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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丘陵及其政治抒情诗: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来源:《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聂茂  2020年04月28日10:20

摘  要:胡丘陵的作品被称为“后政治抒情诗”代表性文本,他的作品有着浓重的历史意识,其在历史的褶皱深处发掘人性的光辉,用全球化的视野和人性的光辉照亮读者的心灵;同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及作品艺术性、政治性和抒情性的高度统一,使得他的作品既有历史的深度、现实的厚度和精神的广度,又在保持思想高度和作品纯度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地寓含了散发着诗性光辉的生命情怀、悲悯精神与世界意识。

关键词:胡丘陵;政治抒情诗;历史意识;人类关怀;全球化视野

三湘大地自古以来就有忧国忧民的诗歌传统。数千年来,衡山一脉,湘江两岸,洞庭湖畔诗人辈出。在这片大地上行吟过的诗人如屈原、贾谊、陶渊明、杜甫、柳宗元、刘禹锡等,都写下了不朽的壮丽诗篇,迄今仍在三湘大地久久回响。当下湖南的政治抒情诗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对时代的理解和感悟,形成了格调高昂、气势奔放的独特风格。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不是在书斋中哀怨自怜、愤世嫉俗,而是积极入世,把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才华融入历史洪流。作为有情怀、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他们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心声,抒发时代的情绪,从而形成了政治抒情诗的独特文学景观。进入新世纪,以胡丘陵为代表的文学湘军中的政治抒情诗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为湖南诗坛赢得了声誉。

作为文学湘军中的实力派作家,胡丘陵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保持了难能可贵的文学初心和创作激情,写下了不少作品,且有多副笔墨,在诗歌和小说两端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小说《角色》获得湖南省第六届青年文学创作竞赛一等奖,花城出版社推出他的小说集《苍茫风景》,这显示了他视野的宏阔和讲述故事的能力。当然,为他赢得更多荣誉的还是诗歌方面的作品。其诗集《一种过程》《岁月之纹》,长诗《拂拭岁月》《2001年,9月11日》《长征》等都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胡丘陵的政治抒情诗有着浓重的历史意识,他擅长在历史的褶皱深处发掘人性的光辉。胡丘陵的诗歌创作起步很早,且有很强的自觉意识,他一直执着于提升作品的艺术品质。其摆脱了风格固化的窠臼,这使他的诗歌获得了很高的辨识度和一些有影响力的奖项:长诗《拂拭岁月》获1999年全国诗歌座谈会“海东杯”诗集评比一等奖、2000年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诗歌《沈园》获“沈园杯”全国青年爱情诗歌大赛一等奖。这些文学奖项的摘取,与其说是肯定胡丘陵的诗歌创作,不如说是见证了他一路走来的成功与艰辛。诗坛评论大家如北京大学谢冕、清华大学蓝棣之、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首都师大吴思敬、河北师大陈超等人分别在《文艺报》《诗刊》《中国文学研究》等知名报刊发表文章,对胡丘陵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

胡丘陵的作品被称为“后政治抒情诗”代表性文本,原因在于他对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及作品艺术性、政治性和抒情性的高度统一,同时还源于他摆脱了之前政治抒情诗板结的审美范式和僵化的思想情感模式。这样,他的作品既有历史的深度、现实的厚度和精神的广度,又在保持思想高度和作品纯度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地寓含了散发着诗性关辉的生命情怀、悲悯精神与世界意识。

一  中国政治抒情诗回眸

如果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我们讨论的中国“政治抒情诗”并不是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应景性诗歌文本,或只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文革”结束的孤独但喧闹的“颂歌”式的文学现象。实际上,那些存在于历史世界中与权力纠缠不休,不管是出于“自觉意识”还是“当局者迷”之人而作的“为主子颂”“为盛世歌”的文学作品都是它的前世,而这种在“文革”中发展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长句、短句或叠句,无论情感是激昂还是婉转,是呐喊还是歌吟,都不过是用革命辞藻包裹的文学骚动时代之转世轮回者。但这并不是论者关注的主题,故恕不详述。论者感兴趣的是,不朽的《离骚》也被冠以“中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学界在探究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狭义的)时,我们总会看到这样的话:新中国的成立,在诗人心中激起政治豪情(想起了“汉赋”),翻天覆地的变化必然会激起无限巨大的热情,从而反映在诗歌创作中。有学者还将惠特曼的《草叶集》和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等诗人的作品作为对中国第一代、第二代政治抒情诗的模仿学习和影响对象。如此这般,就必然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这种“抒情”是一种自欺式的真诚,即“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抒情”,还是一种投机式的“抒情”(如郭沫若对斯大林等人肉麻式的颂歌),这两种抒情是否也存在于闻捷、李季以及郭小川和贺敬之等代表诗人的作品中?就字面而言,所谓“政治抒情诗”,如此醒目地将“政治”与“抒情诗”合而为一,且政治排前、诗歌居后,这是否意味着对这类作品的评判标准也是政治功能第一、诗歌审美次之呢?

