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听说“80后”“90后”已经老了。这可能是来自新一代“社畜”们的一种自嘲，掺杂着一丁点感伤，也可能是句玩笑，但又多少有些弄假成真。年轻人，尤其在城市战场上打拼的年轻人，早就觉得步履沉重了。他们甚至甫一登场，就怀着一颗趁早逃离的心。很难说这是青年们塑造出来的自我形象，还是社会对新生代的某种曲解。而青年作家的文学面貌也同样“佛系”。他们因此备受质疑：为什么没有反叛，没有激烈的声音？甚至根本就没有表现出任何态度？为什么少有人去冒险，无论经验还是形式，都四平八稳，像个“小大人”？为什么继“80后”褪去青春写作的噱头之后，真正向纯文学靠拢的青年创作，显得越来越面目模糊？似乎他们的总体姿态，始终在退却。

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当所有人都巴望看到青年创作如何创新，他们却开始怀旧了。充斥在青年作家笔下的是回不去的乡村、县城、小镇，是老城区的一角，以及那些一起走过若干岁月的老街坊们。表现出这一倾向的作家作品不在少数，且已经涌现出了一些风格较为鲜明的代表：班宇的“铁西区”，王占黑的江南市井“街道江湖”，陈再见的县城系列，郑在欢的“驻马店”，还有擅长此类书写的马金莲、包倬、林森、小托夫、林培源等等。这些作品或直接脱胎于作家们的童年和少年经验，或作为一个记忆的倒影，在国际化大都市加速发展的今天，仍然挥之不去。

看起来，当下青年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热情，远超过先锋实验。这也是正常现象，有历史的脉络可寻。从历代作家的个人创作轨迹来说，其实都经历了一个现实转向，“60后”“70后”从先锋文学、文体探索到残酷的现实，“80后”从青春文学到反思的现实，他们都在尝试介入，对现实的理解，似乎是作家成熟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如今“90后”上手就表现出了对现实的关注，虽早熟得有点可疑，也难说多么自觉，但现实意识的增强，总还是让他们站在了一个高起点上。然而，有了现实关注，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书写现实”。从历时的线索来说，“70后”以降的文学，都带有一些个人化的倾向，“70后”写自我的处境，“80后”写自我的情绪，“90后”写自我的认知。何况青年创作越不成熟，“书写自我”的倾向就越明显。当下青年对现实的书写，之所以天然地带有怀旧气息，是因为他们目前能够把握的，主要还是自我经历过的、体味到的、自我认知中的现实。这就与记忆紧密相关。

很大的问题出现在这里：他们被动地接受现实生活，转化成经验，而不去主动建构。那么他们的写作，就非常受限制，而且容易自我重复。更关键的是，当我们把这部分写作放到整个文学史中去审视，以成熟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它们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绝大部分是失效的，因为从写作方式到作品最终的呈现，都没有提供新的东西。他们仍在前辈的老路上闷头赶路，那么，又凭什么后来居上？毕竟对于文学创作，生活的积累、见识的沉淀，是必不可少的功课。而青年作家，尚且还在与“自我”搏斗的阶段，就像化茧成蝶的过程，要通过摆脱过强的自我意识才能成就自我，最终融入外部世界，而不满足于总是缩在壳子里打量周遭。

当然，青年作家也有相当的思考能力，也有独立的现实考量，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首先是乡村书写的问题：青年作家所经历的乡村，被城市化潮流裹挟，无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它不再纯粹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而是一个综合体，其中所承载的矛盾，应该说丝毫也不亚于我们的城市。乡村在整个中国社会与文化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扮演的角色一直在变化。在此基础上，青年作家的乡村生活，他们的体验和思考，当然与前辈有差异，然而一旦他们用童年经验的方式来书写，回望的姿态和记忆的温度，就会天然地抹杀许多疑问。这种错位，让他们总是难以抵达真正的力度。其次，写小城镇也有问题：县城和小镇的社会生活本身，相比城市和乡村这两级，倒是比较稳固的，它不像乡村那样亟待发展，也不像城市那样充满可能性，整体上把握难度不大。但也正是因此，小镇文学的重复性和模式化已经比较明显，可发挥的余地不大。青年作家如果找不到突破口，再盯着类似的生活不放，恐怕也是事倍功半。

