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几年前，我在《天涯》杂志连续发表了几篇随笔，谈70后一代人的记忆，涉及很多个人体验。很多朋友看到这些文字，给我打电话，说读了后颇为触动。实话说，有些记忆是不美的，不优雅的，甚至可以说丑陋狰狞。我把它们埋在内心深处的坟冢。每一次示众，都无异于一次血肉模糊的撕扯。时代善于遗忘，它永远沉溺于“新鲜有趣”的东西，个人记忆也不一定可靠，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往往赋予其虚伪的自我美化和崇高感。同时，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正视真实，特别是“不那么美”的真实。随处可见的成功学（如“某人街头贴膜月收入过万”这类“成功学新闻”），野心勃勃的“反转期待”（如当下网络流行的“赘婿文”），恰是人们害怕生命真相的佐证。

感谢《十月》杂志，让《血色莫扎特》有机会与广大读者见面。它既是对青春回忆的一次哀悼，更是我对90年代社会体验的一次反思。1997年，我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直到2002年离开。尽管过去了二十年，那些生命记忆，仍不时出现在我的梦境。我曾长达半年多领不到工资，也曾连续倒班十余天，在蒸笼式的车间拼命干活。我震撼于底层工人的艰难生活，也为上吊自尽的大学生流下过热泪。这些小人物，特别是刚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他们的热情与希望，就在这样残酷的环境，被放置在历史的石磨，被碾碎，被摧毁，或者，像飘散的蒲公英，不知流落到哪个角落。2012年，我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英雄时代》，借助武松和潘金莲的戏谑故事，戏仿了90年代底层青年的生命感受。

但是，这些似乎又远远不够。那些熟悉的身影，一直晃动在我最压抑悲伤的梦境。他们被抛离原有的生命轨道，却无法顺利转轨为另一种安稳人生。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有的虚荣，有的惫懒，有的酗酒，有的苟且偷安，但他们都有过热情梦想，单纯善良的品性。很不幸，他们的故事，没有“幸福的反转”，没有“励志成功”。他们失败了，丑陋地消失在大时代“分享艰难”、“从头再来”的悲壮合唱中。他们有掏下水道的音乐系高材生，当门卫的计算机程序员，守仓库的服装设计师，看网吧的画家，在地下车间腌咸菜的日语翻译，还有那些更惨烈的“生命失踪者”，比如，欠下高利贷，骗了一圈钱后人间蒸发的原大学学生会主席，碾转在几个领导身边，被当作玩物，无地彷徨的女研究生，抛弃一切投奔广东，屡败屡战后不知所踪的外语天才，未婚妻沦为领导情妇，自己则被驱除出单位，落魄地在街头摆摊的青年工程师.......

很多年了，他们似乎已消失在了我的生活圈子。我挣扎着逃生，在江南某高校工作，成了一名中文系教师。我也似乎慢慢习惯了“知识分子”身份与书斋生活。我也能在国外的学术会议上侃侃而谈，不断出版学术著作和小说作品，获得某些奖项和荣誉，收获恭维的赞美和掌声。然而，夜深人静，那些早已消失的身影，还时不时地冒出来，冷冷地鄙视着我，质问我的虚伪和健忘，嘲笑我自以为是的身份感。他们时刻提醒我，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也许就像一个圆圈，无论他走多远，道路如何不同，都走不出那些最初刻骨铭心的青春体验原点。

2019年春，我决定继续写一部反映90年代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血色莫扎特》。小说用一桩二十年前的谋杀案，将几个城市青年的命运集合在了一起。我白天上班，晚上就喝着浓茶写作。小说写得很快，我听着莫扎特的《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也听老黑人percy sledge的布鲁斯音乐。这些痛苦而深邃的音乐，仿佛正契合着写作时的心情。曲子一遍遍循环，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个不停。那些幽灵般的影子，围绕在我的身边，热烈地与我讨论，推动着故事走向。不到二十天，我就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最后完稿，是在一个深夜。兴奋的我，走出家门，在小区的花坛边转来转去。小区的流浪猫，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冲着它笑了笑，陡然看到墨蓝的夜空，有几颗流星划过。我的眼睛湿润了，无论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那些曾经的身影，那些曾经的记忆，我总算有了一个交待。

小说完成后，一位兄长给出建议，希望作品更加超脱些。某种程度上，我赞同他的意见，情绪太浓，往往让作家深陷其中，少了审美提炼。然而，另一个角度而言，现实的审美力量，不仅来自冷静超然的态度，个人哲学观念对时代的撞击，也来自作家反映的现实，能浓缩多少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与时代印记，能代表多少理性反思与主体建构的努力。所有审美技巧，都应服从“灵魂的诉求”。当我们阅读《在人间》《涅朵奇卡》《祝福》，丝毫不会受制于时代隔阂，而是在新的审美陌生化中，震撼于那种细节的真实与人性批判的力量。 我当然不敢比肩那些大师的创作，但我也在不断思索，我到底希望通过《血色莫扎特》表达些什么？几个惊悚惨烈的故事？或者说某种“关注底层”的名声？我想可能都不是。也许结论还在于为这时代和人生，多一抹惨淡之后的亮色，少一点虚伪的优雅；多一点绝望之后的希望，少一点无病呻吟；多一点正视苦难的勇气，少一点自我麻醉的沾沾自喜；多一点悲悯与宽容，少一点自以为是的清高。

当话语变成某种税收义务，总有一些不妥协的“逃税者”。他们描写丑陋的失败，不愿为之抹上大团圆的亮色；他们冷峻面对现实，不想用赞美的歌声消解真实。他们知道，话语的美学试验中，有太多沉溺其中的趣味和把玩逃避的精英意识。也许，《血色莫扎特》不过写了一些个人的悲伤体验。这些东西永远无法纳入恢弘的时代记忆。但是，它们朴素而真实，让我们更加尊重那些普通的个体生命。社会变革之际，每一片雪花，都可能将一个生命带入无底深渊。还有一句话，是伏尔泰的名言，最近被广泛引用——“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我是卑微的，无法改变更多东西，只能拿起这只脆弱的笔。但是，当生命走向尽头，当记忆的雪花飘散在风中，我希望，不要再有深深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