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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

来源:文艺报 | 黄文倩  2020年04月17日08:53

杨牧在《中国近代散文选·序》中曾系统地介绍过五四散文,将其分为七大类别,开启台湾对大陆散文的系统认识:“一曰小品,周作人奠定基础,其受笔风影响的有丰子恺、梁实秋;二曰记述,以夏丏尊为先驱,朱自清承其馀绪;三曰寓言,许地山最为淋漓尽致,沈从文近其旨趣,梁遇春、李广田、陆蠡诸多都可归于此派;四曰抒情,徐志摩为代表,影响见于何其芳、余光中、张晓风;五曰议论,林语堂、吴鲁芹建立了此种格式;六曰说理,七曰杂文,胡适与鲁迅各具典型。”

在这些渊源上溯的自觉中,杨牧特别肯定周作人冲淡言志、不积极介入社会的立场,他亦曾写过相关论述《周作人与古典希腊》《周作人论》,呈现他对周作人先生的接受视野。很大部分可能上接了晚明至民国小品格调的典律。

杨牧曾为台湾写出散文代表作《山风海雨》,其描绘台湾先民历史,时间纵深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花莲,至“2·28”事变,视野广涉自然山林、民俗风情、奇异梦幻、乡土与神秘的荒野海岸,主抒情、重精神与想象。1977年,杨牧写了《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透过一个在棒球场上的台湾本土男孩眼光,反思一种无法参与内野(中心)的经验与感觉结构,突出边缘、异质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他在大自然中感受生命与世界,男孩的被动、敏感、心软、反残忍,都被杨先生写出了温润之美的说服力。

《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亦很早就思考了作家是否应该关心社会与劳动者的问题,作为一个自我忠诚优先的作家,杨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认为人“不一定要争取做一垒手不可”,在大自然、细微的感情与世界中,自有其寄托与回应社会、世界的法门,然后他想起了早年在金门服役时,跟一些老士官军人和底层士兵的相濡以沫,对方即使一无所有无以回报,但那时洗热水澡难,有个兵还曾给他烧了一锅热水洗澡。

他也明确提示了一个“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的西方文学典律的学习道路,那是勤勉地渗透入济慈、华兹华斯、柯律、拜伦、雪莱、弥尔顿、歌德的灵魂,具体进路则包括:“向自然农村拥抱及向赤子之心学习”、“以质朴文明的拥抱代替古代世界的探索”,进而更以田调式的山海浪迹上下求索的抒情精神,展现积极、好奇、冒险的生命实践,甚至引述雪莱向权威挑战的谱系,认为一个真正的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一样能够反抗苛政和暴力的精神。在这篇长文中,他认为西方文学中,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是叶芝,叶芝在35岁中年后进入神人关系的探讨,一样能够洞穿与评判现实社会的是非。我不曾仔细继续追踪杨先生后来的散文和他的理论与实践,但光是这些格局,杨先生恐怕确实是我们这代不过数人中的数人。

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曾这样形容过饱满的浪漫主义者们:“你会发现他们相信为自己的信念战斗至最后一息的必然;你会发现他们相信殉道的价值,无论这种殉难为的是哪种信仰;你会发现他们相信少数比多数更神圣,失败比成功更高贵,成功是赝品或粗俗一类的东西。理想主义的信念,不是哲学层面上的信念,而是需要行动来实践的信念……它歌颂高贵的野蛮、简单的生活、自发性行动中不合规矩的方式,藉此反对一个矫揉造作的社会所崇尚的那种堕落的诡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