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迟到”的时间寓言

从1990年的出道作《M的失踪》算起，黄锦树专注重绘南洋图景已整整三十年，早已是讨论华语文学难以绕开的坐标。马来西亚华人流徙海外的殖民伤痕、历史忧患以及与“中国性”的身份纠葛，始终是其文学风景的基石。黄锦树对马华族群命运的文学再现，时常呈现为人物在国族、语言、文字界域内无根的迁徙与飘零。这种书写姿态，早在多年前被论者命名为“反居所浪游”，认为黄锦树借助“反居所”的正面介入，正是要对马华历史意识的稀薄、历史书写的艰难发起挑战：“我们很清楚，历史阙如不可能容纳在任何居所里，它不可能容忍任何居所，因为历史阙如是流离失所，是非居所、反居所。”[1] 这种在流离失所中无法占有意义，却又要不断追索的焦灼感，遂成为黄锦树作品偏执而顽强的精神气质之一。如果说“反居所浪游”更多指向家国、原乡与文化空间归属感的取消，那么在新作《迟到的青年》里，黄锦树则通过在一切重要历史节点中迟到的青年，讲述了一个在时间中无家可归的寓言：迟到者无法被任何大历史秩序所接纳，被动语态的“迟到”（belated）状态，又注定了他无力建立自主的时间秩序。[2] 在时空中谜一样地穿梭了一生，恰恰是因为在所有的时间链条与空间区域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在最后的返乡途中，当被问到乡关何处时，青年只能摇摇头回答“都不记得了。”[3] 在小说结尾，青年终于被象征着时间本身的皮箱吞噬了存在，或许也续写了黄锦树对马华族群永世流亡的悲剧立场。

《迟到的青年》在多国情报机构联手追捕一个东方青年的重重谍影中拉开大幕，小说开篇即被紧张肃杀的气息扼住。这个神秘人物的危险之处，不在于鬼魅的行踪与模糊难辩的身份面目，也不在于任何实质性的暴力破坏，而在于其遏制时间流动、甚至偷走时间的能力。青年所到之处，所有的钟表方寸大乱，交通工具变得缓慢，炎炎赤道变得天寒地冻，孩童也会瞬间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秘密使命，则是将从欧亚各国收集来的时间带回马来雨林深处的墓园，以延长死而复生的“祖”的生命线。

在这个糅杂了间谍小说、魔幻元素与政治狂想的故事里，黄锦树最富有反讽张力的安排，在于青年的“超能”与“不能”。看起来拥有主宰时间的超能力的主人公，却在追赶自己的时刻表时一再身不由己地犯错，毕生深陷在迟到、延宕、迷航的困境里。作为中国移民的后代，年少时未能及时赶上从南洋驶回中国的慢船，这一次迟到，阴差阳错地改换了青年一生的航向，再也无法踏上父亲魂牵梦绕的祖国。这一场面无疑是黄锦树对旧作《开往中国的慢船》（2000）的招魂与复写：相传郑和下西洋时留下的宝船犹如移民后人归返中国的欲望本体，以每十年一趟的慢速运送迟到者回家，但只有十三岁以下的孩子才有登船的资格。高嘉谦曾分析“中国宝船永远的迟到者”的弃民心绪：“错过上船的十三岁年龄，就只能是永远的迟到者，不复归返，孤身走离散的路，于是‘被遗留’潜藏在背后成了移民社会的精神状态。”[4] 到了《迟到的青年》里，黄锦树仍在同这种结构性创伤对话，足见其难以释怀。“开往中国的慢船”投下过分渴望却又无法实现的乌托邦阴影，青年迟到后下意识的选择既不是回家，也不是继续等待，而是头也不回地立刻逃离这一错误现场。“他临时起意扒走一位因醉酒而摇摇摇晃晃的胖子老外身上的船票，恍恍惚惚地上了另一艘船，让他得以穿过马六甲海峡，航向西方。”他临时起意扒走一位因醉酒而摇摇摇晃晃的胖子老外身上的船票，恍恍惚惚地上了另一艘船，让他得以穿过马六甲海峡，航向西方。”