那么就剩下最后一类题材了：老城区。这是我认为有新意的写作。因为它是城市对城市的“乡愁”，是对城市来路的回望。在此之前，当代文学少有人把城市当作“故乡”。当我们习惯性地默认乡愁的落脚点就是乡村，站在城市回望乡村，城市对我们来说，也就仅仅作为乡村的对立面。我们对城市的认识、想象以及书写都是不自足的。而现在，城市有了自身的源流。青年作家用感官记录下那些可看可听可触可品的细节，一点一滴都是城市留给我们的印记。城市不再一被提起就是纸醉金迷、冷漠隔绝的模样——这是头一拨被城市奇观惊醒的人做出的应激反应。它当然有意义，但如果直到今天作家还是只能去写震惊、扭曲、异常的城市，那无疑也是失真的，至少是片面的。城市形象应该变得丰沛、立体、富有变化起来。对于青年作家，这似乎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他们未必有多么明确的目标，但如果就像青年评论家已经率先感到的那样，“城市小说要写的，是作者生活中那个每日寒暄致意的城市”，他们致力于要写出来的，“不应该是‘这个’城市，而是‘我’的城市”[1]，那么客观上，当下一代青年作家，就是当代中国第一批具有这个条件和能力的创作者。他们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居民。他们与城市一同成长起来，他们的经验，很大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王占黑、班宇的写作能够迅速为广大读者接受，尤其在青年人中呼声很高，因为新的集体记忆已经产生了，而这部分书写在他们之前几乎是缺失的。

我就以这两位的创作为例。王占黑和班宇作为城市怀旧的代表，他们的写作有一些相似的特征：题材上，他们都着眼于下岗工人、渐趋没落的老公房，书写社区和街道。人物之间既非血缘关系，也非完全的利益关系，而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共同体，维系着老街坊式的亲近感。叙述上，绝大部分以第一人称展开，且多为童年视角。“我”既是观察者、参与者、回忆者，也是讲述者，“我”的感情色彩奠定了小说的基调。主人公在“我”的眼里，既是可理解的，其实也有着更多的不理解，童年视角为这些不理解留白，留下了更复杂的余味。语言上，借鉴方言，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群体意识。风格上，娓娓道来，同时，作者也擅于在最扎实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增加抒情、浪漫、传奇、象征等异质元素，用叙事之“轻”消解题材之“重”。他们所采用的，是传统的咏叹故乡的写法，但对象是城市，而且是处于没落之中的那部分较为残酷的城市。

相比起来，王占黑的写作方式更直接或者说原始一些。她以人物为本位，建构了一系列人物小传似的中短篇，再集合起来，由此形成她自己的城市形象系统。这种方式，很像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包括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等等，是城市文学的一种典型且特有的方式。因为只有城市才张扬人的个性、调动人的感官，城市人的行动才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这些都是小说情节和细节所需要的，而乡村那种重复、自足的生活无法具备。无论是剃头匠（《小花旦的故事》）、看门人（《小官的故事》）、开五金铺的（《阿金的故事》）、送奶工（《光明的故事》）、卖炮竹的（《空响炮》）、跳广场舞协管小区杂务的（《美芬的故事》），每个小人物一旦被置于聚光灯下，便从人群中脱胎出来。这不是“底层写作”，他们也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是一群真正的市民，他们有自己的盘算，在任何的历史社会条件下都要把生活做得像个样。

