序下的必然结果。当想象空间与现实世界弥合成为了致命废墟之后，人们如何在这种极端的戏剧式情境之下重新谱写话语痕迹成为了自我悲剧的赦免与堕落。

三、惊弓之鸟的坍塌与恍惚

艾伟擅长在极端的审美体验之下探究人性的复杂逻辑，暴力漩涡下的恐怖因子是他在社会书写上的主要命题，他不断地强调着暴力的紧张和精神噩梦的废墟。在小说《敦煌》中，无论是深受心理问题折磨的陈波，还是被陈波不断惩戒俘获的小项，都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在对立中描绘着暴力的生死存亡。

当陈波知道小项出轨的事实之后，他异乎寻常的冷静，甚至不断地要求小项做爱。在这种全然掌控的爱欲中释放人性中的残忍堙灭，而从那个代表着小项最私密领地的红盒子被打开伊始，小说就进入了噩梦的开始。“小项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陈波打开的是一只魔盒，魔鬼从盒子里放出来了，钻入了陈波的心里，它吸食陈波的精血，在成长。”

从这里开始，小说进入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恐怖氛围之中，读者无时无刻不是紧张的、恐惧的。小项面临着丈夫时常突如其来的关心和暴戾，又不断地被命运摆布着走向个体的异化，而不知道什么时候，陈波也会忽然地陷入恍惚之中。

到最后秦少阳的出现，小说进入了紧张的高潮。一方面，陈波希冀于走出困境，热衷于在小项面前找到存在感和优越感。然而，当他发现小项比他更快地走出了阴霾之后，他陷入了虚无的狂欢之中。陈波知道秦少阳的软肋是小项，便以此威胁让秦少阳消失。小项字这种惊弓之鸟的状态下陷入了符号化拷问之中，小说显示出了艾伟在精神场域的想象与敏感尖锐的剖析。

同样的意识分析还出现在卢一明的身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项与陈波的悲剧是由卢一明间接造成的，然而，小说将卢一明的欲望化为了其精神上的弥合痕迹，将他拉入罪恶的落网，使其在爱恨纠缠的自我癫狂之中走向深渊。

卢一明最后的死亡对于小项来说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解脱，“卢一明不一样，某种意义上这个人改变了她的人生。况且卢一明死了，死是一种赦免，原本故事里的轻浮自觉地被过滤了，她可以更庄重地讲述她和他的故事，讲述那三天她和他不知餍足的青春往事（小项觉得同现在比，那时候无论身心都年轻，虽然那时候她已为人妇且有一个女儿）。”当时空错位，原本极为重要的大事，在陈波的精神危机面前都成为了轻浮的往事，小说借助卢一明的死亡，进入了对生命乃至人性内部的思考与回望。

而即便是在探讨如此沉重的话题，小说也显露出了其呼啸的世俗性。小项所经历的一切都具有着乌托邦般的弥合色彩，她出于自我的蓬勃想象，一次又一次陷入真假难辨的温情之中，也同浮躁而冰冷的现实世界做出了鲜明的对比。

“她感到生命如尘土一般，谁也抵挡不住那只神秘的命运之手的拨弄。看起来过去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自己做出的，可回过头去看，还是见出无处不在命运的照拂。”

对于陈波、韩文涤、卢一明等人来说，他们是小项生活中的局外人，只能短暂地拥有她一段时间，但对于小项自己来说，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局外人，她细心用想象编织着每一出悲喜剧，却在生活的锋利中陷入断裂的堕落。

从精神出轨到肉体的沉溺，再到自我惩戒式的性爱悲剧，以及小项最后的出走永城，都代表着人性在边界纠缠的游荡与忏悔。小说不断地利用互文的手段，一次又一次地将个体经验凝结成为意象化的价值写照，无论是周菲的舞剧还是艺术家所讲述的故事，或是诸多小项自我经验的重合与回归，都提出了一种浓重的裂缝质感。

这些力量的弥合痕迹就在原本的废墟上构建了一层坍塌的挣扎，社会转型时期的人性撕扯成为了生活的隐喻，浮躁的物质洪流下人物的真实情感反应转而形成了压抑的注释，不断地对精神场域的立场提出注解。这是一种对边界的突破，同样也可以看作是一场被纵容的、不合理的壮丽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