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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边之问”

1924年2月7日，鲁迅创作了短篇小说《祝福》，3月25日便发表于当时的重要刊物《东方杂志》上。1926年鲁迅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彷徨》出版，《祝福》是打头第一篇。现在中学语文课本经常选到《祝福》，作为鲁迅同情劳动人民的一个证据。寡妇祥林嫂的悲苦命运感动了许多读者的心。小说许多细节，大家都耳熟能详。

《祝福》一上来就写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在“旧历的年底”回到故乡鲁镇，第二天去拜访住在镇东头一个朋友。当他从这朋友家走出来时，立刻就在河边遇到衰老不堪、“纯乎是一个乞丐”的祥林嫂，“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不料祥林嫂并不讨钱，而是向“我”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若有“魂灵”，“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若有“地狱”，“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五年前“我”还在鲁镇时，刚到“我”四叔家做女佣的祥林嫂也许只知道有“我”这么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彼此根本没有交集。五年之后见了，她就这样不打招呼，真奔主题，急切地向“我”提出这一连串问题，不能不让读者大感意外。

祥林嫂的“河边之问”对“我”来说也太难回答，“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糟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为什么？因为“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

鲁迅两本小说集《呐喊》《彷徨》有两个重要人物。一是阿Q，再就是祥林嫂。如果说在鲁迅小说人物群像中，阿Q是男一号，祥林嫂就是女一号。阿Q当然重要，在他身上集中了鲁迅对“国民劣根性”几乎全部的观察。但阿Q的特点是整天“飘飘然”，稀里糊涂，又有“精神胜利法”罩着，刀枪不入，难得清醒而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比如阿Q认为，“人生天地之间”任何事都会发生，因此他对任何突然发生的事都随随便便，再加上他那类似某些动物的健忘症——除了黑猩猩、章鱼、克拉克星鸦、猫和大象具备某种特殊记忆力之外，大多数动物只有从几秒到几分钟的短暂记忆——所以至少在主观上没有什么问题难得住阿Q，没有什么问题能把阿Q逼到死角，使他寝食难安，非要获得一个答案不可。

但这种情况恰恰就发生在“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微不足道的祥林嫂身上。“魂灵的有无”，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的人”能否见面----这些问题并非祥林嫂的发明，可一旦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些问题，祥林嫂就转辗反侧，日思夜想，非要弄明白不可。这在阿Q是做梦也想不到、实际上也从未发生过的事。

仅仅从这一点看，鲁迅小说女一号祥林嫂就要比男一号阿Q更加“走心”，也因此更加悲惨得多，因为她临死之前至少有五年时间，一直饱受着阿Q所不曾有过的魂灵煎熬。正是这灵魂的煎熬，使祥林嫂一步步走向对她来说始终是不可知的漆黑一团的生命终点，那可怕的死后。

2、三个责任人

祥林嫂之所以要问这些问题，跟三个人直接有关。第一是柳妈，第二第三是“我”的本家长辈“四叔”和“四婶”。

首先是跟祥林嫂一起给四叔家帮佣的柳妈。柳妈是“善女人”。这是佛教说法，意思就是“信佛的女人”。她说祥林嫂先后嫁给两个男人，将来到了阴司地狱，两个男人都要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柳妈的话让祥林嫂害怕极了，提心吊胆地挨过一年。后来她照着柳妈的吩咐（柳妈诚然是一个“善女人”），用辛辛苦苦一年挣来的工钱“十二元鹰洋”，去土地庙捐了条门槛。柳妈告诉她，门槛就是她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可以“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后去受苦”。

柳妈信佛，为何叫祥林嫂去土地庙捐门槛？看来她的信仰体系很复杂。这个姑且不论，只说祥林嫂对柳妈的话深信不疑，捐了门槛后，“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

但祥林嫂的“舒畅”还不到一天，立即就遭到更大的打击。原来主人“四叔”吩咐“四婶”，祭祀祖宗时，千万不能让祥林嫂碰祭品；祥林嫂是嫁过两次的寡妇，“败坏风俗”，如果她的手碰过祭品，“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祥林嫂自以为捐了门槛就没事了，但“四婶”仍然叫她别去碰那些祭品。四婶的地位比柳妈高多了，何况她背后还站着“讲理学的老监生”四叔，更是鲁镇第一权威人物。他们这样对待祥林嫂，等于把祥林嫂捐门槛的意义一笔抹消。

