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地域”这个词并不生僻，在古代文献中经常能看到。“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对文艺与地域关系的认识扩展了许多，但即便如此，研究仍然受限。那时更常见的，是把文艺作品中描绘自然环境、社会习尚、风土人情，以及方言、服饰、心理等所出现的差别，当作地方色彩、艺术风格来理解。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它对文艺的多方面影响，这才引起广泛关注，并真正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是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首先，文艺与地域这个亘古话题此消彼长的历史动因究竟是什么？这个话题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在今天的时代语境中，文艺创作应当怎样处理文艺与地域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文化变迁与话题扩张

文艺与地域话题亘古来的此消彼长，要而言之，是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在起作用。

古代文学艺术对地域文化的倚重由来已久。《诗经》“十五国风”就反映着地域文化的差别。吴公子季札鲁国观乐也是著名的例子。可见古代诗乐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土地范围，那里面也有政治、经济、民情风俗和文学艺术。以致《汉书·地理志》及魏徵的《隋书·列传第四十一·文学》之后，以南北对举的方式来讨论文学的地域差异渐成体式和传统。直到近现代，相关的成果仍有不少，如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元剧之时地》，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等。西方也有不少以南北对举方式来阐述地域文化差别如何影响文艺的学者，如亚里斯多德、孟德斯鸠、斯达尔夫人、泰纳等。在中国，从唐宋开始，还出现了很多以地域命名的文人集团、作家群或文艺流派，如唐代的边塞诗，宋代的江西诗派，宋代的江西琴派（与当时的京师、两浙琴派形成鼎立之势）。明清以后，文学史上以地域命名文人集团或文艺流派的现象更是相当普遍，著名的如公安派、临川派、桐城派等。

新中国成立后，是由主流政治统领的“共名”时代，当时文艺所看重的，主要是地方色彩、乡土色彩，如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之类。真正与地域文化有关的话题，仍然很少有深入的讨论研究，因为很多话题都有可能因涉及所谓封建迷信而与“五四”精神相悖。直到改革开放，有关地域文化的话题才渐渐热起来。讨论地域观念、地域优势、地域形像、地域与人才、地域认同度、地域文化差别等方面的文章，开始时常见诸报刊。“文化寻根”也开始寻到神话、巫傩、鬼神、祖先崇拜等等上面去了。就文艺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理论探讨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较早的文章是《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从那以后，由于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加入，这个话题就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深入了，不再局限于地方色彩、乡土色彩。少数民族口头传统、非物质文化、生态、丧葬、饮食、巫傩、鬼神等等，都进入了地域文化的讨论范畴。文艺创作、文艺研究也就更多地与地域文化联系在了一起。仅看2004年的“《文学遗产》西部论坛”选题，就让人耳目一新。