事实上,诗歌的“宏大话语”,当然包括政治抒情诗的抒情对象受到无情拆解,不仅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诗歌的个人化、内心化、知识分子化甚至是“身体化”写作(“身体化”写作实际上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的“身体化”写作主要指的是对女性身体的直接甚至是裸露的描写,比如在网络上极受欢迎又饱受争议的余秀华的《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身体化”写作并不是要强调作品中“身体”的在场,因为没有“身体”在场的作品是不存在的)早就轰轰烈烈地占领了诗歌写作的高地。在这样的写作语境下,再来谈论有着明显本质主义倾向的政治抒情诗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作为中国当代诗歌中最为特殊的一类,“政治抒情诗”的提法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尽管它实际出现的时间可以再向前推进到20年代与30年代的“左翼”作家蒋光慈、殷夫等人的作品中。一般而言,对于第一代政治抒情诗人来说,政治抒情诗主要强调诗的政治性,即在主题上,诗歌必须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必须与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兵相结合,必须表达无产阶级的建设热情与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成就,必须歌颂党的领导等;艺术风格上,必须要明朗纯净,不允许晦涩难懂;对于作家个人来说,他必须融入革命群体之中才是关键的,正如张继红所言,在“人民性”的阶级话语和国家意识形态双重规约下,“十七年文学”则集中地表达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并在个人/群体、民族/世界等二元关系中,书写了诗人见证、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主人翁精神[1]。换言之,第一代政治抒情诗人的任务并不是写诗,而是以文字的方式参与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阐释之中,诗只是工具和传声筒,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在这种语境下,只有符合意识形态的诗(前文提到的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等为主题的诗)才会得到承认,比如郭沫若的《新华颂》、贺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等。这些诗歌曾经轰动一时,因为它们是战歌,是颂歌,是充满建设热情与战斗精神和鼓动性的,它们自身的审美性远远不及它们的政治工具性。

有趣的是,当人们谈论“十七年”期间的政治抒情诗时,谈论的重心往往落在诸如“巨大的热情”和“伟大的奉献”等宣传性的话语上,而非诗的本质或审美特性上。而实际上,这些政治抒情诗的合法性并非建立于“诗”上,而是建立在异于诗的“其他性”上的。这种“其他性”主要表现为诗的政治理念化和现实附庸化。其通过“非诗”的手段获得合法性,而诗人则通过“去诗人化”的手段获得创作权利与传播权利。换言之,诗人和诗歌的双重自我异化共同构成了“十七年”政治抒情诗在诗歌领域的统治地位。这有损诗歌尊严,是荒谬的,其背离了诗歌本质的艺术属性。

即使是那些被封为“经典”的“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依然无法逃离宣传性质的二元对立。比如臧克家《有的人》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但实际上整首诗依然是在好人/坏人、奉献/剥削的二元对立的单一框架下进行写作,只不过情感有所节制而已。

从本质上说,“十七年”诗歌的体式和内涵并不是诗人的自觉选择,也不是诗歌自身审美的自然生成,而是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十七年”诗歌的主调是狂欢与颂歌,推崇虚妄的崇高美学,情感极富宗教感,采用特征鲜明的意象,从而导致艺术个性不足、情感内涵缺乏。为了把感情推向极致,“十七年”诗歌不断延伸诗歌长度,在诗歌形式上产生了仿效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或“阶梯式”诗。因为诗歌的功能不再是感情的自然生发,也不是思想的诗性流露,而是为政治斗争服务,为具体的政治环境服务,于是颂歌、战歌成为了“十七年”诗歌的主调。

回眸这一段历史过往,不仅是对胡丘陵政治抒情诗书写的背景作了一个铺陈,更重要的是,其对作者与读者有重要的警醒意义。

二  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历险

那么,政治抒情诗是否已缺失了诗的价值而难以留存于当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胡丘陵的长诗《2001年,9月11日》和《长征》等作品回归到艺术本身,给政治抒情诗带来了一股新的巨大的活力。