青年在人生重要时刻的又一次迟到，是成年后因浪迹西方世界而没有赶上给父亲送终，归来时马来半岛的旧家也已人去楼空。“你已不再年轻。而且，你又迟到了。”拥有遏抑时间的能力，却唯独无法阻止自己的迟到。每一回的迟到毋宁说都是创伤体验的加剧重演，因为每一回的迟到都伴随着生命中又一处“家园”无可挽回的轰毁：父亲、家族、生长的土地、传说中的祖国，直至他彻底沦为世界的孤儿——小说尾声处，箱子里原本小心翼翼藏好的“祖”所赠予的骸骨与泥土不翼而飞，青年在血缘与地缘的最后一丝关联也遭割断。被锁进箱中任人提着四处漂泊，是其被彻头彻尾放逐的最后缩影。

二、殖民地的想象性复仇

小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句话，当属自杀的日本情报人员道破的那句青年的机密：“时间被他偷走了”。伴随着青年遍布北京、上海、莫斯科、鹿特丹、伦敦、巴黎的足迹，《迟到的青年》也展示出从前黄锦树在南洋书写里不多见的世界全景版图。青年的核心使命，正是以殖民地儿女的血肉之躯，偷走殖民帝国的时间，作为补偿和供养虚弱的“祖”的生命原料。在灰烬中重生的“祖”，或许象征着马来西亚土地的原始祖灵。黄锦树素有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土地拥有和占有者无关的历史，相信“土地是土地自己的主人”[5]。在故事发生的上个世纪30年代，“刚刚从第三次死亡中复活”的“祖”，是否正影射了马来半岛自航海大发现以后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三国侵占，却仍残留着不死的原生力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偷走时间的青年，颠倒了原本由西方文明话语所支配的时间谱系，以及东西方剥夺与被剥夺的权力关系。西方世界曾通过指认自身的文明与先进，东方殖民地的野蛮与落后，将后者理所应当地定义为线性进化论秩序上的迟到者，进而展开粗暴掠夺，包括蚕食殖民地的时间与疆土。但是黄锦树在青年身上展开了一种解构帝国谎言的反殖民想象，或者称之为反殖民复仇也不为过。在“时间开始了”的宣告中，南洋雨林不再是束手就擒、甘愿被剥夺与被奴役的弱者，而要主动夺回那些曾经被非法偷走的时间。所以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青年的表现俨然时间的复仇者：其所到之处的所有人，都体会到了被殖民者的忧惧与苦痛；已经死去的钟表重新转动齿轮，如同被杀戮者的集体复活；总督想起了年轻时对原住民少女犯下的罪恶，并在强烈的被诅咒感中倒地毙命；隐喻着殖民余孽的少女腹中的胎儿，则在一夜之间被消除抹平。

但以上种种，只不过是一种想象性的快意恩仇。青年造成混乱的时间极短，而后一切如常，不平等的权力结构难以被真正撼动，“但不过一瞬间，好似打了个盹”。更具解构性一个伏笔在于，从殖民帝国盗取时间的青年，其自身在成为“偷时间的人”之前早已被偷换了人生。更准确地说，如同浮士德与魔鬼签订的契约书，青年是以全部生命与自我不断被偷换的代价（“我到底是谁？在这漫长的旅程中，到底被偷换了多少回？”）换来了向殖民帝国实现复仇与反击的一个片刻——更为致命的是，这一切都是被动发生的。“那时他流落在阴暗的巴黎街头小巷，一个驼背小人擦身而过，与他交换方向；但那轻轻的一碰触，即用他数百年污渍染就的旧皮箱换走了他所有的家当。珍爱的袖珍本藏书，写写删删的笔记本，不忍丢弃的分手情人感人肺腑的情书，余味犹存的指甲；寄不出去的给父亲的长函，一把拆信刀。”历史的偶然撞击，使青年在不知情中收下了那口沉重如殖民历史债务的皮箱，也让他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丧失了自己的容颜、身份和一切私人记忆。从此以后，青年的相貌也愈发与驼背小人交叠难分，“背拱起，整体上予人驼背小人躲在大衣里的感觉，仿佛畏寒。”

