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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春华:风格化的青年写作

来源:《创作评谭》 | 康春华  2020年04月21日08:50

“青年写作”日渐成为当下文坛关注的现象。登上文坛不久的“85后”“90后”写作者,在互联网时代丰富的媒介资源中从事写作,并在前代作家、批评家的关注下,形成了某些风格,也不断产生新的问题。班宇、双雪涛、王占黑、李唐、王苏辛、宋阿曼等一波或老或新的面孔进入大众视野,甚至有成为青年写作中坚力量的态势。2019年关于“青年写作”的调查问卷、沙龙讨论及研讨争辩有许多,在期刊编者的鼓励中,也不乏批评家尖锐的质疑之声。在某杂志针对“85后”一百多位青年作家的调查问卷中,面对“如何看待同质化写作倾向”此类问题时,多位作家认为存在这种趋势,但并非一代人的错误,同代人要避免的更大陷阱是一代人的精神矮化与自我规训。

纵观当下,青年创作较为鲜明的趋势是日常生活式的现实主义。紧贴个人的日常生活,或者来自心灵流变的虚构色彩,映射出青年人的情感与世界,是当下青年写作,尤其是“90后”创作的主流。“日常生活”从20世纪哲学中诞生以来,成为反抗宏大叙事、家国叙事书写的有效力量。但新旧世纪之交,“日常生活”逐渐蜕变为关注生活琐碎细节的贴地现实主义,与快速变迁却又带着冗杂性与割裂感的现代生活相比,这种书写是带局部性的,也丧失了本质化的反抗力量。如今,日常生活成为青年写作的经验酵母,客观上也成为逃遁时代、社会、历史等宏大词汇的避难所,写作视野、词语的丰饶与匮乏在日常生活的有限半径中蹿跳、犹疑,与乏味的“小生活”共同构成对生活的狂欢化反讽。

可喜的是,在青年创作的新生力量中,出现了不同风格化特征的面孔。他们捕捉到地域与空间背后的生活真实,关注大时代与小人物在历史中的流变,重新具有了或沧桑辽阔或平实真挚或波谲云诡的气质,文学的灵性在此处生根发芽,在广袤的泥土中重新焕发出属于这一代青年写作的勃勃生机。本文以周恺、双雪涛、王占黑三位青年作家为讨论对象,试图呈现他们作品显示的强烈风格化、带有美学与诗性质感的创作,以及这些创作背后所透露出当代文学的一丝生机,或许是未来青年写作中有生命力与创造性的维度。

周恺:青年视野中的历史书写

在青年写作的话题下,四川乐山“90后”作家周恺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范本。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30余万字的《苔》。在此之前,他仅有若干个短篇作品,且鲜见于文学期刊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作品少有人关注。《苔》以地方缙绅李普福、桑农刘基业以及两个儿子李世景、李太清为主要人物,穿插了清末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四川保路运动、科举终结与新学兴起等历史事件,将清末民初一系列社会大事件渐次编织在以乐山为核心的历史地理经纬网之中。除了生动饱满的历史细节,小说包含乐山方言、袍哥暗语、江湖歌谣等四川乡土生活,这位“90后”用强劲生猛的书写,接续了断层已久的李劼人的蜀地书写传统。

得益于李劼人在蜀地方言和思想的滋养,周恺在《死水微澜》的影响下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阴阳人甲乙卷》,《苔》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晚清民国时代。他对于方言俗语、地方志、传奇旧闻十分熟稔与偏好,散落在历史中的地方色彩被他用文学的方式一一打捞。旧闻与旧事经由一位年轻作家的擦拭,呈现出丰富驳杂的叙事风格与刚健醇厚的美学风貌。遑论小说的文学技艺,单论这份创作勇气,还有虚构故事背景中“皓首穷经”式的调查考据,都使得《苔》有超越同龄人作品的匠心品质与宏大气魄。

作为一个有确定审美趣味的小说创作者,周恺关注方言俚语的地方性特质,并引以为作家最重要的责任;而在与何同彬、欧宁、阿乙等人的对谈中,他强调自己对“挣扎与逃离”主题的偏好,《苔》是从《原始的叛乱》《群魔》《判道》等文学经典获得灵感的启蒙,并将其放置在生命“前史”中,讲述一方地域的历史、水土与民俗,使得作品最终“如同一件职人手作,以经年累月的劳动打磨而成……光滑的语感和复杂的故事让你惊奇不已……涉及的人物都是动荡时代里如苔藓般附土求寸的生命”[1]。

周恺并非生长于期刊生产和批评生态之中,他直言“对于期刊与批评家的趣味并不了解” [2]。很大部分青年作家将“创作同质化”问题归咎为一代人高度相似的教育背景与人生经历,却忽略文学本身是来自心灵本真的渴求和趣味的自然流露,那些体现在生命视野与个人价值趣味中的题材选择、写作风格,“不得不表达的东西”是期刊生产机制无法规训的。近一年出现众多边地诗歌、小说,以及所谓的“野生作家”,原因正在于此。

