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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论者所说的近现代民歌运动，多指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的歌谣收集整理运动，其实不尽全面。近现代民歌运动历时半个世纪，北大收集整理歌谣只是其中一个具体事件。这个运动持续时间长，有发起人，有代表性事件，有具体纲领，有阵地，有成果，而且对后世影响显著，是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民族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切意义上的近现代民歌，是指1900年至1949年间各地流行的民歌，1840年至1900年是近现代民歌的准备期。1900年代，以醒民救世为目的，梁启超、李伯元、陈独秀等人在其主持的《新小说》《绣像小说》《安徽俗话报》上，相继开设“杂歌谣”“时调唱歌”等专栏，收集刊载民歌、拟民歌；上海报人张丹斧与钱芥尘，更是创办杂志《灿花集》，专门刊登文人创作的以改良社会输灌文明为宗旨的时调俗曲，可以视作近现代民歌运动的起点。1900年以前的民歌俗曲，只是传统韵文的配角，是以民间身份，扮演着隐性文化、亚文化的角色，它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辉煌，也即不可能走上文学活动的舞台中央，即使是被称为“我明一绝”的明代民歌亦不能外，《诗经》是特例中的特例。1900年代，石印、铅印技术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应用已经成熟，与此相呼应，中国近世报刊业开始发韧，受众面逐渐扩大。因为民歌时调来自民间，天然地具有易于为广大民众接受的特点，因而成为文人借助全新传播手段（报刊等出版物）,向民众灌输自由、民主、道德、自治、救国等新思想的载体，民歌自此开始介入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并扮演重要的角色，近现代民歌运动的种子开始萌芽。

1910年代，知识分子倡议“到民间去”，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在全国范围征集整理“近世歌谣”。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提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1920年代，《歌谣周刊》创刊发行，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投身歌谣收集与研究工作，民歌有助文化启蒙与文学发展、社会改良的作用，得到空前重视，民歌俗曲的传播与接受日新月异，继北京之后，上海各书局竞相编辑、出版民歌时调集。据笔者个人所见，1920年至1949年，30年间由上海出版的以“时调大观”“时调新曲”等为名的民歌集达100余种300多册（其中一种《时调大观》全套50册），发行量无法统计，影响遍及全国城乡。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以为，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后的世界上，唯有民歌依旧保持了早期诗歌的道德效力，因为它以口相传，和曲吟诵，并负有实际功能。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近现代民歌体现了鲜明的“道德效力”，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空前紧密，民歌不再是“私情谱”的代名词，它在保持原有言情特色的同时，强势回归先秦时期即已确立的“采诗观风”干预现实的传统，实现自身的转型。事实证明，近现代民歌的转型，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息息相关，相辅相承，也即民歌是推动近现代社会文化进步的有生力量之一。

在此过程中，民歌的内容与研究都呈现多样化色彩。研究方面，以《歌谣周刊》《民俗周刊》为主要阵地，顾颉刚、刘半农、钟敬文等人是以历史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方式与理念整理研究民歌俗曲。内容方面，《时调大观》一类出版物中，既有《孟姜女过关》那样的旧调，也有《烟花女子叹十声》《怨郎十叹》《探清水河》一类揭露社会不公、倾诉男女悲情的哀鸣，更有《劝青年十杯酒》《救国五更调》《倡用国货五更调》一类醒民救国的响亮篇什，社会新闻人物如康小八、阎瑞生、王莲英、蒋老五等的惨痛遭际频频被编入民歌中供人传唱，警示世人。民歌本身的发生发展，思想文化思潮的裹挟，进步知识分子的鼓吹推动，在文学史、文化史、音乐史的多重场域中，近现代民歌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已经具有完整的文学文化乃至社会运动的意义。