如果说王占黑是用一个个打捞出来的人去组成一个时代，那么班宇则是将人放归到他们的时代中去。班宇的写作，更关注人物与他的处境的呼应，在历史感上更进一步。实际上，他写下岗潮，写重工业的衰落，写工厂改制带来的生活危机和社会风暴，写工人村中如何寻求出路等等，都指向一个城市性的核心问题：不确定性。本来城市中的人际关系就是不确定的，比如相亲（与乡村的“相亲”本质不同）认识的隋菲和“我”（《冬泳》）、拉脚看球认识的肖树斌和“我”爸（《肃杀》）。而社会现实又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所谓的“铁饭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的危机，危机的可能性，比危机本身更强有力地主导着人们的生活。对于城市来说，“稳定”是一种假象，城市化越发展，它就越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在班宇的小说中，人们还试图以确定无疑的方式去处理人际关系，因此到处碰壁，就像为情杀人的“我”（《冬泳》），还有被欺骗折磨的“我爸”（《肃杀》），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城市的规则已经改变了。一旦人为的稳定被打破，城市人“进”则无处可去，“退”也没有土地，那么他们如何行动，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人们一方面团结起来共克时艰，颇具人情味，而另一方面，也不可抗拒地在分崩离析。这是我国城市性发展中的一个节点，甚至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起点。人们的生存处境、行动方式和精神状态，都彻底地改变了。

直到今天，关于老城区，王占黑说：“它的容量是庞大的，存在感却不相符地异常低下。我希望给予它一种真实、细致且平视的呈现，大约就是沈从文所说的‘贴着写’。”[2]在以王占黑、班宇为代表的一部分青年作家那里，我们看到了相似的创作追求。他们将城市还原为身体实感，还原为日常细节。在正常中窥见异端，书写日常，就是现代小说的任务。

但我仍感到有一点遗憾。这些创作之所以能够诞生，可以说是社会历史的馈赠，而青年作家们并不自觉。他们仅仅是把过去的人、事、物描摹下来，因新意和稀罕而有效，但经验层面的新意，是最容易过时的。一些青年作家确实已经开始为自我重复感到苦恼了。实际上，跳出近年来狭义的“城市文学”概念，我们就会记起，把城市写得活色生香的作家作品，一直就存在于文学史中：老舍、叶广芩、王朔的北京，张爱玲、王安忆的上海，叶兆言的南京……城市确实是他们的故乡，那时城市发展还比较缓慢，生活还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常常不把这些作为典型的“城市文学”来看。但他们对城市的情感，以及讲述方式；与我们这里说的青年创作非常相似。这就是问题所在，有评价说王占黑的写作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南旧事》，从写作技术上看，这是褒奖；但如果仅仅是“像”，仅仅是时代背景不同、吃穿用度的差别，那我们的文学岂不是在倒退吗？青年作家又如何进行超越？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王占黑和班宇的创作表露出了一个苗头，只是遗憾没有深入下去。那就是增加现代性的维度。对于青年作家，这里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现代城市的产物，是现代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他们站在时代生活的最前沿，体验着时代最新的发展动向，他们的视角，就是现代性的视角。青年作家要有意识地用他们自身去打开叙事，用更新的城市思维去介入，而不仅仅是复述一个老故事。也就是说，要将“怀旧”的重心，从“旧”变成“怀”。如何去“怀”，以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态度，如何甄别经验，如何处理情感，这些是创作要考虑的问题，更是青年作家如何回应现实的问题。如此，他们的创作会更加丰厚起来。而这是前辈作家都无法做到的。当然，这并不容易，仅仅占有资源还不够，青年作家必须不断提升见识和思维水准，训练自身穿透历史现实的精神力度。我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员，即使困难无法回避，我还是对这个群体保有信心。我们见证了前几代作家的转型与成熟，也有理由期待，如今的青年创作会在不久的将来，从一种现实转向新的现实。这将是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张定浩：《关于“城市小说”的札记》，《上海文化》2014年第11期。

[2]王占黑：《社区、非虚构及电影感》，《文艺报》2017年9月25日。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