环顾当下文学生态中的青年写作,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周恺在“虚构”与“非虚构”的天平上,超越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以新一代年轻人的眼光,关注并执着书写地域、民族与家国历史的努力。与前代作家们一样,这代人也多少泄露出写作所依仗的地方经验,如双雪涛与铁西区、林培源与潮汕小镇、宋阿曼与煤矿厂区等。周恺也以家乡乐山为写作据点,视野却纵观整个20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回顾前代批评家对“80后”以降青年写作“缺乏历史视野”的指责,周恺的《苔》到目前为止,成了这代人关于历史的写作孤本与力证。

与此相关的还有小说写作的时间问题。格非在清华大学演讲中提出“重返时间的河流”。这代人的成长伴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从纸质书籍进化到硬盘存储再到互联网的“云储存”,人类因这些“记忆容器”的外置而显示出记忆能力与意愿的双重退化,“技术化就是丧失记忆” [3]。青年作家热衷重返熟悉的写作空间所承载的生命经验,在此处开启虚构的闸门,却惮于进入或返回历史的河流之中,进而忽略对整个人类历史长河的整体观照,而周恺以及以他为代表的青年作家,以自身的创作,书写了“90后”这代人对地域与历史的尊重与体察。

双雪涛:崛起的“铁西美学”

“铁西三剑客”的存在,在2019年下半年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班宇、双雪涛、郑执这三位来自东北国营老工厂区域的写作者,以其风格差异较大却有着相似地域色彩的写作,成为文坛关注的新锐力量。王德威、李陀、黄平、张定浩等批评家对此有分歧极大的评论。

李陀细读了班宇的《逍遥游》,认为他把大量东北日常口语、俚语、谚语土话以及方言特有的修辞习惯融入对话和叙事,既带有浓厚东北风味,又充满改革时代气息。而这,是“文学正在发生变化的重要征兆”[4]。王德威认为双雪涛的小说深刻触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隐痛,描写了东北重工业区所面对的巨大转型冲击,以及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的群像的生存状态[5]。黄平是最早称双雪涛等东北作家的写作是“新的美学在崛起”的人,他从已有的“80后”写作实绩谈起,认为青年写作应当摆脱一种“沉醉于自我”的美学困境,学会直面并反映这种当下国度中切实存在的社会性危机。以双雪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面对来自地域性的总体性破碎,重新使用迷宫般复杂的文学叙事,以及充满地域特征与文化弹性的语言来书写这种动荡的社会危机与生存体验,这种生存体验在书写中也超越了一己、一地之悲欢,从而溢出作品本身,成为时代症候的美学典型。黄平说,《平原上的摩西》是从本土的历史经验出发,回归于现实生活之中,思考尊严、命运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充满创造的形式,将这些失败者的生活群像凝练成为小说艺术。[6]

双雪涛的作品既兼具上述这种美学风格,同时也在小说叙事上,提供了新的审美质素。他的小说集《飞行家》中的一个短篇《北方化为乌有》就致力于小说技术的实验。一男一女两个漂泊者在除夕夜的对饮和独白,是小说的唯一主线。出版人饶玲玲、作家刘泳,还有后加入的女孩米粒,一男二女构成看似会发生爱情纠葛的故事设定,但其实形成稳定的三角形态,他们互相成为彼此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呼应与补充者。身份成了小说的障眼法,这是除夕之夜的“一千零一夜”。与千年前的冒险故事不同,他们聚在一起,共同讲述着“北方化为乌有”的故事。

绕开复杂的小说叙事结构,故事的背景有国企改革、贪赃枉法、出轨与偷情,还有离奇凶杀,饶玲玲、米粒、刘泳以各自的讲述填补着经验的空白,又各自覆盖与补充成为不同的故事,小说成为多重声音并置的叙事迷宫与开放空间,产生了重叠交错的小说叙事。饶玲玲、米粒讲述的故事真实完整的情节读者不得而知,却可以猜测出这个源自“北方”的故事如何在拆解、拼贴与还原中,东北国营工厂衰颓时代的种种惊险与猎奇成为不断发酵的审美体验物。这让《北方化为乌有》这篇小说不落于形式主义的窠臼,也跳出了短篇小说炫技的怪圈,有了贴地与及物性,更带着来自北方苍凉的风雪以及沉重悲凉的气氛。最终,返回小说的起点,会发现饶玲玲、刘泳、米粒不过是各自背负沉重历史的陌生人,在除夕夜相聚于一处是为了相互取暖,三个人却又在各自不相干的讲述中,加深了彼此的孤独寂寥,北方在破碎的回忆与凌乱的讲述中化为“乌有”。

“铁西三剑客”与其他东北艺术的崛起带来的“东北文艺复兴”,从小说技术到文本实验再到所折射的深刻历史现实,都成为这几位年轻作家的作品从青年写作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正如评论家黄平与张定浩所争论的,工厂经验、地域性写作不是他们从同代人写作中突围的缘由,但写作的突围一定有地域历史与美学所带来的滋养的存在。