一是纲领。近现代民歌运动有纲领。如《新小说》《绣像小说》《灿花集》等所说的采撷时事，醒人耳目，移风易俗，以补时艰，即是明确的纲领。运动进行过程中，纲领得以修正，内容有所补充。1922年，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称征集研究歌谣目的有二，一是学术，二是文艺，文艺排在学术之后，概因其时西学东渐，风云激荡，亟须建构新兴学科如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研究范式，歌谣恰好是最可利用的工具。1936年，胡适在为《歌谣周刊》所拟《复刊词》中，则重点突出文艺的作用：“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这园地里，地面上到处是玲珑圆润的小宝石，地底下还蕴藏着无穷尽的宝矿。聪明的园丁可以掘下去，越掘的深时，他的发现越多，他的报酬也越大。”时隔10多年，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势危如累卵，民族存亡未卜，一切文艺、文化均成为宣传与鼓动的工具——同是工具，性质已经完全不同，民歌运动承担的使命随形势发生变化，亦在情理之中，此时若仍强调学术优先，才是不合时宜。但是“文艺的作用”，仍在先驱者所说“以补时艰”的范畴之内，梁、黄等人倡导的“小说革命”“诗界革命”，本身就包含了文艺救世的内容，其在《新小说》设立“杂歌谣”专栏，也是细化其文学观念的举措之一。

二是代表性人物。近现代民歌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可分三类。一是自觉的倡导者、引领者，如上说梁、黄、陈、张，他们有着明确的理论主张并身体力行，起到了旗帜与标杆的作用。二是积极的推动者、参与者，如周作人、鲁迅、胡适。某种程度上，推动者、参与者扮演的是接力的角色，缺少他们，运动或会难以为继。三是以实际的工作，为民歌运动开拓疆域夯实基础者，如郑振铎、顾颉刚、朱自清、胡怀琛、钟敬文诸公。郑、顾等先生的工作，大大提升了近现代民歌运动的专业化层次与学术水准。

三是阵地。新兴报刊如《新小说》《绣像小说》《安徽俗话报》《灿花集》《歌谣周刊》《民俗周刊》，包括为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刊发征集歌谣声明的《晨报》副刊、《新青年》等，成为近现代民歌运动的重要推手，它们为民歌整理与研究成果的发布、为民歌运动鼓吹参与者声音的发表，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支撑。

四是成果。以数量论，仅我所得这50年间的民歌时调出版物，即有2000余册，汰除重复，存世数量仍然惊人。个人著述有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朱自清《中国歌谣》，胡怀琛《中国民歌研究》，刘半农、李家瑞《中国俗曲总目稿》，刘半农、常惠《北京小曲百种》，李家瑞《北平俗曲略》等。这些著述，确立了民歌整理与研究的现代学科地位。

五是影响。既是运动，必须持续一定时间，有一定的覆盖范围，对当时乃至后续时段的文学、文化、社会生态产生一定的影响。近现代民歌运动前后持续半个世纪（若是加上准备期，则达百年），范围遍及全国城乡，发起者、参与者有知识分子，更有普通民众，既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民歌传播接受运动，也是一场多学科融合互动的学术运动，同时还是有着实践意味的文化启蒙与社会改良运动，由李景汉、张世文编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的《定县秧歌选》等系列著述，即是民歌参与文化启蒙社会改良进程的实例。

近现代民歌运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长久的。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探讨20世纪初五四运动至抗战前的民间文学运动及其影响，以为这场运动由北京大学的几位青年民俗学者发起，他们批评儒家传统及贵族文化，主张“到民间去”，找寻中国文学的真正宝藏。他们认为民歌、传说、儿童文学和谚语等是平民的“真声”，也是中国文学的精粹部分；他们还认为，这些平民文学种类长期受到上层儒家精英文化的轻视和压制，正在迅速消失，故应该抓紧抢救，努力搜集，恢复它们原有的光彩。这场民间文学运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文化下乡”运动开启了先河。笔者所说的近现代民歌运动，与洪著所说“民间文学运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洪著云民间文学运动为“‘文化下乡’运动开启了先河”，当然合乎史实，私意近现代民歌运动的余波，实际上可顺延至“大跃进民歌”时代。对“大跃进民歌”固然有不同的评价，而其为现实服务、为时代发声的主旨，与近现代民歌运动先行者以民歌干预社会文化进程的用心，何其相似乃尔。不独如此，2017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传统民歌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总结近现代民歌运动的背景、得失、意义，对新形势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落地，仍然具有实质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