由于传统政治抒情诗中大量“零度象征价值”的文字(欧阳江河在《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一文中指出,列维·施特劳斯在《生的与熟的》一书中用“能够接受任何一种价值”来评价大洋洲原始宗教用语“Mana”,它“仅会有零度象征价值。 [2])占据了本来就狭窄拥挤的诗歌的公共空间,要打破读者偏见、克服政治抒情诗自身局限性,从而写出一种新的,尤其是有一定长度的政治抒情诗是十分困难的,就连胡丘陵本人也坦言这是一次“精神历险”[3]113。但从创作实绩来看,胡丘陵的这次“精神历险”是颇有收获的,谢冕、蓝棣之等著名学者把胡丘陵称作“第三代政治抒情诗人”的典型代表就很能说明问题。

应当说,胡丘陵十分擅长写长诗,他的诗紧扣当代生活现实却又能超出其中,主题宏大,视野辽阔,并用诗人的精神去观照和关怀现实与历史。《2001年,9月11日》和《长征》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两首长诗在“对已有诗歌史的观察”“经验的发现和洞察”“语言的再造”和“日常审美的超越”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可贵的努力。

虽然《2001年,9月11日》和《长征》被定义为政治抒情诗,但由于诗歌本身长度较长以及诗歌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它们实际上也是叙事的。与第一代政治抒情诗人所不同的是,胡丘陵这两部长诗的对象要么是媒体的镜像,要么是历史的尘埃。严格来说,胡丘陵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历史上的“长征”和改变世界格局的“9·11”事件。这种“无经历的写作”固然在某种程度上会损害诗歌叙事的真实感,但正是因为这种“缺席的经历”,使得胡丘陵能够摆脱僵化的“现实主义”观念束缚,创作出具有历史意识和人道情怀的诗歌。

胡丘陵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主要体现为历史参与意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对译,而是“通过对这个复杂的文本化世界的阐释,参与历史意义创造的过程,甚至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力运作和等级秩序的重新审理”[4]。也就是说,一个具有高度历史意识的诗人在描写历史事件时,并不会把历史当作客观的事件,而是把它当作文本,把历史文本化,这种“文本化”绝不是肆意篡改历史,把历史当做玩具,而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中,发掘人性共通之处,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去观照历史。在《2001年,9月11日》中,胡丘陵有这样的诗句:“那股通过卫星传来的浓烟/呛得我喘不过气来/小女孩美妙的琴声/被戛然撞断/老奶奶菜篮里的西红柿/滚落在地/流出血的汁液……”

诗人有着显而易见的当代意识。对于“9·11”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诗人并未从宏大叙事的角度着笔,那些新闻报道中常见的画面——诸如断裂的高楼、慌乱的人群和呼号的警车等,都没有出现在他的笔下。恰恰相反,他写的是极平凡的“女孩的琴声”和“老奶奶篮里的西红柿”,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突出生活应有的美好,以及这种美好被突然毁掉的伤痛。美妙的琴声固然无法被“撞”断,被“撞”断的是高耸的双子楼,更是女孩沉浸在宁静而和谐的音乐世界之中的那种安谧氛围。西红柿“滚落在地”,恰似被恐惧与绝望裹挟的四处奔逃的人群,红色汁液与血的联想堪称妙笔。除了“浓烟”二字,诗人对事发现场没有做丝毫描写,却让读者自然地联想到了伤重的群众与鲜血淋漓的惨烈场景。除此之外,从老太太与小女孩这一“老”一“幼”两个人物的选择,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用心所在。灾难来临,她们是最无力和脆弱的群体,也是在历史大背景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普通人,选取这两个角色似乎暗含着作者对人性的关注与重视。

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和精神困境是一个沉重的命题,但是胡丘陵并不回避,而是以滚烫的诗心审视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精神向度。《2001年,9月11日》“贯穿着诗的感悟,诗的追问,诗的祈愿,诗的批判,和诗的韵律,诗心跳动的声音,它邀约我们共同省悟这个事件背后更为晦涩的历史——现实——民族——文化——宗教纠结”[5]。接下来,诗人独辟蹊径地写道:“我的那些从海中打捞的整整齐齐的诗句/也被撞倒在海里/东一行,西一行/至今,还不知所经的旅途/到处流浪。”[3]5-7这是多大的灾难,连诗句都撞进了海里?诗人笔下的“撞”字再次出现,所撞之物依然不是挺立的高楼,却是诗人的诗句了。隐忍的悲悯与迷茫穿插在字里行间,胡丘陵没有直接抒情,而是说那“整整齐齐的诗句”被撞的“东一行,西一行”,其正如诗人难以诉诸文字的复杂情绪。历史是没有感情的,而诗人在记述历史时投入了感情,于是文字才能动人。

