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洪治纲经常被称为先锋文学批评家。这应该源于他影响广泛的专著《启蒙意识与先锋文学的遗产》《失位的悲哀：面对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先锋精神的重铸与还原》，以及从2000年开始在《小说评论》连续两年开设“先锋文学聚焦”专栏有关。毋庸置疑，洪治纲确实是一位研究先锋文学的专家。但是，研究先锋文学的批评家不止洪治纲一个人，比他更早研究先锋文学的批评家有很多。因此，在我看来，作为批评家的洪治纲，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作为在场批评家的批评实践，或者说是他在批评实践中彰显出的批评个性。用北方话说，这是一个“有脾气”的人，一个“执拗”的人，或者说，这是一个不那么好“通融”的人，更直接的说法，他是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反对派”。这些词放在一个人身上，是这个人的性格，放在一个批评家身上，就是他的批评个性。洪治纲的批评个性就是他的质疑精神和批评性。当下文学批评经常被诟病的原因，是因为批评过于甜蜜。我曾批评这种“甜蜜”现象：文学界内外对文学批评议论纷纷甚至不满或怨恨由来已久，说明我们的文学批评显然存在着问题。我们在整体肯定文学批评进步发展的同时，更有必要找出文学批评的问题出在哪里。在我看来，文学批评本身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整体的“甜蜜性”。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尖锐”的不同声音，但这些声音总是隐含着某种个人意气和个人情感因素，不能以理服人。这些声音被称为“酷评”，短暂地吸引眼球之后便烟消云散了，因此还构不成对“甜蜜批评”的制衡或对手。所谓“甜蜜批评”，就是没有界限地对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夸赞。在这种批评的视野里，能够获得诺奖的作家作品几乎遍地开花俯拾皆是，批评家构建了文学的大好河山和壮丽景象。而事实可能远非如此。在这种批评环境中，一个批评家敢于坚持自己的批评个性，敢于发出诚恳由衷的批评声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洪治纲是一个经常发出不同声音的批评家。20年前，他有一篇文章《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针对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发表了相当尖锐的质疑。可以说，洪治纲那时质疑的一些问题，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问题，但更多的人心知肚明又讳莫如深。这时，年轻的洪治纲说出来了。这正如艾伟所评价的洪治纲：他“就像皇帝新衣里的那个孩子，他的声音可能是刺耳的，当然也可能是孤单的”。刺耳是一定的，孤单倒也未必。正因为洪治纲的率真和坦言，才显示了他作为批评家的价值，也得到了同行的认同和肯定。在洪治纲的批评中，我们看到，他不是那种抽象笼统的批评，抽象笼统的批评既正确又安全，因为它不涉及具体的人与事。洪治纲的批评都是具体的，比如他的这种质疑：“几乎所有的局外人都对《骚动之秋》获茅盾文学奖感到意外。我也如此。这并非是因为这部作品从问世以来就没有引起什么阅读反响，更重要的是，它在艺术上确实较为平庸。”然后他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分析了这部作品在审美的意义上为什么较为平庸。许多年过去之后，事实证明了洪治纲的判断，这部获奖作品，至今仍然鲜有人提及，它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洪治纲提出了一个更令人深感震惊的看法，就是对评委构成的批评。他认为，前四届评委，“基本上都是老龄化的评委，说明茅盾文学奖不可避免地被资历所影响。二是大多身居文学工作部门的要职，或者说是政府部门的某种代表。这无疑意味着这个奖项必须对政府部门负责，对主流意识负责。这两种特定的现实情况实际上还暗含了更深的评奖局限。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老一代专家大多是在现实主义传统艺术思维的长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审美观念基本上固定在现实主义一元化的艺术模式中，他们的艺术素养是从长期以来我国固有的、带有明显封闭性的文学形态中积淀而成的，缺乏与世界现代艺术范式融会的格局，这使他们无法与那些具有现代审美倾向的作品站在同一维度上进行对话，无法在审美价值上对它进行合理的评断，从而导致了他们在评审过程中对现代性叙事的本能抗拒。同时他们自身的权力身份，又规约着他们必须站在社会学的层面上，从文学的教化功能上考虑评奖结果。这种双重局限无法使他们保持纯粹的艺术原则立场，也无法全面地、多元化地审度各种不同艺术特质的作品”。敢于质疑这些资深评委，没有些胆量和无私，是不可能做到的。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洪治纲的批评没有等级、地位以及权力的考量。

2006年，他在《钟山》杂志发表了一篇批评贾平凹的文章——《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文章说：

对于中国文坛来说，贾平凹是一个奇异而又复杂的存在。他的创作，几乎集中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并从乡村走到城市的作家们所共有的矛盾，同时，又隐含了他个人在艺术超越上所出现的某些耐人寻味的困顿。一方面，他试图容纳一些现代意识和审美观念；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挣脱沉重的乡土羁绊。在主观上，他渴望回到民间，回到自我独立自治的精神空间，但是，落实到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他又显得顾虑重重而巧取中庸。他的作品在读者群中总会引起一波又一波的巨大反响，但他对一些批评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警惕甚至是耿耿于怀。他崇尚一种憨实、木讷、谦逊、低调的人生哲学，但又常常被内心的自由冲动折磨得焦灼不安……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自己混沌无序的思想做斗争，是在与自身困顿焦灼的精神意绪相抗争。他试图从中寻找某种理想的平衡方式，但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他依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西西弗斯”。

因此，面对贾平凹的创作，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他在散文和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情趣，不只是他对人性的强烈不满和对自然的极度迷恋，更重要的，是他在传统思维中对一些现代艺术小心翼翼的拥抱的尴尬姿态，是他在自我超越的冲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优柔寡断、辗转反侧，是他融自卑与自信于一体的彷徨和焦虑。正是这些隐秘的原委，使他的创作（特别是后期创作）一直缺乏本质性的超越，始终处于一种困顿中的挣扎状态。