地域文化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

文艺与地域的话题，之所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深入，与改革开放及文化多元时代的到来有关。在此之前的数十年间，我们的时代往往都被重大而又统一的政治主题所涵盖，都有清晰的、共同的文化精神走向，这些政治主题与文化精神走向甚至用一、两个关键词就能做出概括，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再比如“五四”时期的启蒙，1930年代的救亡、革命等。这就是所谓的时代“共名”现象。在统一而又重大的时代主题面前，其他话题都因无条件地服从“共名”而会被遮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主流政治的引导虽然仍强大，但市场经济的冲击，全球化、网络化、影视叙事以及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的影响开始不断增长，这就使得我们的时代由“共名”进入了“无名”。如果说“共名”时代是政治文化主导，其潮流是“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那么，“无名”时代的文化潮流则好比是冲出夔门后的长江，此时的格局好比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浩荡江面泛起的浪花何止千千万万，要一枝独放、一枝独秀已不大可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地域文化就愈加变得重要起来，文艺与地域的倚重关系亦变得更加醒目起来。上世纪九十年代，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共24种地域文化，差不多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一种，如八闽、八桂、三秦、三晋、巴蜀、关东等。现在流行的价值观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因此，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用各自的方式推介甚至炒作自己的文化，就变得不足为奇。贵州似乎是全国极少见的不能以言识人、以言识地的省份。其中的原因，是“析地”建省的缘故。所谓“析地”建省，是指明朝为经略边疆，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在贵州设省一级行政建置：贵州布政史司，分别由川、滇、湘、桂各划了一部分行政区组建。正因为如此，包括方言在内，贵州的文化是从周边几个省输入的，其向心力在输出地。每个省级行政区划的方言都是有凝聚力的，而方言说到底是一个可识别度问题，省一级的汉语官话方言如果内部分歧小，就说明外部认同度高、可识别性大，比如东北方言，三个省像一个。如果内部分歧大，外部的可识别性就小。贵州由于是析地建置，方言的内部分歧较大。这个特点，反映着中国政区设置的特殊历史。这也为贵州地域文化个性的形成带来了难度。不过，虽然时间晚于其他地区，但经过长期的融合，贵州地域文化个性毕竟已经形成，现在所需要的，只是如何概括和提炼问题。今天大家所熟知的“多彩贵州风、山地公园省”，就经过了较长的认知统一过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在讨论文艺与地域的关系，视野已经非常开阔。而正是因为文艺家地域文化身份的确定，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创作在聚焦地域题材、表现地域文化、反映地方翻天覆地的变化等方面，才有了新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又是与包括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等国家区域政治的推进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新的格局之下，文艺倚重地域，必然会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以贵州为例，从五十年代开始，历史题材最热就是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或是反映少数民族与历代中央王朝关系的那类题材，如《奢香夫人》。而近些年，仅王阳明龙场悟道题材，就既有电影、电视，又有话剧、京剧、歌舞剧。至于同样题材长篇小说，省内外作家也创作了六七部之多。目前，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这一类题材的创作更是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而所有这些创作，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和鼓励。

超越地域是创造文艺精品的必由之路

不过，在路径、原则和方向明确之后，并不等于所有问题都已迎刃而解。文艺创作需要分析、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很多，并且都很具体。在认真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并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讲话的基础上，还必须强化两个意识，切实处理好文艺与地域的关系问题。这两个意识，一是文艺如何超越地域的问题意识，二是文艺如何与历史、与现实、与未来的对话意识。

所谓文艺超越地域的问题意识，是指在文艺创作过程中，要有问题性思维定势与心理惯性。如果文艺只有对地域性的倚重，只有各美其美，没有美人之美，没有美美与共，那是很容易自足甚至自恋，很容易流于对地域文化特征的外在捕捉与表现，而如此一来，文艺就容易走向清浅、单薄，走向平面化和表面化。问题意识的意义，就在于指导文艺如何从现实出发，以对地域性的发现、探询、探究、比较和质疑，来开掘题材、提炼主题、升华艺术。只有这样，才能在开阔、开放的视野中，切实解决好如何认识脚下的土地这类问题，进入良好的创作状态。

所谓对话意识，则是指文艺创作无论对历史还是对现实，对地域还是对时代，对生活还是对艺术，都必须采取在场的而非缺席的，参与的而非旁观的态度。同时，内蕴于文艺创作中的思想倾向、情感诉求和艺术表现，要呈现为一种开放式的结构，要能够以小见大，能够从个别看到一般，从特殊看到普遍。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形成潜在的、与多方面的交流、沟通和碰撞，也就是形成一种与理解有关的对话状态。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有情怀，有使命感与责任感，同时还要有眼光、有志向、有深邃的思想，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有对人类情感以及人性、人的生命意志的发现。

发现和倚重地域，同时又有问题意识和对话意识的文艺作品，往往能给读者和观众带来思想的启迪和情感的撞击，反之则可能平庸、平淡，缺少感染力。

（作者系贵州民族大学教授、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