与第一、第二代的政治抒情诗不同,胡丘陵的诗歌“冷静、内敛、凝聚,承传了中国古典诗歌含蓄蕴藉、凝炼优美的优良传统”[6]。从这个意义上说,胡丘陵的政治抒情诗不再是简单的鼓动和浪漫主义的煽情,而是充满了人性关怀,用笔也更加细腻。

在《长征》中,诗人有这样的诗句:“将军们,看着自己精心培养的战士/一个一个长成草/自己的头发、眼睛和心都长出草来。”“精心培养的战士”永远地躺在了广袤荒凉的草地上,“将军们”却并没有停下来缅怀的时间。死者埋骨之处日后必然野草丛生,然而生者却无能为力。这首诗没有直写长征的艰难困苦和红军的顽强意志,而是暗含着一种“可怜河边无定骨”式的对于战争的思考,个体的细腻情感汇入历史的洪流之中,发出了清晰可闻的声音。“手挽手,走过若尔盖/走过这片世界上最不踏实的土地/以后走什么样的路/都踏实无比了。” [3]73-74行军路上险象环生,唯一能依靠的只是身边的战友。过沼泽之时,诗人用词似乎轻松,只写战士们“手挽手”“走过”,并未写艰苦凶险的细节;而脱险之后他的用词又“重”起来,“踏实无比”恰恰侧面反应了之前心态的紧张与环境的困苦。一轻一重两相对比,巧妙地还原了长征途中的小片段场景。需要注意的是,“最不踏实的土地”也在暗示我们,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后来的“踏实无比”,有一些战士们永远地留在了若尔盖,诗人以曲笔写死亡,比直写生死更能牵动读者的情绪。

历史已经过去,无论是长征,还是“9·11”,胡丘陵都不可能置身于现场,更不可能看见长征中的细节,也看不到“9·11”中“老奶奶的菜篮”和听见“小女孩美妙的琴声”,他所了解到的这一切,都来源于文献或媒体报道等形成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说,胡丘陵诗歌所面对的历史,本身就是文本的。如果诗人用客观的标准去处理这些素材,那么诗歌势必会显得幼稚可笑。胡丘陵把目光从宏大的历史事件中移开,利用想象,塑造了在“大历史”背景下受难的普通个体的形象。他似乎并不在意历史事件本身,而是在意事件中的人,尤其是没有抵抗能力的鲜活的普通人。

胡丘陵似乎有意把权威意识形态所塑造的历史文本去除,重新塑造一个关于“人”的历史文本,比如前面提到的《长征》中的诗句。红军过草地一向被权威意识形态塑造为“艰苦”和“牺牲”的代名词,如果胡丘陵继续以此为前写作基点,则难免使诗歌流于无聊和重复。好在胡丘陵避开了某些身躯庞大的词语的压迫,重写了这一历史文本。他用细密的情感替代了生硬的呐喊,这样既维护了诗歌的尊严,又写出了独特的历史体验。

三  生命情怀与世界意识

伊丽莎白·鲍温在《小说家的技巧》中说:“小说不只是叙述一下人们的经历而已,它还要在经历之外添加一些什么……小说决不是新闻报道,它写的并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重大事件……小说家的想象力具有一种独特的力量。这种想象力不只能创造,而且能洞见。它是一种强化剂,因之,哪怕是平凡普通的日常事物,一经想象的渲染,也具有了力量和特殊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真实,更富于内在的现实性。”[7]小说家如此,诗人的创作同样如此。作者只有依靠想象,才能把社会生活中得来的感性材料化为内涵丰富、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如果没有想象,作者就无法以形象的方式概括生活。不但创作者需要想象,欣赏者也需要借助想象的力量去认识作品丰富生动的艺术形象所包含的深刻内涵及独特的艺术特色。文学形象是用语言塑造的,它更具有间接性,因此对于文学欣赏来说,想象也尤为重要。