柳妈的话令祥林嫂恐怖万分，但她好歹还给祥林嫂指示了一条解救之法。四叔四婶连祥林嫂的这条精神上的退路也给堵死了。小说写道，因为四婶不准祥林嫂碰祭品，祥林嫂的精神顿时就垮了，“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

祥林嫂的两任丈夫先后去世，唯一的儿子阿毛又被狼吃了，周围人在短暂的同情之后马上开始取笑、捉弄和歧视她，使她沦为“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最后又雪上加霜，接连从柳妈和四叔四婶那里遭到来自宗教信仰层面更加沉重的打击。

这种打击直接的后果就是在四婶看来，祥林嫂已经失去了继续在她家帮佣的资格，因为四婶不知道“祥林嫂怎么这样了”，不仅精神不济，“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是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因此很快，祥林嫂就被赶出四叔家，成了无依无靠的乞丐。五年之后，“我”再次见到祥林嫂时，她虽然只是“四十上下”，但看上去已经是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垂老的女人，“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认真说起来，在祥林嫂的悲剧中，柳妈和四叔、四婶这三位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他们也并非故意要把祥林嫂推向火坑。

3、被省略的“五年”

作者交代得很明确：关于祥林嫂这些“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都发生于五年以前。

这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祥林嫂落到这种地步，怎么还能苟延残喘五年之久，最后才如四叔所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即全鲁镇即将举行“祝福”祭礼的前夕“老了”——也就是“死了”呢？

小说没有交代这五年多时间，丢了工作、受尽欺凌和歧视、精神上不仅背负着“一件大罪名”、还承受着可怕的“死后”的威胁的祥林嫂究竟是怎样熬过来的。

可以想象，一定有某种微茫的希望在暗暗支撑着祥林嫂，使她挣扎于悬崖的边缘，硬是不肯放弃。

人们对小说的“赏鉴”有时真的很奇特。作者浓墨重彩加以描绘的场面，印象不一定太深。比如听了祥林嫂反复讲述“阿毛的故事”，鲁镇的男人们“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开；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柳妈在突然说出那可怕的“死后”之前，故意套祥林嫂的话，追问一些和“善女人”的身份并不吻合的“性”的细节，我们读的时候也曾会心地一笑，知道这都是作者在进行“讽刺”。但很快也就淡忘了，——或许是故意将这些忘却吧，因为我们自己或多或少也是“咀嚼赏鉴”的看客，也是对不幸的女人的“性”都会兴致勃勃的庸人。但是有时候，作者故意略去的部分却又像弦外之音，牵动着我们好奇的神经。比如在作者没有交代的这五年里，祥林嫂究竟怎么挨过来的？那支撑她的精神支柱究竟是什么？她所怀抱的最后一丝希望究竟来自何处？

这个希望必定在鲁镇之外，是柳妈、四叔、四婶们不能掐灭的。柳妈、四婶和四叔的说法在鲁镇固然属于最高权威，足以击垮祥林嫂的若干道心里防线。但祥林嫂对他们的话可能也并没有达到深信不疑的程度。祥林嫂也许知道，或者说也许她盼望着，在鲁镇之外还有比柳妈、四婶和四叔更高明、更权威的人，能给她更加切实的答案。

在这个答案公布之前，她生命的那一点余火是不肯熄灭的。

4、为何是“我”

接下来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五年里祥林嫂一直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

五年前“我还在鲁镇的时候”，祥林嫂并没有被四叔家解雇，“不过单是这么说”。那时祥林嫂已经陷入极大的精神危机，却并没有向“我”请教和求助。为何五年之后，一遇到从外面回到鲁镇的“我”，尽管因为男女有别，年龄和地位悬殊，两人之前也从未说过话，但她还是不由分说，鲁莽地将“我”拦在河边，一口气提出那么多严重的问题呢？