小说中多次着意提及的驼背小人形象，典出本雅明的晚期作品《一九〇〇年前后柏林的童年》（Berliner Kindheit um 1900），此乃黄锦树最为擅长的文学经典的变形与重铸。在《驼背小人》这一篇里，本雅明回忆了这个德国民间童谣中的捣蛋鬼形象。“当我走进厨房,/去做点儿汤喝/一个驼背小人儿在那儿/一下把汤锅打破。”就如同歌谣里所唱的，驼背小人擅长让人走神，毁坏物品的整全性，并最终让人一无所有的恶作剧，也让“失去”成为本雅明儿时心灵最深处的恐惧、哀愁与无助。“他出现在哪里，我在哪里就会变得两手空空。我望洋兴叹，眼看着一切逐渐变小。直到几年后大花园变成了小花园，大房间变成了小房间，大长椅变成了小长椅。这个灰灰的倒霉鬼不时让我重新忆起那些几乎被我遗忘，然而曾经属于我的东西。”[6] 本雅明在生命最后几年的流亡中，写下了这些刺痛的字句，是对回不去的祖国与柏林童年的怀念，同时也是第一人称的郑重诀别。驼背小人擦肩而过的历史一击，让青年失去了所有，也暗示了他此后只能以恶作剧的方式展开复仇的限度所在。

三、青年何在？

对历史档案资料及作家作品的征引、拼贴、戏仿及重新编码，进而让故事产生新的催化，是黄锦树高度风格化的小说技艺之一。对于曾以种种方式被他编织进文本的鲁迅、郁达夫、川端康成、田山花袋、村上春树等人，学界早有不少论述。这样的创作习惯和趣味，一方面关涉到黄锦树多年来对马华文学形式可能与历史密度的探索，另一方面指向作家对“史实”孜孜不倦的写作伦理追求。但无论如何，藏在这些线头背后的谜团，散佚、漫漶于故事内外，常常使得阅读黄锦树的体验，近似于走在一条无法直接抵达终点的路上，并一再对读者的知识储备抛出新的要求。《迟到的青年》自然也不例外，其标题本身就取自大江健三郎创作于60年代的同名自叙传长篇小说。除了上文提及的本雅明，“K”、“旅行推销员”、“土地测量员”等语词也暗示着另一位犹太作家卡夫卡的隐身在场——联想到军情部门对青年华人与犹太人身份的混淆，在在使得英殖民统治下的马华与纳粹时期犹太人的流离命运，在互见中彼此激荡。

《迟到的青年》处理的是黄锦树以前所涉不多的1930年代，有多处具体的历史事件，可以帮助我们瞄准小说讲述的时间：俄国革命、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等等。而最确切的提示来自鲁迅著名的“北平五讲”：“九个月前，在北京某大学广场上激昂的大学生之间，聆听鲁迅的演讲，被某记者摄入作为背景。”鲁迅在北平几所大学演讲的时间为1932年11月，因此可推知故事发生在1933年7月左右。

1933年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正如青年检票员所说，“这世界要大变了。”随着青年流浪的版图扩大，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与“世界青年”的历史镜像中，小说对于马华青年的“青年性”思索逐渐浮出水面。黄锦树念兹在兹的马来西亚共产党此时刚刚成立不到三年，莱特、阮爱国（胡志明的化名）及其“成立了南洋一个什么党”的虚实笔法，也暗示了青年与马共千丝万缕的关联。1933年，英国专门成立政治部，并联合警察部队对新生的马共展开毁灭性的打击扑杀。[7] 在南洋肃杀的政治气候之外，世界局势同样动荡不已：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苏联正在经历大饥荒，1933年纳粹上台后，正在写作《一九〇〇年前后柏林的童年》的本雅明和千千万万的犹太人一样开始逃亡，直至死去……青年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与本国的困境辗转于异国他乡，也见证了世界的风雨飘摇。在东亚一侧，抗日的战火已率先燃烧中国的土地，1932年鲁迅在北平的其中一讲《今春的两种感想》，谈论的正是青年应该走怎样的道路的问题。此时来到中国，跻身于进步学生之中共同听讲的青年，是否也曾从“五四”后迅速成型的母国青年政治中获得醒悟与启迪？