事实上,对于诗歌,尤其是以历史事件为对象的诗歌来说,想象的真实比起新闻式的真实,更具有艺术的力量。胡丘陵这两部诗的写作,可以说是“想象的胜利”。他完全不拘泥于“客观”,而是尽情发挥想象,构造富于情感的“历史诗句”。《2001年,9月11日》中有这样的诗句:“听一听小珍妮稚嫩的童声/妈妈,我才俯瞰这/美丽的城市/为什么要成为最后的一瞥。”小女孩的这一问尤为让人心碎——“为什么要成为最后的一瞥”,孩子作为天真、纯洁与希望的代名词,相比于成年人,更能使读者感受到恐怖袭击来临时人们的绝望与恐慌。白纸一样的生命,在刚开始接触世界的时候就结束了,这声“妈妈”叫的不仅仅是诗中想象的母亲,更是诗行之外的诸多读者,其经过想象的渲染,有了特殊的力量。

童年视角的注入为胡丘陵诗歌带来了崭新的审美向度。“妈妈,我要摘取红红的太阳/可太阳,一下子/就倾斜了/太阳好热,我好热/原来不是太阳在燃烧/许多吊灯都成了他的玩具。”单纯小女孩的眼中的世界仍充溢天真与童趣,哪怕“红红的太阳”已经不能被“摘取”,女孩却仍觉得“许多吊灯”成为了“他的玩具”,这样的天真在“9·11”的大背景下显得更为悲伤。对于爆炸产生的伤害,小女孩只会说“太阳好热,我好热”,“热”字背后的疼痛与灼烧不在诗句里,却可以烙在读者心上。“只是小手/来不及动弹/听一听爱丽丝的电话。”小女孩濒死前所想,也许只是接一通朋友的电话,然而小手却已经“来不及动弹”。这也是选取小女孩而非成年人作为想象对象的高明处之一。成年人的世界被诸多琐事困扰,而孩子的内心相对简单,可是连如此简单的愿望她都不能够实现了,让人何其心痛!生命的最后,她甚至只剩下一句话的时间。

胡丘陵擅长用细腻的诗情书写宏大历史。“‘妈妈,我爱你’/然而,这是最后一次。”前面所积累的所有情感,在这里达到爆发式的高潮,“然而,这是最后一次了”,她再也没有机会对妈妈说“我爱你”,再也不能听朋友的电话,再也不能伸手去摘太阳,再也不能在高楼俯瞰美丽的城市了。虽然小女孩与母亲是诗人想象的,可是女孩的无助、悲伤与对世界的留恋全都真实地存在于诗歌之外[8]62。因为想象的小女孩与想象的母亲不一定在灾难的现场,但诗人却把她们放置在了现场,通过与恐怖分子暴力行径的对比,这种女性和孩子的柔情更能唤醒读者内心深处的同情与忧虑,这也就是鲍温所说的“内在的现实性”。

胡丘陵曾说:“诗人必须是人类命运峰值的独行者,但又必须与芸芸众生共享空气、雨露和阳光。诗,永远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歌唱。”[9]表面上看,胡丘陵要说的似乎是诗歌的社会性和现实性问题,但实际上,他强调的是与芸芸众生的共生性问题,是世界性的,是诗歌的人性问题。在胡丘陵看来,诗歌必须是人性的,而人性是不分地域和国界的。

在《2001年,9月11日》中,胡丘陵写道:“如果你感到这寒冷的冬天有些漫长/请用我的诗歌取暖/如果你感到被撞的地球还在疼痛/请用我的诗歌疗伤。”[8]1“9·11”事件带来的恐惧和伤痕在世界范围内蔓延,诗人感同身受的悲痛和关怀跃然纸上。诗歌是否能用于“疗伤”我们并不清楚,但是诗人的人性意识是清晰可见的:“养老院里/一位朝鲜战场短腿的老兵/露出了他一生中,最为灿烂的笑容。”从战场上归来的战士,本应是最渴望和平与安定的群体,然而当得知恐怖袭击的发生,他仿佛重新唤醒了年轻时的自己、年轻时的斗志与激情,仿佛又整装待发,时刻准备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而战,这充分彰显出诗人的生命情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政治抒情诗的标签在为胡丘陵带来鲜明个性的同时,也桎梏了读者对诗歌感情响应的持续升华,窄化了诗歌原有的思想容量。诗人自身也有这样的顾虑,他说:“我个人的追求,我不是想写一首政治抒情诗,也不是现代史诗,我当时的追求是想写一部人类的精神史诗。”[10]诗人追求的不是标签意义上的政治抒情诗,而是一种精神史诗,这就是为什么诗人会把笔触聚焦到这样的场景上来:“另一位曾用机关枪击毙过15名美国大兵的老兵/愤怒地表示/如果需要,他将与50年前的敌人一道/走上反击恐怖的战场。”[8]6昔日因政治原因而枪炮相加的敌人,在胡丘陵的笔下,成为了为人类共同利益而奋战的战友。

