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睁开眼睛，是白色的雾，犹如雄壮而灵巧的兵团，在陡峭的山上大规模围绕，隆重而异常迅捷。其中一些轻盈的，不断独立出来，向着尚没有被围困的地方扩散。我不由得轻咦一声，蓦然觉得身心有些异样。

从天全县二郎山、宝兴境内的夹金山以及邛崃山向上，是一个递进的过程，而且非常迅速。这一座庞大之山，从色隆拉岭开始，一味地自西向东，沿途雄踞着伯舒拉岭、他念他翁山、怒山、芒康山、云岭、雀儿山、沙鲁里山、大雪山、折多山、锦屏山、邛崃山、邓殊山、大凉山等高隆与蜿蜒之物。其中河流密集，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安宁河等，无不激荡贯穿，流域深广。江西人黄懋材用“横断”为其命名，的确精当恰切无比。在物种加速消失的当下，甘孜州境内仍然活动着大熊猫、小熊猫、羚羊、金丝猴、白唇鹿、雪豹、豹、欧亚猞猁、亚洲金猫、豹猫、荒漠猫、兔狲等珍稀动物。深藏于高山密林和峡谷窄地之间，以隐秘或开放的姿势，与甘孜之自然俨然一体。

康定城不大，三边高山，像是一种持久的夹击，更像是强势覆压的巨大幕帐。左侧的跑马山以《康定情歌》为人熟知，几成爱情绝唱，慕名来者络绎不绝。之间的天空也如这座城市，瘦但又格外高远，其中的云朵硕大明亮，如群马、猛虎、狮子、羚羊、菩萨、金刚等等，细细端详，意味丰厚。

站在广场一侧仰望，我觉得眩晕。折多河横穿全城，流水之哗哗声日夜不息，仿佛一种持久、强烈的穿凿。河水多数时候清澈，雨季浑浊。但浪花始终是白色的，一朵朵，犹如雪山不断挤出的白色乳汁。泱泱涓涓的水及其汇集的河流，对人和万物的滋养无与伦比，是润泽，也是贯穿。这大地的血液，上天的恩赐，使得世上的生命得以葳蕤，也充满光泽。甚至，水之于人和万物，大抵就像精神和灵魂一样的东西。

大地的每一处，之所以令人喜欢、陶醉，忘乎所以、心旷神怡，除却其自然所有，更重要的还是其中人文历史。三国时期，康定名为打箭炉。这个名字，大致也与诸葛亮及他的蜀军有关。三国时期的小国蜀国，国祚虽短，但影响弥深，尤其对于西南地区而言。按照现代的研究成果，康定之地原为羌人驻地，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称羌族“原在敦煌祁连间”，由此来看，这里的羌人大抵也是由西北地区迁徙而来的。

历史上，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兼并此起彼伏，从没间断，惨烈异常，也属于正常。在“以力为雄”的游牧者看来，尊奉、践行“以暴制暴，以战止战，以战养生”的策略是延续其生存、扩大资源拥有量的不二法门。历史上民族的迁徙无非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战败之后的无奈搬离，二是扩张之后的绝对占有，三是自然气候改变导致的不得不另寻佳地，四是内部纷争使得弱小部落不得不“避之锋芒，养精蓄锐”的妥协策略。

羌族是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的衍生及壮大的时间，要早于匈奴、月氏和乌孙等。传说中，道教的广成子以及治水大成又为夏朝开国君主的大禹，甚至蜀国第一个王者蚕丛等等，都源自羌族。因此，将康定乃至甘孜地区称之为羌族的另一个生存之地，应当是没有异议的。这一高地的原居民，对甘孜来说，无疑具有开辟之功。还有现在定居在那曲的牦牛部落。这种以图腾崇拜为信仰的游牧族群，可能是甘孜地区最早或者与羌族同在的一个部落。

高海拔地区坚韧生命之一牦牛，和人类的关系，到现在仍旧密切。以牦牛而命名的人们，肯定对牦牛充满感恩之心的。人不可独存，生命和生命之间，一直是相互依存又相互猎杀的关系。有时候我奇怪地想，马、牛、羊等家畜，不仅与人类关系密切，也是最驯服的动物，常被宗教称之为良善的代表，甚至比作为信众的形象。而人不仅用它们的生命为神灵献祭，还要啃食它们的血肉和骨头。这种矛盾，实在不可理喻。但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并且不以为然，甚至有些人已经过不了没有肉食的生活了。