或许，祥林嫂自知时日无多，生命的残灯快要熄灭，再不弄清五年来苦苦折磨她的那些问题，就怕来不及了。所以，她很可能听说“我”回到了鲁镇，马上就寻找机会向“我”打听那些问题。但“我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作为被逐出的过去的佣人，祥林嫂不便前去打搅，她只好四处打听“我”的行踪，最后终于抓住一个机会，即趁“我”访问镇东一位朋友，告别出来的时候，立刻在河边将我截住。她在那里应该已经等待多时，对这一点，当时在河边被截住的“我”也意识到了，“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着我走来的。”等了五年，祥林嫂再也不肯错过这个机会。

其次——也许更重要——在祥林嫂眼里，“我”跟五年前不一样了。“我”的身份变了。用祥林嫂的话说，五年之后的“我”不同往昔，“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四叔也是“识字的”，但与“我”相比就差多了，因为“四叔”不是“出门人”。

在祥林嫂的意识里，什么是“出门人”呢？小说未作交代，但我们不妨作些推测。

第一，“出门”的意思，就是在鲁镇之外更大的世界走了一遭，“见识得多”。

第二，“出门”包括“出国”。这种猜测并非毫无根据：阿Q既然知道他的老对头“假洋鬼子”，“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祥林嫂为何就不可以知道“我”也进过“洋学堂”，也去过“东洋”（或其他什么更远的地方）呢？即使祥林嫂不具备豆腐西施那般奇特的想象力，硬派“多年出门”的“我”肯定阔了，“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但由豆腐西施的逻辑推演开去，在“我”的故乡，女人们对“出门人”通常都会有诸如此类的想象吧。

但祥林嫂对“我”的想象又不同于豆腐西施。豆腐西施所以高看“我”，仅仅因为“伊”无端地以为“我”不管怎样总比先前阔多了，可以让“伊”赚取某种便宜。至于豆腐西施是否认为“我”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就很可怀疑。至少在气势上，“伊”并不觉得比“我”差多少。恰恰相反，“伊”如果不是认为自己的智商足以碾压“我”，至少也略胜一筹，否则“伊”就不会把“我”当傻瓜来捉弄。

豆腐西施对“我”的态度很有代表性。毕竟是辛亥革命之后了吧，“伊”对“我”已经不像阿Q对“假洋鬼子”那样“深恶而痛绝之”，不像《药》中“夏三爷”对本家侄儿夏瑜那样以“告官”的方式加以诛灭，不像《头发的故事》中的乡人对N先生那样投以“笑骂”，也不像《孤独者》中“僻陋”的寒石山村民把“出外游学的学生”魏连殳视为“异类”（即“‘吃洋教’的‘新党’”），也不像《呐喊自序》描述的科举制废除前夕，“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但无论如何，豆腐西施在心理上很可能非常鄙视“我”。

在这种空气中，祥林嫂竟然将她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在她眼里，“我”的权威不仅超过柳妈，也超过四婶和四叔。“我”比他们更有资格解答她的问题。倘若“四叔”知道竟有此事，他一定会认为这就更加证明了祥林嫂（包括“我”）都“可见是一个谬种！”。

小说没有交代，究竟是什么让祥林嫂越过柳妈、四婶和四叔的权威，越过“社会上”一般的意识形态，将阿Q、豆腐西施、寒石山村民、“夏三叔”的看法、说法和做法统统抛在一边，不管不顾地向“我”发出“河边之问”。作者既然将这五年全然略去不写，以至于造成巨大的叙述空白，我们当然也不便于做过多猜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对“我”还抱有一线希望，这才支撑着祥林嫂，让她挨过异常艰难的五年的煎熬，终于走到了“我”的面前。

5、“我”还会“舒畅起来”吗？

可惜“我”的回答太过模棱两可：

“也许有吧，——我想。”

“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诸如此类。

被祥林嫂寄予莫大希望的“我”做出这种回答，虽说并非完全附和柳妈，但也并没有清楚地否定。祥林嫂从中所能捕捉到的，只能是和柳妈的话一样凶险、一样不利的暗示。而且“我”简直就没有耐心，趁着祥林嫂被这些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事不关己的回答打蒙，“不再紧接的问”，就“迈开步便走”，把祥林嫂一个人“剩”在河边。“我”这种态度，没有丝毫的善意，没有任何温暖的宽慰，还不如柳妈。祥林嫂当然并不指望“我”的态度如何美好，她只是想从“我”的嘴里得到有利于她的权威的回答，但“我”的态度无疑强化了“我”的回答中那些不利于祥林嫂的凶险的暗示。