在胡丘陵看来,人类的命运本就是一致的,人们只该为共同的敌人而奋战,不应该因其他什么理由而相互厮杀,诗人是关怀人类的。诗人的价值不仅仅是功利化的现实,而是用智慧之光烛照人类的历史与未来。因此,在《长征》中,胡丘陵能够这样写道:“为了这一山石头/两个用不同刺刀刺倒对方的战士/四只鼓胀的眼睛,发现对方是自己的兄弟。”战争的目的历来被统治者渲染得无比崇高与伟大——为了解放、为了生存、为了平等……为了一切的一切,唯独不会“为了这一山的石头”。然而对战争中的每一个普通的战士,每一个鲜活的血肉之躯来说,他们到底为什么而战?不是为了家国大义,而恰恰是为了“这一山的石头”,为了在他们眼中似乎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与同胞兵戎相向,把自己的刺刀刺进别人的胸膛。这时情节忽然发生转折,他们“发现对方是自己的兄弟”。关于这一场相见不相识悲剧的成因,诗人在下文给了我们答案。“一个被抓走的,不得不上战场的哥哥/一个因为哥哥被抓走/毅然上战场为哥哥报仇的弟弟。”[3]14哥哥被抓走,弟弟想为哥哥报仇,深厚的手足之情却被战争异化成插入对方身体的冰冷的刺刀。这样的悲剧是战争造成的,是时代造成的,但更是人自己造成的。有了这样的反思,诗人的悲悯情怀就得到了很好的彰显。

换言之,战争让这场兄弟悲剧雪上加霜,如果没有战争,就不会有被抓走的哥哥,不会有参军的弟弟,更不会有手足相残的惨剧。战争不再被粉饰上“解放”的标签,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都是胡丘陵所同情的个体,这也是胡丘陵诗歌人性光辉的所在。胡丘陵企图从更高的层面上寻找某种不被既有道德、利益和权威所规定的普遍人性,而战争正是毁灭这种普遍人性的罪魁祸首。

因为,一切血与火和狭隘的“主义”,都在妨碍着诗人寻找普遍人性,因此诗人谴责利用国家机器“公开制造恐怖”[8]78;谴责发动战争的人“证明正义还是非正义/命名是战争还是恐怖”[8]59。战争是人类的悲哀,现代化战争威胁着人类的存亡。诗人的反战思想在诗歌中展露无疑。但他的思索没有仅仅停留在反战的层面,而是更进一步,把目光投到对全人类的“大爱”之中。他希望“让清澈的河水/都流着牛奶和蜂蜜吧/让坐在坦克上的儿童/都坐在迪斯尼的游乐车里/让揿报话机的小手/敲打电脑/给海洋对面的少女/发出友好的Email”[8]78-79。世界上再也没有饥饿与战争,所有的人类都能友好地交流,对彼此心怀爱意。这种对于人类的“大爱”,跨越一切意识形态偏见的博爱,构成了胡丘陵两部长诗全部的人性基座。胡丘陵像是一个矿工,坚定地在现实的不完满处挖掘黄金,并把这些历尽千辛万苦挖掘出来的闪闪发亮的黄金,一个个放到读者的面前,饱含深情地向读者介绍这些小石头的美好与光亮。

总之,从第一代、第二代充满零度象征的政治抒情诗,到胡丘陵充满历史意识与人性光辉的政治抒情诗,这一类型的诗歌似乎已经走出僵化的模式,走向了一个更为开放和光明的未来。但政治抒情诗似乎永远无法摆脱“主题先行”的阴影。这一弊病的去除,将有助于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与传播,而胡丘陵给出了自己的方法与手段——把历史意识锲入到政治的内蕴之中,用人性的光辉照亮它们,用全球化的视野和人类命运的终级关怀,让诗歌插上和平的翅膀,带着大爱和光明在世界范围内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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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胡丘陵.诗歌,为什么对我重要[N].湖南日报,2011-0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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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丘陵. 2001年,9月11日[M]. 北京:台海出版社,2003.

[9] 胡丘陵.一次精神历险[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126.

[10] 祁 人,北 塔,陈 超,等.胡丘陵长诗《2001年,9月11日》研讨会纪事[EB/OL].(2009-09-18)[2018-08-11]. http://blog.sina.com.cn/wjxsxy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