自我矛盾、冲突、杀伐、戕害、仇视、记仇不记恩、以德报怨、以怨报德等等，是人类由来已久的秉性，也是世间祸福的根源所在。多年之后，唐帝国在此设立府衙，以为统摄。唐帝国这个庞大、兴盛一时的巨大王朝，它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繁复、开放、雍容与曲折。整体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山峰的两端，前后的渐强与之后的渐弱，高峰的短暂甚至荒谬，都饶有意味、令人深思。

吐蕃是公元六世纪兴起于今西藏山南泽当、琼结地区的藏民雅砻部，他们的首领名叫达布聂赛，其子叫囊日论赞。父子二人武功至伟，德行仁厚，带领其民众，实力不断提升，疆域连年扩大。至松赞干布时期，他们击败了苏毗（西藏北部和青海西南部）的古羌人，又慑服了羊同（今西藏北部）等，从而成为西藏高原的实力最强者。

至墀松德赞，吐蕃的疆域之大，兵力和民族（人口）之多，当时罕有其匹。先后破党项、白兰、吐谷浑等，取其旧地；又向西征服克什米尔地区，向南兼并尼泊尔。康藏、川藏尽归其有，且还包括今四川西部、滇西北等大片地区。

这一切，都是吐蕃在唐帝国安史之乱之后，历史给予了吐蕃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发展机遇。与之相对，唐帝国全面深度萎缩，突厥、回鹘等也逐渐衰落，西起葱岭，东至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北起天山山脉、居延海，南至喜马拉雅山南麓，都在吐蕃统辖之下。

无论哪个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一个历史铁律，也好像是人类历史冥冥中的“定数”。老子《道德经》言：“极则反，盈则亏，此乃天道也。”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沉默，党项和羌再度崛起，即后来的西夏。作为一个效仿宋朝而又与宋对峙的王朝，西夏的命运也如同大多数游牧民族政权。成吉思汗的蒙古壮大，西夏便成为了它铁蹄之下的灰烬，时间的风一吹，曾经的庞大与伟雄便消失无踪。

王朝覆灭了，其民众不可能一个不剩，全部死于蒙古铁蹄之下，总有一部分人侥幸脱难。于此间迁徙至甘孜道孚县的木雅人，就是党项和羌的后裔，可能人数较少，选择如此高绝寒冷之地生存繁衍，大抵也是无奈之举。斯时的打箭炉，已经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其间往来的人们，除了商贾，就是军人了。就像汉唐帝国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维护一样，经济往来，特别是在民族和部落众多的地区，军事上的保障必不可缺。可从安史之乱后，吐蕃和唐朝的边界便以大渡河为界，而打箭炉却在吐蕃境内。

以现在的角度看，康定此城，难以说得上是最好的生存和生活之地。三山之间，最宽处恐怕不到800米，最窄的地方，也就是200米左右。左边的跑马山上，岩石参差，荆棘和荒草遍布，极难攀援。我想，古人在此建造、居住，不断传递人间烟火，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如要冲、可供休息的地方、山脚下、水流边可以定居之处……诸多的原因，使得康定在横断山脉，尤其是川藏走廊上，拥有了无以伦比的地理与人文地位。

无论再广大的区域，对于人类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其在某地生存和生活并形成的文化风习及文明历史。正如《易经·彖传》所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已化成天下。”天文与人文化育泽陂，而成“天下”。因此，可以说凡是认同中华文明，并且以中华民族方式“思想”与行事的，就是中国人。至于其他的分野和区别，不过是自然和气候环境的结果。

世上最好的“植物”是人，是人的生育能力，以及对气候和自然地理的适应，尤其是文化和文明。这一点直到现在，它的有效性甚至强势性依旧明显。康定的最初，肯定也是无人的静谧之地，而当它成为在此生存繁衍的诸多族群的来往通道时，打箭炉应运而生，逐渐成为茶马古道上的一个有名的驿站。人们常说，某某某地方，是我们世代生活的家园。其实这句话有问题，大地的本质是人类和万物共有共享的，不可能是某些人或者某一群人的，尤其是在一国之内。人们热爱家乡故土，是一种美德，但这种美德后面，隐藏着一定的狭隘性。

