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超：说书人晓航
对城市生活和城市叙事始终心怀热望，对最新鲜、最热闹的现实话题极为敏感的晓航，这一次，却将他的笔触指向了遥远的过去。新作《宋时光》以南宋高宗朝的民间生活以及人物命运为线索，讲述了一段颇有烟火气、江湖气的故事。
小说分为两节，如其标题所示，一节探讨“命运”，另一节探讨“选择”。这样复杂的大问题，用一部数万字的中篇小说来传递与讨论，其实并不容易。现代小说发展至今，许多作家倾向于规避这样的宏大话题，尤其是在中短篇小说中，他们更愿意“向内转”，或是致力于表现本雅明所说的那种“灵光”。而晓航的文学观显然并非如此，在他的所有小说中，如何讲好一个“故事”，始终是小说写作的第一要义。在《宋时光》中，晓航选择的是借俞梅珞、陈玉贞这两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来讲述他的故事。
小说中的俞梅珞身世复杂但家境优渥，多年被深藏闺阁的日子让她愈加向往外面的广阔世界，一次偶然的外出中遇到了山匪张翠峰并被其掳走，多日后方才获救回到城里。城里乡亲们的风言风语让俞家难堪，梅珞只好恳求与自己青梅竹马的世交之子李崇与她成婚。不料婚后俞家没落，梅珞在婆家的处境愈发艰难。某日，梅珞负气出走，谁知竟遇上了多年前的山匪。这一次，梅珞主动要求跟他上山，从此成为他的三夫人。两人厮守二十年后，山匪忽然人间蒸发，梅珞遂回到务阳城，在这里，她与自己的丈夫李崇以及她走前丢下的儿子李进相遇了。
这是俞梅珞的“命运”。小时候，曾有算命先生预言她的人生，“小姐这命看起来会有两夫两子，宜静，否则骨肉相侵，前途叵测”。在俞梅珞跌宕的人生中，无论父亲多么费尽心思地保护她，无论他们多想逃脱这样的命运的诅咒，却最终还是印证了这残酷的预言。作为一个女人，即便聪明美丽如俞梅珞，她的命运多半还是系在她所遭遇的男人身上。遇到张翠峰（山匪）、离开张翠峰，或者离开李崇、又最终与他相遇，注定都是俞梅珞如何挣扎也无法逃脱的人生轨迹。阴错阳差地，俞梅珞与李崇的儿子，出生、成长在山上，成了山匪的后代；而与张翠峰的儿子，却多年来被养在李崇膝下，这种倒错与混乱最终导致了“骨肉相侵”，俞梅珞一生都难以开口的秘密，更似被提前写下的命运的安排。
小说的第二部分，讲的是平行时空中另一个女人陈玉贞的“选择”。在一次下山的过程中，山匪张翠峰爱上了遂义县知县的女儿陈玉贞，也正是这份难得的真情，让这个通缉多年的山匪入了狱。在女儿的百般求情之下，知县同意放了张翠峰，前提是他北上从军，争取夺个功名。战场上的张翠峰功绩赫赫，却无力阻挡宋军惨败的颓势。与此同时，因为许久失去了张翠峰的消息，陈玉贞绝望自尽，好在被及时赶到的母亲救下。最后，心如死灰的陈玉贞同意了嫁给务阳县知县的儿子。
小说最后写到，“陈玉贞觉得这个女人似曾相识，她并不知道的是，二十年前，这个女人也和她一样都是万千富贵之中的掌上明珠，正是她们在某个相似的人生关口非常偶然地选择了不同的路，才有了今日来自天意的对望——”。俞梅珞与陈玉贞，这两个看似毫无瓜葛的女人，因为同一个男人而产生了联系。张翠峰征战沙场的那些日子，对于山上的俞梅珞而言，是那个与自己厮守二十年的男人毫无征兆的消失，以至于树倒猢狲散，整个山寨分崩离析。而对于遂义县的陈玉贞而言，则是漫长的等待后最终迎来的战死的消息。绝望中的陈玉贞“选择”了开启另一段人生，而这，似乎正是她“命运”的一部分。如果陈玉贞与张翠峰得以重逢，她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俞梅珞？如果俞梅珞当初没有“选择”跟张翠峰上山，她是否有机会改写自己的“命运”？小说没有给出答案，就如同人生没有“如果”。
在这样错综复杂又跌宕起伏的故事中，小说叙事者仿佛变成了兴致盎然的说书人。现代小说主张叙事者在文本中退隐，把人物的命运交给他自己，而在小说《宋时光》中，叙事者更接近于“说书人”的角色，成了人物命运以及故事框架的组织者、讲述者。“话说务阳县里富庶繁华，城中道路纵横”，“这事儿说来凑巧”，“此人正是山匪张翠峰”，诸如此类的句式，彰显了游离于故事之外的“说书人”的存在。与此同时，小说叙事充分回归民间，讲述的是市民的悲欢离合，尽写的是儿女之情、侠义之情，而小说的主题设置，某种程度上也暗合了说书艺术重实用、多教诲的文学传统。
在西方的文学谱系中，同样存在着类似“说书人”的角色。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将故事（史诗）与现代小说相区别，前者依赖口口相传的经验，以传递“故事的教诲”；而后者则来源于作家的思考，致力于“对意义的寻觅”。如他所言，“长篇小说在现代初期的兴起是讲故事走向衰微的先兆”，“经验告诉我们，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宋时光》在叙事方式上具有一种久违的特殊性。
很多年后，约翰·伯格以同题写作作为对本雅明的致敬，同时也是一种补充。在他看来，一个村庄的“故事”，就是这里各种“闲话”的聚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自画像——‘闲话’是其素材——村子会被迫怀疑自身的存在。每个故事，以及对于每个故事的评论——它是故事被目击的证明——成就了这自画像，证实了村子的存在”。不过，伯格同时提醒我们，“但是作为他们自己群像的制作者，农民又是随性的，因为随性更符合真理：典礼和仪式只能支配部分真理。所有婚礼都是相似的，而每个婚姻是不同的。死亡走向每个人，而亡灵只能独悼。这就是真理。”“村子的活动自画像的前景极为具体；而其背景则是由最开放、最普遍、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解答的问题构成。”我想，对于现代小说而言，探索、发现，存在于故事的同一性之外的那些个体差异，以及试图深究那些难以被完全解答的问题，即便有可能沦为西西弗斯式的徒劳，却始终应该是文学的重要功能，也是“小说”之所以区别于“故事”的重要分歧。而这，在我看来，也恰恰是小说《宋时光》的欠缺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