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偶然性的事件改变了两个家庭的命运：老于携秋分带着已参加工作的大儿子和小祺回关里奔丧，留下大女儿小吉照看家；老相和庄红的女儿小慧陪中学同学小吉看家。晚上两人煤气中毒同时惨遭不幸。相家除了女儿小慧还有一个智障儿子大头，相家因失去女儿小慧，母亲庄红也精神失常。于是秋分便决定将自己家的小女儿小祺送给相家，以补偿相家失去女儿的痛苦。这是《秋分》的基本情节。

过继或收养题材在古代文学、特别是明清白话小说中非常普遍。比如《三国演义》中刘备过继刘封、关羽过继关平，《水浒传》中高俅过继高衙内，《说岳全传》中周侗过继岳飞等。但这种过继并不典型。比较典型的是明清白话世情小说，如《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醋葫芦》《品花宝鉴》等，都有详尽的过继叙事。这类小说既有充满了虚构的可能性，同时，由于社会历史、特别是制度的原因，过继和收养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也是事实。其中“立嗣承祧”就是基本母题之一；所谓“立嗣承祧”，就是承继奉祀祖先的宗庙，如《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此后成人婚娶，俱系鲍文卿抚养。立嗣承祧，两无异说”；二是由于财产继承制度使然，“承祧继产”也是这类小说常见题材。由此可见，过继、收养成为小说题材，与社会历史文化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这一题材为文学想象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从叙事角度来说，过继作为现实生活中的特殊事件，与之相关人物的各种心理会引发不同的行为，从而推动叙事的发展。同时，由于过继中当事人姓氏、身份等的变化，而形成变幻多姿的叙事可能，使小说的传奇性或悬念有极大的可读性。

但是，《秋分》与“立嗣承祧”或“承祧继产”，也就是香火和财产都没有关系。与之有关系的是小说“硬核”人物于家母亲秋分。小说两家有九个人物，于家老于、秋分、宝子、小吉、小祺；相家老相、庄红、大头、小慧。但小说用《秋分》做题目，不止显示了秋分在小说中的权重，重要的是故事是秋分的视角和心理展开的。两家的家庭事故出现后，是秋分提出将小女儿小祺送给相家，也就是过继给相家。理由当然不是因为小祺是女儿和父亲老于更亲，和自己差了一层。这主要是秋分的个人性格使然。秋分是什么人？她是煤矿道清沟的能人，不仅在家里是说一不二主事的人，在矿上作为瓦工，一分钟可以码十几块砖，与男瓦工一起比赛曾获得过矿上第六名。她男性化的性格起码在表面上鲜有儿女情长婆婆妈妈。但是，秋分毕竟是母亲。表面上她波澜不惊，但心里不啻为惊涛骇浪。小祺偷偷跑回家，她将小祺交给来找小祺的老相手里后，眼泪“大颗大颗掉落”下来，相家为了断掉小祺和父母的联系，要搬出矿区到县人参厂打更。搬家路过于家时，秋分和小祺不啻为诀别。秋分“回身朝着自家大门走去，她脚步踉跄地走着一边痛苦地自语道：小吉你为什么要死啊，你让我死了多好啊。”在秋分心里，如果小吉不死，就不会有小祺现在的命运。大头死后相家希望大头和于家的小吉结为冥婚，甚至把小祺还给于家也可以。老于想用死人换活人。可秋分说：“活人死人都是我女儿，我不拿死了的女儿做生意，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秋分作为母亲的爱，不仅在小祺身上，同样也在死去的小吉身上。小说最感人的是小祺结婚。老相说：“明天姑爷开车过来。秋分怔住了，如同在寂静的院子突然被一声呐喊唬住了似的，慌在了那里。”一个细节，将秋分对小女儿的思念写得一览无余——她手忙脚乱全然失了方寸，她要回家为女儿准备吃喝，要杀鸡。然后，她“兀自站在屋子中央，抻了一下衣角，习惯性地往上捋了捋头发，好像他们此刻就站在门外。”无论多少年过去，秋分从未与女儿分开过。小说对人性、特别是母女骨肉情的书写，令人潸然泪下。

