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互相建构的，呈现出既“断裂”又相成的特征。它与作为自身“开端”的五四文学现场遥相呼应。如果说80年代文学是“《呐喊》时代”，有着整全的、“听将令”的特征，那么，90年代文学则类似“五四”退潮后的“《彷徨》时代”，它从亢奋的青年状态退场，而进入到中年期；它不再站立于舞台的中心，而是彷徨于边缘；它不再从“我与他们”的话语模式中确立自我主体性地位，而是反视启蒙者的启蒙合法性；它不再愤怒，而只是感慨。个中复杂或可用鲁迅的话来说明：“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1]这句话呈现出新文学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他们必须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并确定“自我”的位置。

但90年代文学话语主体要解决的问题却与五四时期和80年代有所差别。“五四”一代人在处理自我与历史的关系，比如鲁迅给自身的定位为“历史的中间物”。这个与“进化”有关的词可以用来命名那一代人，他们要破除历史，这是时间意识。80年代言说主体的时间意识依旧明确，他们野心勃勃地要创造历史。而90年代的文学者深谙了自己的处境以及使命，他们意识到自身建构历史的链条已经被扯断，也就是说，90年代的作家们感受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所要处理的，是被时间放逐之后寻找立身之地，重新建立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这是空间的。这是本论文的出发点。

当在这个层面回视90年代文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目光向前移至作为八九十年代文学“过渡”的新写实小说，并重新赋予其文学史意义。

首先，新写实小说“发现”了空间，并由此走向了“日常”，从而开启了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突围”意志。比如《风景》，小说一开始就写：“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汉口河南棚子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父亲从结婚那天就是住在这屋。他和母亲在这里用十七年时间生下了他们的九个儿女。”在这样的逼仄环境中成长，“七男二女”开始苦苦寻求出路，甚至不惜以生命进行“突围”。方方的这篇小说有着非常严肃的关切，其关键词就是“生存空间”，是对社会环境的映射。而对其“日常化”的叙事和审美范式的关注遮蔽了它作为“问题小说”的实质。

《烦恼人生》中，印家厚每天面对着拥挤的厕所、狭小的房间、堵塞的交通；《单位》中，小林与人合居一套房子，共用客厅、厨房、厕所，这一合并了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既呈现出个体生存的压抑和被缚感；同时，其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矛盾和博弈，也同样带有社会结构的隐喻性。另外，家与“单位”共同构成的生存空间，已经挤压、吞噬了人的精神空间。正如《一地鸡毛》所写：“他们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到黑压压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可以说，新写实小说对于空间焦虑的呈现极尽还原。在八九十年代的转型期，这一批作品重新定义了人与所在空间的连接方式。当然，在印家厚与小林的身上，我们确乎能够看到“转型”的特点，他们身上“青年”与“中年”过渡的特征与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相互映照。“空间不仅对于适当地理解社会过程具有意义，而且是位居核心。”[2]新写实小说以此解构着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时期”想象，表现出一种打破原有界限的突围意志。

以此回望，我们会发现，新写实小说对于历史、时代和生活的感知与判断的敏锐性，即使在文学实践过程中有打滑和失控，但它反抗概念化的“思想”和游戏化的“先锋”，反抗“现实主义文学”与真正的“社会现实”的脱节，有效地冲破了文学内容的“规定性”和“可言说”范畴，开启了当代文学真正通往“整全”的路。而其内在的话语驱动力，正是空间焦虑—都市的、市场的、物质的、社会的（关于人的主体性、身份、阶层），作家们在汹涌而至的现实洪流中寻找通往“世界”的路径，选择了背向历史、转向日常的形式。

由此出发重新审视90年代初掀起轩然大波的《废都》以及潮涌般的“《废都》批判”，同样耐人寻味。贾平凹自述：“我欣赏‘废都’二字。一个‘废’字，有多少世事沧桑！西京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废都，而中国又可看作是地球格局中的一个废都，而地球又是宇宙格局中的一个废都吧！……这样的废都可以窒息生命，又可以在血污中闯出一条路来。而现在，就是这样一种艰难、尴尬的生存状况。认识了这种生存状况，才可以逼人觉悟，逼人从血污中闯出来。”[3]在贾平凹的语义系统中，这“世事沧桑”自然是关乎历史、时间的“兴—废”关系；但《废都》所建构的世界，却是废除了时间的。庄之蝶所谓“大人物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只剩下了此在、此身。他给自己的偷情之所命名“求缺屋”，在唐宛儿的大腿上写下“无忧堂”，“情色乌托邦”的空间建构正是身体政治的题中之义。更遑论贾平凹言说中的“西京”“中国”“地球”的空间着眼点，“窒息生命”、艰难生存、“在血污中闯出一条路”的空间感受，其弥天弥地的焦虑感，最终演化为文本书写中咄咄逼人的“性”的冒犯。这种被冒犯感也成为批评家群起批评的原因之一。而《废都》的结尾将这“窒息”中的“无解”演化至哲学意味：庄之蝶准备从“无物之阵”中逃离，但是他在火车站中风倒地，他无路可走。他的生命只在“彰显禁忌”。[4]

