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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佳雯:在“非虚构”挑战下的报告文学

来源:“长江文艺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 丁佳雯  2020年03月01日09:57

当下提到报告文学,总将其与“非虚构”对标,使二者互为假想敌。尽管两个概念均为二十世纪的舶来品,但二者的存在场域和发展语境都大相径庭。1980年代引进中国的非虚构概念在当时并未立刻受到广泛注意,直至蛰伏到新世纪才缓缓拉开狂欢序幕,并声称报告文学这个庞然大物是“恐龙已死”。被经济浪潮冲上时代沙滩的“非虚构”,在发展之中便始终隐含着某种市场逻辑。不同于“非虚构”初入中国时的“冷遇”和在市场经济中的“热遇”,在报告文学概念被引入之前的五四时期,谢婉莹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周恩来的《旅欧通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作品实际上都已经有了报告文学的性质和色彩,成为报告文学的先声。于是,当1914年产生于德国的报告文学的概念在1930年的《拓荒者》上被介绍,旋即成为文学的轻骑兵、时代的药引子,迅速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发展开来。

1938年3月27日的《新华日报》社论称报告文学“鼓起了大众舍身杀敌的勇气,加强了大众最后胜利的信心……使懦者立,贪者廉……横扫着隐藏在民族暗荫中的卑污,阴私,贪婪等等足以动摇这一神圣战争的一切恶劣观念,代替以光明的心地与远大的眼光”,报告文学的时代性原则可见一斑,它始终与历史兴衰和民族兴亡的命题紧密相连,寄托着宏大叙事的时代使命。当革命号角停歇,新式思潮蜂拥而上,市场的洪流裹挟着无数新的时代困惑和文本迷思,各种“非虚构”写作的新媒体平台、教学课程应接不暇之时,报告文学似乎丧失其光芒,隐入“非虚构”投下的阴影之中。彼时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如何料想到,当下的危机和挑战竟来源于其自身的应有之意。

在2003年“非虚构”并未流行之时,评论家们便已开始预言着报告文学的消亡。理由也似乎十分充分:一是报告文学没有像小说、诗歌那样深广的传统根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已经无法生存;二是既“报告”又“文学”的作品既会伤害报告又会伤害文学。第一点理由逻辑上便已经不能自洽,如果报告文学因为没有深广的传统根基便沦入消亡,那么同样为舶来品的“非虚构”又如何有信心在此间驻足。虽然报告文学是舶来之物,但能够在本土语境中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也是事出有因:报告文学既是写实传统的赓续,也是述史传统的现代表达。更遑论报告文学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之中,写人间传奇,道历史风云。书写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着实由来有自。第二点理由又恰恰是报告文学的魅力所在,所言“伤害”不如说是一种周全,报告文学既有其报告性(新闻性),又有其文学性,这也是报告文学区别于新闻纪实、小说、散文等体裁而独立门户的原因。

报告文学受到的另一质疑也似乎成为给“非虚构”让位的理由之一:在和平年代的报告文学是否已经丧失内在活力。从1914年产生到1930年引入中国,再到1978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让报告文学在中国大放异彩,才不过百年有余,实际上报告文学还是一个年轻的文体,如何会产生迟暮之惑。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说:“审美现代性意味着宏大叙事的解构,意味着平面化,琐细化,去深度。”这似乎预示承载着认识功能、教育功能的报告文学注定要被狂欢的现代主义抛弃,故有明日黄花之感。但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作家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等各种杂志、协会、组织举办的报告文学奖项都时刻在见证着每一篇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诞生。除此之外,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题材也呈现着多样姿态。张子影的《试飞英雄》关注中国空军试飞员的忠诚无畏,李发锁的《围困长春》回溯全东北解放的历史记忆,陈新的《蛟龙逐梦》再现科研探索的艰辛跌宕,纪红建的《乡村国是》记录脱贫攻坚的累累硕果……赵遐秋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里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优秀的报告文学,优秀的报告文学产生于伟大的时代,正是伟大的时代推动了报告文学的发展。”在远离战火和号角的和平时代,仍有着不见硝烟的伟大,仍有着激荡卓越的不凡。报告文学在快餐化、娱乐化、媚俗化的文学生态格局中更显出严肃的庄重,真诚的悲悯。在解构的狂欢之中,报告文学将情感宣泄的碎片捡起,力图重新建构出宏大、深度和完整的时代面貌。

实际上,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狂欢之下,焦虑感如影随形,人们比战时更加渴望生活的真实、生命的真实。但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只言片语的评论,常常遮蔽真实,曲解真实。2019年年初咪蒙团队所写的《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撕破了“非虚构”的堂皇。前文所述的隐含市场逻辑的“非虚构”终于落于新的文本陷阱之中。这时,长于个人经验叙事引得大众共鸣的“非虚构”是否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敌人并非是报告文学,两者之间并非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借助新媒体蓬勃发展的“非虚构”为独立性摇旗,为个人化助阵,暗合现代主义“忠于当下鲜活的个人经验”的命题。但这也意味着在某些时候,“非虚构”极力逃离主流,刻意回避积极,从而陷入消极、悲观等情绪之中,加渲染以共情,点燃更广的社会负面情绪。而报告文学却常可“以光明的心地和远大的眼光”安抚个人的焦虑和不安。

在“非虚构”的发展之中,报告文学也应取其长处,躬亲自省。在宏大叙事之中如何避免流于“不及物”的尴尬境地,以及在媚俗和颓废猖獗的名利场中如何自持。这是新的挑战,也是新的机遇。无法引起共鸣的“不及物”的尴尬,一来可能是因为大而空的书写内容无法切中肯綮,二来可能是呆板滞塞的书写方式不够形象生动。这两点恰恰丢失了报告文学新闻性和文学性并重的文体原则。而堕于名利场中所写的奉承文章却谓“报告文学”之流,失去时代精神的内在核心,也只是自我解怀,贻笑大方罢了。“非虚构”的警钟敲响,正是报告文学的自救契机。介入生活,落到实处,宏大而不夸张,载道而不说教,回归初心和本真。

除了向内进行文本自省之外,借助更广阔的平台,引起更广泛的关注,扩大报告文学的阅读受众,才有可能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共鸣。其中,影视化改编即是一种尝试,电影《烈火英雄》改编自鲍尔吉·原野的火灾纪实性长篇报告文学《最深的水是泪水》,电视剧《黄土高天》改编自陕西作家莫伸的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并且越来越多的报告文学作品都在进行影视化的筹备,如王仲刚的《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张子影的《试飞英雄》、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等。这些尝试或许可以开拓出报告文学发展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