这种狭隘也是冲突的原发点之一，因此，在这个越来越大同，世界相互融合，共同参与文明的进程与创造的背景下，任何以民族、地方、族群为出发点，进行各种各样的自闭和封闭，自我确认而排斥他人，张扬独一文化和文明，拒绝与世界对话、合作交流的非理性行为，都是促狭且有害的。美国学者斯蒂芬·格罗斯在其专著《民族主义》总结说：“它（民族主义）相信民族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这种肯定常常导致一种信念，即民族要求不容任何质疑和任何妥协的忠诚。这种关于民族的信念一旦成为主导，便会危害个体自由。另外，民族主义经常宣称其他民族是自己民族不共戴天的敌人；它把仇恨植于外来物，无论对方是另一个民族、一个移民，还是一个可能信仰另一种宗教或说不同语言的人。”

就此，斯蒂芬·格罗斯又说：“政治的任务是出于对社会集体利益——尽管难免有些模糊——的关心，通过理智地践行文明美德来对不同目的所要求的不同生活方式做出巧妙的裁决。”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是最可取的。此外，人类最大的力量和智慧，还是其数千年以来创造的文明文化，如包容、理解、互助、和谐、仁慈等等，这才是用以去除掉存在于人心甚至信仰当中狭隘性的根本方法。

虽是六月中旬，一点也不灼热，风沿着折多河，掠过两边的各种建筑，一往无前地吹拂。康定城极为干净，尽管有饭馆不断分享牛羊肉的味道，但总体上的感觉是清爽的。我沿着陡陡的街道走，左顾右看。实在说，在日渐雷同的今天，康定仍旧保持了它杂糅的建筑及民族民风。其中有佛像，也有清真寺。康定的包容性显而易见。这似乎也和它长期作为重要驿站与战略要地有关。

走到一处，看到一尊白色的雕像。一个站立的将军，手握长剑，美髯，一身戎装，目光果毅而又智慧。下面的石墩上写“岳钟琪”三个大字并其主要事迹介绍。岳钟琪，为四川提督岳升龙之子，岳飞第二十一代孙，在清代，他是唯一以汉族将领节制、指挥过八旗部队的人。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死后被乾隆称之为“三朝武将巨擘。”其一生主要功绩是，以游击将军由出四川而康定，至拉萨，阻止准噶尔部对西藏的侵扰与策反。以参赞大臣之名，协助年羹尧以征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先断敌后路，次年二月奇袭罗卜藏丹津大营，平定青海。受命为宁远大将军率师出西路，会北路靖远大将军傅尔丹进攻准噶尔部游牧地伊犁。平定西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与傅恒、阿桂等人指挥了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以平定该地区并实现改土归流告终。

对于岳钟琪，也有人说是汉奸，其最重要的一点，便是靖州书生曾静劝其反，岳钟琪将之告发并押送北京。但这未免有些牵强。斯时，清朝已经稳固，反之则会使得诸多黎民百姓复入水火之中，有违天命与人道。从另一方面看，岳钟琪既为清臣，率领将士造反，是为不忠不义，二臣贼子。

在彼时官场上，岳钟琪与鄂尔泰、张广泗等人也素来不睦，经常相互弹劾和攻击。鄂尔泰参劾岳钟琪说：“专制边疆，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张广泗参劾他“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种种失宜”等等，欲置岳钟琪于死地。公元1733年，经鄂尔泰联合其他大学士共同参劾，雍正判岳钟琪斩立决，又念其忠心、作战勇谋兼具，改为“监斩候”。五年牢狱后，乾隆继位，释放岳钟琪回成都。赋闲十年，再被启用，用以征伐叛乱，直至平定重庆陈锟的叛乱，回成都途中，病死在今四川资阳。

在大小金川战役中，岳钟琪参劾张广泗“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及汉奸王秋，泄军事于敌”，张广泗被押解进京斩首。朝臣之间的妒忌、争斗，说到底是相互排斥，也是皇帝用以制衡群臣的策略。