王占黑:微观社区中的经验世界

如果说周恺是略显厚重的“知识考古”式书写,双雪涛是更显轻盈灵动的小说艺术家,那么王占黑更像是执着于城市街道社区写作的“学徒”——不是指写作经验的薄弱,而是指她对待写作的独特视角和姿态。王占黑始终自觉聚焦城市街道社区里的菜贩子、下岗工人、社区麻将馆、老人院、街边摊、“男保女超”,他们因国营工厂的单位与所居住的社区空间而聚拢于一处,构成了当代小说城市经验里的“熟人社会”。这些人的观念思维、生活方式都一定程度带有农耕文明的遗留,王占黑捕捉到他们在霓虹灯下的陌生城市中即将消失的那一抹余韵。

《街道江湖》和《空响炮》属于第一眼不太能惊艳读者的作品,稀松平常的故事却可以在王占黑笔下保持自然松弛的形态,在细读下,一个个过目难忘的人物,以及他们未被揭示却隐隐有轮廓的人生命运,平静地铺开在读者面前。读者既会在这样弥散着衰颓气息的社区中生发一种关于生死衰败的怅惘,也为这样一个年轻作家将写作对象转移至城市空间的社区角落感到敬佩,正如评论家金理所说,“她写出了像我这样的读者原本不愿关注的人和地区其内在的尊严、活力与丰富”[7]。

小说依赖我们对普通生活体验的记忆,以及有时被我们忽视的感觉印象的记忆。《空响炮》讲城市关于鞭炮的禁令下达,鞭炮店赖老板、香烛铺李阿大、邻居瘸脚阿兴、社区监督员烫头、司机阿福、环卫工人老棉袄等六人一天中的某些时刻。小说视线如同乡村世界中自然时间的流逝,构成熟人社会的闭合圈层。当城市再无鞭炮响起时,瘸脚阿兴在河边戳气球的“砰砰声”,是“熟人世界”中欢庆时刻的最后回响。《美芬的故事》是一篇见功力和笔法的小说,主角是生活周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每日和小姐妹用微信聊老公子女、社区邻里、家长里短的广场舞大妈。在很短的篇幅中,丈夫车祸、独自抚养女儿、女儿香港读书工作等事实被一笔带过,小说用老到的笔触还原了这样一位平静的生活中有或深或浅的寂寞阴影的老年妇女,她生活中各种忧惧、烦恼、向往和憧憬,心理活动的方方面面都被描写得精细传神。写作肌理真实可见,能在短小的篇幅中自然而然把“美芬”的形象立起来,且有自己的腔调与余韵。套用帕慕克对小说家的感性分类,如果作家的文学才华分图画性的、词语性的,那么王占黑就属于氛围性的——“当我说喜欢什么,只能说至今仍记得接触它时的画面和情境,种种为之震颤、为之放光、为之羞愧的感受,很久都忘不掉”[8]。这也是张新颖、张清华等批评家认为其小说有自身腔调和韵味的存在的原因。

经验在前、知识在后,是王占黑对自己创作的总结。从自身小天地转向社会形形色色人物的生活,并在这种书写中达成一种对他人生活、他人世界的和解与大悲悯,这是在这一代年轻人的世界中,几乎是被忽略的特质。王占黑关注城市中未被注目的生活群体,关注城市空间结构中独特的社区中人的故事和生存状态,为“老龄社会”书写他们的壮歌、哀歌与挽歌。王占黑的街道世界不是某种高度融合而封闭的现实世界,街道社会从未脱离社会总体性,但却因其深处边缘、低处等暧昧地点,成为“危机地带”经验生发的地方,这是这位“90后”小说家写作的迷人之处,也是和同代人有着异质经验的所在。这种“不成景观的景观”,王占黑痴迷于其内部世界的丰富性,以及在时间长河中的恒定性,“他们比我重要得多” [9],从带有新鲜感与力量感的青年世界走向垂垂暮年(尤其是在《偷桃换李记》)的老人世界,在当下青年写作的语境下,这种异质经验带来的风格化特征,愈发突出了其存在价值与美学意义。

双雪涛、周恺与王占黑是“85后”创作者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家,正如上所列举分析的,从其小说文本的形式中能够挖掘到充分的、代表这代人写作风格的质素,深入文本内部的细究探源,同时进一步考察这代人生存的时代特征、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才能真正对青年写作形成整体的认知。而这,有待于未来创作者与批评家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欧宁:《方言之魅,职人之作》,周恺《苔》,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5页。

[2]何平、周恺:《我经常怀疑自己不过是别人的一个噱头》,《花城》2017年第5期。

[3][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页。

[4]李陀:《沉重的逍遥游:〈细读逍遥游〉中的“穷二代”形象并及复兴现实主义》,原发于进步网,授权转载于公众号“保马”。

[5]王德威:《艳粉街启示录——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35—39页。

[6]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12—18页。

[7]金理:《城市写作的两组关系命题》,《青年作家》2019年第11期。

[8]周恺、王占黑等:《新青年 新文学: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6期。

[9]王占黑:《街道江湖》,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