然后，洪治纲从作家心态、农民意识中的现代愿景、卑琐人性中的绝望等方面，有理有据地批评、分析了贾平凹“困顿中的挣扎”的表现。贾平凹是当代中国重要的作家，但是，无论是谁都没有批评的豁免权。贾平凹当然可以批评，也因为他值得批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洪治纲对贾平凹的批评，从修辞到态度绝无意气用事，绝无戾气或仇怨，更无自以为是的浅薄或傲慢。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细致的文本分析和理性批评，你不得不深感钦佩。这篇文章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可见，这是一篇得到普遍认同的文章。

洪治纲是一位坚持在当下文学现场的批评家，他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评论文章发表。他编选短篇和中篇小说年选已经多年，对文学现场的熟悉在国内的批评家中也屈指可数。年选，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不仅要大量阅读遴选，思忖再三。问题是出版之后各种反映都有，不满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这非常酷似评奖，评上的觉得理所当然，评不上说评委有眼无珠、厚此薄彼，甚至拿了红包。当然，无论是评奖还是编选年选，都是当代批评的一部分。不满的声音是正常反映的一种，但作为编选者的感受可想而知。我的理解是，这也是作为当代文学批评家必须具有的心理承受力。文学批评是学术公器，但落实到具体的批评对象，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在我的印象中，洪治纲的编选序言，一直是批评多于肯定。比如，2003年的序言说：“2003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我以为，总体上并不值得乐观依然是一个显在的事实。这倒不是因为短篇小说在创作数量上偏少，或是大多数作家没有意识到智性写作的必要性，而是一些作家在叙事智性的处理上还显得颇为孱弱。说穿了，就是创作主体艺术原创能力的孱弱，是作家对叙事技巧与审美思考之间进行巧妙嫁接的孱弱。”2004年短篇年选的序言说：“在阅读各种文学期刊时，我内心之所以常常会产生某种疲惫与乏味的感觉，我以为，其中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当下的小说创作中，无论叙事形式还是表现对象都有着太多的相似性和类同化。一方面，过度的自信与超稳定的精神结构，导致作家们自觉地恪守自身既定的思维程式；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公共经验和审美趣味的制约，这些思维程式又变得彼此模糊，差距甚微。”洪治纲认为，阅读一部好的短篇，我们会发现，无论视角的选择、语调的确定、叙述节奏的控制，还是人物关系的处理、叙事张力的铺设、内在结构的安排，都十分得体，犹如鸟儿从空中飞过，却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但是，倘若沿着叙述的线索细细追踪，我们又会看到，处处都潜隐着作者颇为独特的艺术心智。至于小说中所承载的精神意蕴，更是让人辗转不已。譬如汪曾祺的《异秉》《岁寒三友》，麦克尤恩的《蝴蝶》，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等等，每每读来，都让人玩味再三。但是，当下的文学发生了变化。因此，他在2005年选序言中说：“可惜的是，这样的阅读体验越来越少。尤其是面对中国当下作家的一些短篇小说，能够激活我们的内在心智并让我们产生交锋欲望的，实在是微乎其微。我知道说这样的话，会让很多作家郁闷或不屑，但这是我的真实感受。近些年来，不断翻阅各种期刊，特别是那些重要刊物，其中的短篇带给我的，常常是无趣或失望。而且，这种失望很多时候都体现在叙述的层面上，随意，油滑，粗糙，浅显；即使有点技术的含量，也都是些一眼就能看穿的小把戏，背后还摇晃着作者得意的小尾巴。”

如果说这是洪治纲早年批评形成的某种挑剔的“思维定式”的话，那么一直到晚近，他的批评风格仍然没有改变。我还以他的年选序言为例。他在2018短篇小说年选序言中说：“中国当代作家的最大问题，不是远离了现实生活，不是自觉地规避了现实主义，而是恰恰相反，太多的作家过度拥抱了现实，甚至是被现实劫持了作家应有的‘超脱’能力，失去了诗意的幻想。在2018年的短篇小说中，这类作品就非常普遍。它们或迷恋于庸常经验的复述，或倾心于凡俗欲望的书写，或在无常的历史记忆中打捞往事，或在廉价的苦难中兜售道德关怀……很多故事都很‘现实’，有伤痛，有无奈，有感伤，有锐利，但是读完之后，却看不到作家穿透性的想象和思考，看不到他们‘超脱’现实的内在气质与应有的艺术智性。”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洪治纲之谓也。

敢于批评或敢于“反对”，构成了洪治纲重要的批评性格。这与他对文学批评的理解有关。2017年，他在接受舒晋瑜采访时说：“我写批评还是比较率性的，没有太多的因素干扰自己的评判。但我觉得，评论要做得比较严谨且令人信服，最大的困难还在于你对作品的细读、理解和思考，尤其是对作家的创作进行整体评论时，你必须要弄清楚作家创作的内在轨迹，这不仅需要耐心，还需要智慧。批评也是一种创造，它是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交锋。没有交锋，只有拥抱的批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洪治纲一直坚持文学批评的声音，或者说，在拥抱、表扬等甜蜜的批评面前，他就要做一个“反对派”。这不应理解为是洪治纲从事文学批评的姿态或理想，这是他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值得思考的是，这个“不合群”、总是“标新立异”的批评家，却受到了同行和作家的喜欢和赞赏。我想其中的原因还是和洪治纲文学批评实践的正大、磊落和率真有关。他的文学观念不免理想化，但我们都理解他的用意，那就是，在当下文学批评语境中，“深刻的片面”、矫枉过正等，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洪治纲的批评个性在今天还多少有了一些悲壮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