岳钟琪为岳飞之后，而清帝国则是金人后裔。岳钟琪不断被参劾和策反，这大致是最大的理由。从现在的角度看，岳钟琪所为是正确的。冤冤相报，是愚者所为。冰释前嫌，是智者之路。岳钟琪为清帝国平定多处叛乱，忠君不二，也是一种节操和境界。今康定市为岳钟琪塑像，大致也是想告诉后来者，这是一位与康定渊源深厚的清朝将领，也是一位顾全大局、顺应时势的英雄。

在岳钟琪的塑像前，我躬身，向这一位英雄的后代，同时也向那些在康定或途径康定的杰出之人，包括军事、政治和商业家，以及死难的将士们致敬。康定之地，从来就是民族的走廊，也从来就是民族融合、互利合作、团结一致，求得更好生存和文明进步的孔道，岳钟琪及其同道的作为，显然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人道主义的。

甘孜和阿坝，是川藏联系最为紧密的地方，同时又链接甘南、迪庆、青海、甘肃等省区，这一带的民众，以藏族居多。历代王朝在此用心勠力，也是有道理的。岳钟琪之后，还有一个名叫陈渠珍的清朝将领，在其《艽野尘梦》一书中说：“打箭炉……相传诸葛武侯南征时，遣郭达于此设炉造箭，故名。其地三面皆山，终日阴云浓雾，狂风怒号，气候冷冽异常，山巅积雪，终年不化。三伏日，亦往往着棉袷焉。……一入炉城，即见异言异服之喇嘛，填街塞巷。闻是地有寺二十八所，僧众二千多人。居民种族尤杂，……又有英法各国传教士甚多。”

陈渠珍所述景象，是清朝末年了。

在此之前，甘孜境内，就发生过多次袭扰、抢掠官家的事件。地点在今甘孜新龙县境内，古称瞻对的地方。《清史稿清高宗实录》记载说：“上下瞻对，在雅砻江东西，夹江而居，各二十余寨。东有大路二条，西南北共有大路三条，俱属要隘，界连四瓦述等土司。凡瞻对之出入内地者，俱由四瓦述地界经过。”其民众尚武，经常为争夺地盘相互攻伐，“性情蛮横，盛行抢夺”。1744年，清朝部分官兵从江卡换防至此，被地方土司抢夺。四川提督庆山上书说，每每官兵经过瞻对，都会遭到当地的“夹坝”抢劫，其中，下瞻对土司班滚所指示的“夹坝”尤甚。“夹坝”藏语意为“盗匪”。1745年6月，在多次晓谕、劝告无果的情况下，清朝开始对瞻对用兵，并于次年八月获胜。班滚或被烧死，或乔装得脱。

瞻对之乱，并不是川藏道上孤立的事件，其中意味，颇可斟酌。尽管被清廷一举剿服了，但它的影响却是巨大和深远的。瞻对之役，直接导致了阿坝州境内大小金川土司之间为抢夺地盘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与瞻对情况相同，阿坝州中也是民族众多，由于地理上的逼仄，生存资源的匮乏，民族与部落之间，也经常为抢夺地盘和资源而大打出手。清朝在成都的总督府，要负责调停他们之间的纷争。瞻对之役并没有起到杀鸡骇猴的作用，反而使得大小金川土司之间的明争暗斗日趋白日化。清朝不得不派出兵力，前后耗时十八年，方才将之平定，实现改土归流。这其中，主要的将领是傅恒、阿桂和岳钟琪。而其他参展的将领如张广泗、大学士讷亲等，却因为久战无功和任用间谍为高级参谋，而被杀。