同样在空间争夺中彰显禁忌的，是由《废都》开启，且延绵成90年代文学景观之一的“个人化写作”，后来渐次以“私人写作”“身体写作”的命名凸显其“禁忌”本色。在这场命名中，我们看到由“个人化写作”到“私人写作”“身体写作”的变化。与新写实小说对于生活空间的“普遍化”呈现相比，“个人化写作”的确更凸显局部体验。但其中值得我们思考的，恰恰是在这场文学事件中，“私人”何以成为“公共”的。

其间的关窍正在于空间的权力运作以及对此的抵抗。林白作品《左边是墙，右边是墙》《房间里的两个人》之类的命题，其“房间”“窗户”等意象的使用，本身即带有空间隐喻性。从徐坤的《厨房》中，我们同样可以窥见空间的“身份规定性”。小说一开篇即道：“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厨房”是空间，也是对于女性身份、生存位置的“规定”，枝子反抗这种命定性而出走，但她在“厨房”之外的世界并不能获得她的人生整全。不管是陈染的《私人生活》还是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都突出一个问题，即，个人的、私密的、身体的书写经由一种张扬放恣的欲望化表达而介入（并意图占有）公共空间。这是一场个人欲望对集体空间的挑战，也是性别空间（权力）的争夺“战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隐约能辨认出五四文学场中莎菲女士的话语意向。而在这场女性写作演化为“身体写作”的事件中，“身体空间”的建构之初所带有的“动作性”（其宣言式的、抵抗式的精神旨归）最终被更加巨大的社会空间（市场的以及男权的）吞噬。这是90年代文学事件中最令人遗憾之处。

与“个人性写作”相关的另一群体，是“新生代”作家，他们的空间诉求表现为对于现存秩序的激烈批判，就是著名的《断裂问卷》——一次“剧场”般的文学事件。1998年，《北京文学》发表由朱文主持的问卷调查，其题为《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韩东如此宣言：“在同一代作家中，在同一时期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不共戴天的写作，这一声明尤为重要。……我们绝不是这一秩序的传人子孙，我们所继承的乃是革命创造和艺术的传统。”[5]韩东们主动与“主流文学”割裂，正是要在主流文化空间之外重新建构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一文学事件的悖论在于，他们的宣言的姿态性，以及背后群体的“登场”诉求，使得这一事件从一开始就在召唤“聚光灯”，话语意志越过了言说本身，因而自身也被“戏剧”化了。

随着文学的边缘化，90年代的文学实践主体对于自身处境的焦虑，促使他们更加迫切地要搅动“死水”：批评家的命名热情，期刊的“营销”热情，作家的“割裂”热情——他们反复地言说，大声地言说，激烈地言说。他们在建构自身的话语方面的姿态性和对于话语权的争夺，与他们的“五四”前辈并无不同。或者我们依旧可以对照“五四”话语场，比如我们熟悉的《新青年》上的“双簧戏”。这一事后被命名的“戏”的话语操作，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百年文学现场的寓言。

与市场化、欲望化的都市空间相对照，与《废都》《我爱美元》诸作和“个人化写作”等充满噱头又积极突围的“纵欲书写”相对照，与《废都》结尾“无路可走”相对照，是张承志为代表的另外一种选择，是远行的、精神的、禁欲的。尽管他90年代创作的《心灵史》同样是一个对抗的精神文本，张承志仍旧是沿着80年代语境言说着“寻找家园”的故事。蒙古草原，金牧场，黄泥小屋，西海固，新疆大阪，他永恒地以“行走”抵抗空间禁锢。此外，除了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韩少功的散文集《夜行者梦语》和张炜的《忧愤的归途》也在1995年前结集出版，其名字中“路”“夜行”“归途”所昭明的“行走”的姿态，也凸显出创作主体与处身的空间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主体的抵抗意志。

而另外一方面，真正显示了90年代文学实绩的作品，诸如《白鹿原》《长恨歌》《尘埃落定》《心灵史》《马桥词典》等，则全部具有文学地理学意义，地方性的书写建构出新的文化空间，甚至可以说，它以此补足了宏大价值解体之后的价值空缺。当然还有90年代兴起的“学者散文”，其关键的空间构成是书斋。它似乎让我们想到周作人在“五四”退潮后的选择，那著名的空间式言说——“十字街头的塔”，但张中行、汪曾祺、季羡林、金克木、黄裳等人的书写，以书斋话语参与社会话语的建构中自有激进和抱负。他们要重新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建立认同机制。

总体而言，在梳理90年代的“文学事件”过程中，我们不断遭遇到空间命题。从新写实小说开启对于空间感知的“日常化”呈现，到个人化写作以“身体”为边界探寻自我与世界的关联，到朱文、韩东们与主流文学场的“断裂”，到张承志“行走”话语中凸显的精神空间与世俗空间之间的对峙，我们看到的是紧张和抵抗。而作家们正是通过自身与空间的对峙，重新确立了自我，以及90年代文学的根本精神。

 

参考文献：

[1]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440页。

[2]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页。

[3]肖夏林编：《<废都>废谁》，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4]李敬泽：《庄之蝶论》，《致理想读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页。

[5]韩东：《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本文为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科研费专项资金”项目(16LZUJBWZY02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