此时的中国，“新青年”作为政治资源和历史推动力的潜能，早已得到普遍的承认与争取。相较于中国青年拥有国家与自我授权的主体性，更有真实的社会参与，在《迟到的青年》中，我们始终未能看到主人公身上任何现代意义的“青年”特征——除了年龄以外，他并未经历结构性的成长。其青年人格其实并没有实质的内涵充盈，因此只能伶仃而空洞地流亡，终究未能询唤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好像有一阵风推着他走。整趟旅程都好像是一场梦。他经历得多，但记得的少。”这仍是一个尚未觉醒的青年主体。马华青年的被动、混沌、孤立与生命的不确定感，遂在世界左翼青年的图谱中暴露出一种先天不足。在某种程度上，未能降临的“青年主体性”，也是主人公自己对于自己的迟到——相比于对家国历史事件的“向外的迟到”，这种“向内的迟到”，则指向南洋青年族群更隐秘的内在危机与现代困境。

为什么黄锦树要在五十知天命的岁数，虚构一个近百年前的青年狂想故事？作家心系马华的命运且思考不止：没有导师、没有坚实的家国叙述、没有可靠的族群共同体，在无所依据和凭证的时间洪流里，马华青年要如何完成成长与现代自我的赋形？“此刻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呈现，在思索东南亚华人的命运的同时，很嘲讽的我将在时空中不着痕迹地消失，消失在历史叙述的边缘。”[8] 这种旷日持久的上下求索，始终伴随着对于求索者自己消失的坦然（尽管未必没有恐惧），至今仍是黄锦树写作的巨大内驱力。纵使是在1933年未完成的青年，也迟早要被卷入现代的时间齿轮，去领受他的身心撕裂与独特的成长动线，无人能躲开。这种成长的历史必然与无可逃脱，正像是大江健三郎在《迟到的青年》开篇摘引的奥登的诗句，“‘我做不到。’我说，‘因为我已不再是孩子，也不再是鸟。’”[9]

 

注释：

[1] 林建国：《反居所浪游》，原载《南洋商报》1995年12月16日、23日，收入黄锦树：《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页。

[2] 《迟到的青年》最初收录于丛书《字母会：B巴洛克》（台北：卫城出版社，2017年）,是由哲学家杨凯麟与台湾小说家胡淑雯、陈雪、骆以军、童伟格等人围绕字母A-Z展开的写作实验计划的产物。《迟到的青年》中的字母B意指“迟到”（belated），也出现在小说开篇的谍报密码“b”、“birds”里。

[3] 黄锦树：《迟到的青年》，《天涯》2019年第6期。本文中出现的小说原文均出于此，不再另注。

[4] 高嘉谦：《论黄锦树的寓言书写》，收入黄锦树：《死在南方》，第363页。

[5] 黄锦树：《撤退》，收入黄锦树：《死在南方》，第78页。

[6] [德]瓦尔特·本雅明：《驼背小人：一九〇〇年前后柏林的童年》，徐小青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7] 据马共领袖陈平在回忆录《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中记载，为打击马共势力，英国于1933年成立政治部（Special Branch），取代了名为犯罪情报部（CID）的职责。马共在1930至1935年的警察搜捕行动中，至少损失了6名在任领袖。被拘留者大部分都是中国籍，法律行动导致其中的5位被驱逐出殖民地，并被遣返中国。

[8] 黄锦树：《大卷宗》，收入黄锦树：《死在南方》，第63页。

[9] 诗句取自W.H.奥登的组诗《1929》，转引自[日]大江健三郎：《迟到的青年》，姜楠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