康定两边的山上，有许多的玛尼堆、风马旗和经幡，这种藏地的典型标志，使得它既有一种宗教的神圣，又有信仰的虔诚。在康定街上走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这座城市，这块地域，是出产上好文学作品及影视产品的富矿之一。无论是哪一段历史往事，都可以演绎成精彩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是多情的、跌宕的，也都是悲壮的、有意味的。仅仅其中的险要、旖旎、特别的自然风光、特殊的地理文化和多彩的民俗民风，就是一大亮点。晚上吃藏餐，肉食居多，我不怎么喜欢，却偏爱奶茶。这大致是出身北方的缘故。北方人的血统是混杂的，尤其是河北、山西、北京一带，因为长期作为王朝的边疆，又多次遭受屠城之惨祸，移民的速率极高。如我家乡县志就有记载说，自明洪武年间开始，移民活动持续了两百多年的时间。也曾是辽宋的边疆，即使在中央政权比较强盛的隋唐时期，于太行山活动的，大都是契丹、女真、库莫奚、室韦、鲜卑、乌桓等游牧民族。喝酒，和朋友说一些话。藏族朋友极其豪放，酒与歌声，还有美妙的舞蹈，是最令人欢乐的。

新都桥，其实我不陌生。此地被摄影者称为天堂。也是自康定向上第一个台地，田地里的庄稼青青，杨树刚刚换了一身绿装。远处的山峰被阳光照亮之后，显得格外端庄。新都桥的美，是粗犷中的细腻，高寒之间的春色。车子飞奔而过，到塔公草原。游牧者最好的牧场，正值青草崛起之时，葳蕤铺排，天然油绿，其中的野花黄粉成片，白和黑的蝴蝶在其中飞飞停停。站在山包上极目远眺，只见远处雪山，如天使仙女，也像菩萨金刚，以素洁的表情，注视着天地万物。在塔公寺内，我真正领略了虔诚的信仰。那些磕长头、转经筒、诵经的人，让我看到了生命和精神的另一种意义。

无论是哪一种生物，只要来到人世，都是有使命的。哪怕只是传衍下一代。我也始终相信，世俗生活之外，人的内心和精神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没有了灵魂的要求，就是行尸走肉了。在很多时候，所谓的护佑，其实是人在自己护佑自己。无论是极乐的升迁，还是痛苦的下坠，唯一能拯救自己的，还是自己，特别是自己的心。在寺庙，最好的事情是闭目冥想，然后再坐下来，面对虚空背诵一段经文，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楞严经》《地藏经》《大悲咒》，也只有在这样的境界，可能才会对其中奥义有所觉悟。《楞严经》中说：“不见内故。不居身内。身心相知。不相离故。不在身外。我今思惟。知在一处。佛言。处今何在。阿难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内。而能见外……”然而，我却是愚笨之人，对经文久不能解，默诵几句，只能算是对自己的安慰。

夜里的康定，只有折多河的水声，起初听众声喧哗，静下来则犹如诵经。没有一点其他杂音，入眠，仿佛进入了另一种境界。即佛家说的，无我无相，也无有不有。既像是一种飞行，又似乎在尘埃中冷看世相。早上醒来，从心里冒出的第一句话便是，好一场物我两忘的睡眠！由康定去海螺沟，一个被许多人追慕且渲染的地方。我去，只是为了朝拜贡嘎山。这座山，兄弟很多，平均海拔都在6000米以上。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越是会被认为是链接人间与天庭的通道，或是神灵们的居所。

到磨西镇，这个名字与《圣经》上的“摩西”有些雷同，但出自古羌语，意思是“宝地”。磨西镇中，有一座天主教堂。如此建筑，在磨西镇显得尤其突兀。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应当是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的，相互之间没有太多的藩篱。重要的是，宗教的指向永远是人内心的良善，以及对他人的尊重、关怀，期望罪孽的被救赎，作恶的，能够在此惊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作为“上帝的儿女”。到景区，乘坐缆车向上，大地逐渐抬高之后，贡嘎山越来清晰，除了少部分还没散去的白雾，整个巍峨的雪山以俊美、伟雄的姿势向我张开怀抱。

那一刻，我忽然眼泪流出，有一种感动，莫名的，不知为何，但很强烈。我一定被什么击中了。而能击中我的，只有这庞大的自然存在和人们对它的神性赋予，是神性之中的宽厚与慈爱，是人在自然面前的敬畏，对他人的念想与感恩……因为，我们能够与所经历和看到的一切在某一时刻相遇，就是奇迹，就是恩遇。上到一号营地，大雾仍旧丰厚，团聚于山间，亲热得不明所以。再到三号营地，方才看到普照世界的阳光，那么清新、澄明。让我忽然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这里没有人，只有自然和热爱这样地方的生物，没有聒噪，只有风冷冷地洗劫。