进入当代之后，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关于过继、收养题材日渐稀少。偶然出现也与“立嗣承祧”“承祧继产”无关。比如东西的小说《篡改的命》。汪长尺突发奇想地用“篡改命”的方式结束悲惨命运，他将儿子汪大志过继给一个富贵人家。作为底层的边缘群体，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他们缺乏或者没有实现自救的资源和可能性。这一特征决定了他们贫困的承传性。因此，东西设定的汪长尺“篡改命”想象的合理性就在这里。汪大志的命在汪长尺这里被“篡改”了，但是，汪大志真的能够改变他的命运吗？汪长尺是一个农家子弟，高考超过上线二十分不被录取。不被录取的理由是“志愿填歪了”。汪长尺的父亲汪槐决定去找“招生的”理论，经过几天静坐示威抗议，但汪长尺的大学梦还是没有解决。汪槐从招生办的楼上跌落摔成重伤。从此，汪长尺就命定般地成了屌丝命。为了还债、养家糊口，也为了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他决定到城里谋生。但他不知道，城里不是为他准备的。生存的艰囧使他的遭遇远远超出个人的想象：替人坐牢；讨薪受刀伤；与文盲贺小文结婚后，为了生计贺小文去按摩店当按摩师，然后逐渐成了卖淫女。破碎的生活让汪长尺眼看到，汪大志长大后就是又一个自己。于是他铤而走险把儿子汪大志送给了富贵人家。贺小文改了嫁，汪长尺多年后死于非命。这是一出惨烈的悲剧。小说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性。权力关系和贫富悬殊使底层或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日益恶劣不堪。贫困使这个群体的下一代少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没有良好的教育，就没有改变命运的可能。这是汪长尺要篡改汪大志的命的最重要的理由。但篡改汪大志的命，只是汪长尺的一厢情愿。且不说汪大志是否从此就改变了命运，是否就能过上汪长尺期待想象的生活，仅就汪长尺、贺小文失去汪大志之后的日子和心境，就是汪长尺想象不到的。不只他失魂落魄魂不守舍，贺小文压根就不同意将汪大志送人。当汪大志被送人之后，贺小文也弃汪长尺而去改嫁他人。

《秋分》与《篡改的命》的旨意完全不同。无论是于家还是秋分，没有因小祺命运问题过继给相家的诉求。其实于家的家境还要略好于相家。小祺过继给相家，与秋分的性格或东北邻里相处的方式有关。两家男人同在一个矿上，两家女儿是中学同学。两家的关系已远不是“远亲不如近邻”，其亲密性胜过许多沾亲带故。小说关于东北工人家庭日常生活关系处理的书写，其真实性毋庸置疑。特别是在物质生活相对贫乏、人际关系相对简单的岁月。那里确有令人追怀的真情，邻里、同事如亲人般的诚挚。但是，它形成的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也从一个方面控制了秋分，这就是她理解的做人的原则。她决定将小祺送给相家的直接理由是：相家“就这么一个健康孩子还因我家走了”，她说服老于的理由是：“咱不能这么做人啊，人家那是唯一的女儿啊。老于说：我们也就剩下一个女儿了。秋分看着在炕上已经睡熟的小祺说：就这么定了”。当小祺几次跑回家里，秋分坚决地将其送回相家，理由也是：“既然把女儿给了人家，就得讲信誉，邻居们都看着呢。”这时我们发现，秋分为了同情相家失去唯一健康的孩子，不欠相家的情分，小祺是作为秋分解脱心理歉疚和失衡的筹码付出的。她宁愿个人承受再次失去女儿的痛苦，也不情愿相家承受痛苦。因此，秋分作为母亲有无疆的大爱，但也确实有不能弥合的性格分裂。当然，这个日常生活伦理也有它的不真实性。比如，每年家家都要淘炕洞，秋分不待老相吱声，便到他家后墙，打开一个洞，把炕灰扒出来。当老相要到街里买些酒菜，老于拉住他说：干点活买什么菜呢，晚上还是去我家喝酒。这时秋分说“可真实在，那个庄红我说不吃她真就不做了。老于在厨房里忙着说：他家有个病孩子，平时都拱不拢嘴，哪有闲钱请吃饭。秋分说：就你大方，就你有钱”。当小祺和男朋友回道清沟要看母亲被庄红发现时，“庄红叹了一口气说：这是早晚的事，女儿大了，该回去找母亲了。”这当然不是小祺要“复姓归宗”，她是真想自己的生母了。这些情节从一个方面表达了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有虚假性的成分。另一方面，秋分的愤愤然，并不是一定要吃老相家一顿饭，那里也隐含了她对相家收留女儿的复杂心理。一个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内心的纠结、矛盾和难以取舍。即便做出取舍，内心的痛处依然难以平复。秋分就是在这一心境中度过了十几年。小说发现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并无法化解，是《秋分》的一大发现。

但是，小说有明显的戏剧化成分：相家女儿小慧煤烟中毒死去之后，她的大头哥哥也因脑梗阻死去；于家的小吉和小慧一起煤烟中毒死去之后，哥哥宝子也因疲劳驾驶冲下栏杆下肢瘫痪。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情节的极端化，而在于人为的痕迹过于明显。接踵而至的不幸，使心理和精神不堪重负的两个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死亡事件的不断发生，只是强化了小说的悲情色彩，而对人物塑造或情节推动并没有实际意义。这与东西的《篡改的命》对偶然性和戏剧性设置并不相同。汪长尺高考被人顶替、进城替人坐牢、讨薪身负重伤、被人嫁祸杀人、结婚妻子做了妓女、儿子送给的竟是自己的仇家……一系列的情节在逻辑上合情合理。那里也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但使小说充满悬念和令人欲罢不能的阅读期待。这方面《秋分》戏剧化合理性还不那么缜密，还是需要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