关于“死后”灵魂和地狱的有无、一家人是否相见这种终极性问题，只有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或信心坚固的“义人”约伯那样，才会直接从所信的神那里求得答案，一般信徒，除了借助祷告与所信的神沟通，还须与一同相信的众人保持亲密友爱的关系，在大家不断的交通中坚定自己的所信。祥林嫂不认识也不相信任何神，她不是信心之父，不是“义人”，不会祷告求神的帮助。她生活在鲁迅所谓“没有俄国的基督”、“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的国度，而且身处这个国度的最底层。她关于终极性问题所有的知识，只能仰仗周围人的帮助。但是在祥林嫂的周围，只有柳妈这样的“善女人”偶尔给她透露一点听来的道理，其他人是断断不会与她交流，跟她探讨，让她从中看见亮光、得到安慰的。

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抓住最后一搏的机会，祥林嫂向“我”提问了。但她所得到的只是“我”的模糊而凶险的回答、冷漠而不屑的态度。她生命的微火终于在苦苦等待五年之后，被“我”一下子就掐灭了。

造成祥林嫂悲剧的人太多。有柳妈，四婶，四叔，有祥林嫂“好打算”的第一任婆婆，第二任丈夫贺老六的大伯（他在阿毛被狼吃掉之后没收了祥林嫂的屋子，赶走了祥林嫂）。当然还有鲁镇那些男男女女，他们喜欢听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也曾为祥林嫂一掬同情之泪，但很快就感到“烦厌和唾弃”。他们的笑脸，让祥林嫂感到“又冷又尖”。

在所有这些人之外，现在又加上了作者的化身“我”。“我”的回答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以至于第二天祥林嫂就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祝福》中的“我”当然不能与作者鲁迅划等号，“我”在何种程度上是作者的“化身”，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我”说，“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鲁迅自己从青年时代写《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开始，中年写《杂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穷人>小引》，到晚年写《死》《女吊》，始终关心宗教信仰、民间迷信和灵魂有无的问题，因此与其说《祝福》中的“我”是作者的“化身”，不如说是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名义另外塑造的一个人物，而作者的心无疑也部分地联通着这个“我”。

听说祥林嫂“老了”的当天晚上，“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采油灯下”，想了很多——

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已，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这一段为鲁迅所特有的“幽婉”的独白，分析起来并不容易。所谓“也还都不错”，所谓“舒畅起来”，包含了太多反话，但并不能掩饰其自责之心。起初，祥林嫂听从“柳妈”的吩咐去土地庙捐过门槛后，也曾短暂地“舒畅”过，但很快就陷入新的绝望，再次背起“这一世的罪名”，等待“死后去受苦”。“我”在听到祥林嫂的死信之后，用自己的方式排解一番，“渐渐的舒畅起来。”但认真读过《祝福》、感受过那通篇凄楚沉郁之气的人，不可能相信“我”真的会“舒畅起来”。

“我”在物理空间摆脱了祥林嫂，不料祥林嫂的影子竟牢牢占据了“我”的精神空间的某个角落，从此再难摆脱。“我”本来和祥林嫂毫无关系，但经过河边一问一答，“我”就再也无法从精神上抹去对祥林嫂深深的亏欠。从此以后，“我”也要暗暗地背负“这一世的罪名”——倘若他们在那个河边进行问答之际，并无第三者在场。

如前所述，“我”不完全等于鲁迅本人，但鲁迅的心无疑部分地也联通着他在作品中的这个“化身”。作为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小说人物，“我”毋宁是包含鲁迅在内的“我们”，即更广大的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群体。鲁迅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他还说，“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这都是真的。《祝福》就是一个证据。

鲁迅做出上述论述时，既说到“我”，也说到“我们”——鲁迅想一起“烧在这里面”的，不仅有他自己，还包括看《祝福》的“我们”。

2018年9月17日初稿

2019年2月20日修改

2019年3月22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