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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汉语中还乡

来源:文艺报 | 冯娜(白族)  2020年04月13日09:22

也许是因为生于并长于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我很少主动意识到自己的“少数”身份。这是片一层山一层人的神秘土地,每一层山里的人几乎都会拥有几种不同的语言;当我们说话、歌唱,先天的高亢音色和多声部的和音在这片土地上回响,就像西域大地上延绵不绝的山脉,高低起伏参差错落。当我们用各自的母语亲切热烈地呼喊和应答,就会知道对面的山峦、山坳全部都是本族的地界。

——这是很多很多年前的光景,是身处现代文明的我们关于农耕时代镜像的回望和想象。如今,我们熟练地使用汉语交谈、交易,也用汉语思考、写作。即使在以少数民族风情为噱头的旅游城市里,我们无法通过人们的面容、衣着、神情将那些原生的“少数”从拥挤的人群中辨认而出。现代生活以它千篇一律的节奏消磨和消弭着人们所剩无几的乡愁。乡愁是不需要共同语言作为铺垫的,这个时代,只要边远地域和异质文化用自己的语言发声,无孔不入的商业文明就会立刻将其裹挟成一种粗暴的乡愁仪式,然后被消费。

很难说出“少数”的意义,对于一个不断同化和扩张的世界来说,它是否是一种坚韧的抵抗和留守。它们在自己的“慢”里,沉淀自己的记忆、习俗、血统、魂魄、根系、故土。少数族裔的身份是毋须辨认的,只要我们扎根在古老民族的根系中,我们的骨血必然会被传统所灌溉和滋养。现代生活以其迅猛的速度进行着各种“移植”、“扦插”和“重栽”,我们生活的空间越来越相似,城市像一块块在世界漂浮不定的积木,人们乘坐高速的交通工具去往他乡。只有那些根系还在土地上的人,甘于缓慢、用脚步丈量土地的,人群中的少数,他们才知道枝桠朝着向阳的方向生长,才能真正回到故乡。

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确认自己的“少数”身份,如同诗人总是站在这个世界的边地。

作为一个白族的后裔,我却在藏族聚居地出生、度过童年;在纳西族聚居地度过青少年时期;在粤语文化地区生活、写作……这些生命印迹让我感到巴别塔无法建成,它也不必建成。我们在塔底寻找到栖息地,在这里我们守护着各自蓬勃跳动的心。重要的是,无论是语言,还是其他形式,我们能够体认同样的悲伤和狂喜,同样的苦难与荣耀,同样的爱、信仰和美。

当蒙古长调传来草原深处的哀伤;当巩乃斯河畔的牧马人唱出哈萨克人远久的爱情;当漓江上传来男女缱绻柔情的对歌;当杨丽萍的孔雀舞带着山野的空灵寂静……我们不仅感受到他们作为少数族裔的舞蹈歌吟,也在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中返回我们各自的家乡,那里有人类最基本的信念和文明支撑。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不是作为审美而存在,然而他们的天性似乎更多地保存了一种与自然万物共通的原始力量。因为“少数”总是偏居一隅,自然的恩赐和施洗,让我们更加珍视大地上发生的事情,敬畏那些我们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事物,也更加着迷于自然本身的更迭和运转。

一个民族就是在这样的生命体验和积累中形成自己的心跳节律,它有可能被外界打乱,也有可能由于自身的生长、病变而更改。它对于族裔中个体生命的意义,也许就是赋予他们一种脉搏,哪怕我们容颜已改、乡音不存,我们还是能通过相似的频率,精确地回到熟悉的呼吸吐纳中,回到我们的故乡。

诗人通过诗歌的方式与世界建立联系,无论我们用什么方式成为岛屿,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无论民族、职业、生存状况等等,用各种方式呈现的“少数”,我们都为世界提供着独特的经验、记忆,甚至富有传统和创造性的疆域。谁又能说“少数”不是“中心”呢?

不需要明辨“少数”,民族血液的根须会顽强地唤醒我们的知觉和乡愁。也不需要刻意在“少数”中画地为牢,我们的天性已然赋予我们旺盛的生命力,而我们的天职,作为少数中的少数,我们还乡并守护。

如是,处在更广阔的疆域里,作为少数民族诗人的我,不过是通过汉语,一次又一次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