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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妍:我是在写一种孤独吧

来源:《小说月报》 | 翟妍  2020年03月30日09:00

翟妍,本名翟景华,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2018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代表。曾在《十月》《中国作家》《作家》《青年作家》《鸭绿江》《长江文艺》《芒种》等刊发表小说作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想,就《守清口》而言,我是在写一种孤独吧。

也不只是孤独的,如果单单是孤独能说得清楚,我又对它一定是不满意的。它应该有更多的东西隐在孤独后面,让我自己也无法说清,只有碰到那个对的人去读它,正好又触动了人家的某根心弦,那些若隐若现的可能性,才能浮出来吧。

试着闭上眼睛,试着去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一片一马平川的科尔沁大草原上,一条名为霍林河的河流穿腹而过,村庄在河流的南岸,小镇在河流的北岸,庄稼在村庄的东边,坟场在村庄的东北面。而西面,只有无尽的草原。无尽到一眼就能望见天边。

小说里的榆村,应该就定位在这里。

那村庄太小了,一如一只麻雀,经常被茂密的蒿草和庄稼淹没,要不是每天定时定点有白烟从烟囱里冒出来,那村庄,该是和坟场一样,是死寂的。

那村庄也曾有过欣欣向荣的样子。那是我小时候的事了,几十年过去,和我一般年纪的人都从村庄里辗转离开,我们这样的人,变成了村庄里最后一批年轻人。我的父辈们,没有随子女离开的,依然守在那个村庄里,迎接一日又一日的老去,等待进入东北方向的那片坟场。

我常常想,有一天,这村庄或许就只剩下那片坟场了。

人与人为伴,能维持一生之长久的情谊,多少是有些奢侈的,人的思想变故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一个不称心,前面的百般好,就都尽弃了。而我父亲,真有个“老磕头的”,他们就像我小说里写的那样,从小玩到老。我写《守清口》那天,给我母亲发视频,我父亲那老磕头的,正坐在我家炕头上喝茶。那是个夏天,因为我父母冬天在城里过,夏天在村庄过。冬天楼里暖和,夏天回去,可以侍弄园子,种些蔬菜。

那天电话里,我父亲的老磕头的,也冲着电话喊我,他和我父母一样,叫我闺女。我突然特别感动我父亲能有个老磕头的为伴,人这一辈子,除了必备的婚姻伴侣,还有另有他人同心同德地陪着,是多大的福气呀。

我父亲是幸福的。我相信,我父亲那老磕头的,也是幸福的。

可村庄的孤独和落寞,不会因为个人的幸福而奏响欢愉的曲子,她每天照样会唱哀歌,又有人病倒,又有人死去,又有新碑竖起,黄土下又多了一具尸骸。

村庄和那些剩下的老人一样,迈不开步子了。一旦白雪茫茫便更是可怜,更有那种“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空阔和辽远,而独独剩下杨有四和杜青山,身着羊皮袄,腰扎浸麻绳,追随在几头牛的后面,斗寒风顶暴雪了。

幸亏有牛在,那些站在死亡边际的村子里的老人,牲口,家禽,是他们最后的慰籍。

或者可以说,大多数人,年纪还小时,对情感这东西,是不那么挑剔的,也是不那么珍视的,只有上了年纪,才再不会那么口不择食,再看不得生死,再不忍身边的人离去,再不舍曾经付出过的,草草收场。一切,都有头有尾,是最好。

可在《守清口》里,我残忍地撕裂了两个老磕头的之间一生的友谊,也残忍地卖掉了牛,然后,人与人的情感可薄可厚,可轻可重。但情感这东西,放在牛面前,却只有义无反顾。牛不知道舍下什么,牛知道那些曾经的好,不能忘却。

牛在拼尽全力回到过去,而人,却在朝前奔,老眉咔嚓眼了,还想求个将来。尽管那些奔到手的,也许根本不是己需。杜青山走了,一进城便分不清黑夜白昼,杨有四却还和牛一样固执,想找回情感的依托。

牛最终是死了的,在大雪覆盖的清口下丧命,和杨有四的死去一样, 带着对彼此深深的眷恋。

有的人不能辜负。那些牲口和家禽,对人产生情感的所有动物,则万万不能辜负。

那叫黄小辫儿的母牛之所以叫了一夜,才唤来榆村的人寻找杨有四,我只是想说,这个村子,真的太老了,老得连耳朵都不灵光了。

这大地上,还有多少老得连耳朵都不灵光了的村庄?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