看到贡嘎山，条状的白云如银色腰带，将之缠绕。下半部金黄，上半部洁白。这一种自然陈设，本身就具备了天庭的意味。黄色的，大抵是人间，白色的肯定是神仙所居。神仙的传说遍地皆是，可谁也没有真正见过。越是不可见的，人们越是向往。越是拒人千里之外的，人们越会以为他们的修行已经等同于天地。在贡嘎山前，我只想在心里默诵：“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天地的恩赐。世间的人们，都将在仁爱中，获得心灵的快乐。”仰望着蜀山之王，不由得想起关于仓央嘉措与理塘的传说。其实，仓央嘉措这样的修行者，才是真的有信仰的人，超越了宗教与人世俗套之后，我相信他一定获得了内心的大宁静。

可惜的是，在海螺沟，无论我站得再高，也看不到海拔4000多米的理塘。只能在心里不断默念仓央嘉措的诗歌：“洁白的仙鹤啊，请把双翅借给我，不飞遥远的地方，只到理塘就回。”实际上，仓央嘉措的故乡在西藏门隅宇松地区乌坚林村。传说中，他心爱的人故乡在理塘。我还记得，前些年在拉萨，特意去了八廓街的玛吉阿米，喝了几杯酒，也学着那些虚妄的男女，缅怀仓央嘉措，并在留言簿上，写下几句歪歪扭扭的情诗，算是对仓央嘉措的尊敬与怀念。也记得，当年从理塘走过，当时却只顾着拿着相机胡乱拍照，根本不知道仓央嘉措曾经为理塘写过诗歌。

藏地之山都是神圣的，与贡嘎山相对的是色达的五明佛学院。我的一位好朋友，曾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她可能不怎么信佛，只是想去色达体验并想清楚一些纠结内心的问题。她每天绕坛、诵经，过高度自律的生活。与笃信佛教的室友结下了深厚情谊。我觉得她是了不起的。回到成都，她把在色达绕坛时的崖柏手串送给了我。很多时候，我带在身上。每一摸到，就觉得了一种力量。用佛家的话说，好像是无形的加持，使我在很多时候觉得了安全和有信心。

可我至今没有去过色达。但先后去了石渠、九龙县。群山深壑之间，居民很多。大多是躲避战乱而入深山生存的人。——在海螺沟，想起这些，忽然觉得，甘孜之地，其实也是历史上那些逃难和迁徙的人心中以为的安全之地。在极端的情况下，安全才是人的第一需求。尽管，当下的世界已经令人无所遁形，再高再隐蔽的地方，也都难逃科技的追踪和窥视。就像康定这座城市，从茶马古道的驿站、军事要冲，到现在的旅游集散地，每一个地方及其民众，其实都受限于具体的时代。但相比而言，当下可能是最好的历史时期了，科技的主要功能是用来为人服务的，比如，从雅安到康定，已经是全程高速了，时间大为缩短，驾驶的难度也相对减小。

任何事物都有多面性，隧道和桥梁技术的发展，使得天堑成为通途。但科技对自然的破坏，也是无以伦比的。在科技主导的年代，任何人已经不可能再避居一隅，过隐居的日子了。全世界的人，都被无形中纳入到了一个巨大的透明的网络中，无所遁形。这对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来说，是消除狭隘民族主义的最好的方式和时间。世事浩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斯乃铁律。

返回成都路上，我竟然睡着了。觉得自己身体很轻，还有一种说不清的通透性。在康定—甘孜，无论哪个角度，都像是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切都那么新鲜，又似曾相识，那么神奇，又司空见惯。我想到，人总是会在某一自然和人文环境中恍若隔世，脱离当下。可事实上，我们所在的，其实是同一个世界，我们邂逅与观望到的，也都是另一个自己，乃至俗世之外的另一种存在。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1973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天涯》《山花》等刊物。曾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首届三毛散文奖10万元大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首届林语堂散文奖提名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数十项。已出版有《匈奴秘史》《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生死故乡》《沙漠里的细水微光》《历史的乡愁》及诗集《命中》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