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般来说，我们往往会从文体的角度出发，把小说这一文学家族依照内容的丰厚与否以及篇幅的大小区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三大类。关于短篇小说，《辞海》中曾经给出过这样一种相对权威的说法：“篇幅短小，情节简明，人物集中。它往往选取生活中富有意义的片段加以描绘，使读者借一斑而窥全豹。”与此同时，人们在谈到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时候，也往往会引用美国作家海明威那个著名的“冰山原则”。强调作家应该通过露出海平面之上的“八分之一”，把隐藏在海平面之下的“八分之七”充分而艺术地表现出来。质言之，不管是《辞海》，抑或还是海明威的说法，都紧紧地抓住了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本质特征，都在强调一位短篇小说作家应该以最简约的文字，以相对短小的篇幅，把较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传达给广大读者。我们平常所谓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乃可以被看作是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一种形象描述。一言以蔽之，短篇小说者，虽属短制，亦有深意存焉。

在强调短篇小说以相对短小的篇幅传达较为丰富思想内涵的过程中，尤其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如何才能够真正做到以实写虚，一方面充分地及物，深深地扎根于形而下的现实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却也能够凭借足够出色的艺术想象力，从现实生活的大地上腾跃而起，进一步企及具有突出哲思意味的形而上世界。放眼当下时代的中国文坛，虽然由于各种不同原因的制约和影响，短篇小说的繁荣程度似乎比不上长篇与中篇，但在那些真正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笔下，一些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文本，的确具备了以实写虚的艺术特质。

首先进入我们关注视野的，是自打1980年代始即一直坚持先锋写作立场的作家吕新的一篇短篇小说《某年春夏》。一般来说，尽管也不会作出特别的标明，但吕新乡村书写的具体时间背景，更多地会被放置在对于他的个人成长而言更为关键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一个依然处于公社化建制的农业时代。但到了这一篇《某年春夏》中，虽然也同样没有标出具体的故事发生时间，但依据主干的故事情节，也即村人贺云保、马扣子、王四四他们三位的相继返乡，以及另一位名叫小毛的村人一直都没有能够顺利返乡的故事架构来推断，这篇小说的时间背景应该已经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打工时代。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代，村人们的大规模外出方才成为了可能。又或者，如果我们摆脱现实生活逻辑的制约，从更为宽泛的层面上来说，他们外出也很可能是由于战争或者其他什么突发事故的原因。无论如何，只有在他们外出的前提下，也才有了此后的相继返乡，以及返乡后后续故事的发生。吕新《某年春夏》所具体关注表现的，正是这些村人返乡后发生的那些后续故事。

我们都知道，虽然吕新一向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派作家，但他的具体书写对象却似乎一直都扎根于中国北方那一片厚重的乡村世界之中。具体到这一篇《某年春夏》，引人注目处，首先就是作家对那些乡村伦理习俗具有精准写实意味的书写与表达。比如，“魏山水和贺有财他们家沾一点亲，魏山水的奶奶和贺有财的奶奶据说是表姊妹，虽然两边的那两个奶奶都已经不在了，不过两家之间的那种关系却还时隐时现地延续着，若有若无地勾连着”。毫无疑问，如此一种虽然藕断丝连但实际上早已距离遥远的所谓亲戚关系的维系，只有在历史沉淀厚重的中国北方乡村世界才有可能。再比如，刚刚解决了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又及时而尖锐地冒了出来，那就是谁来给贺云保扛起引魂幡的问题。按规定应该是贺云保的孙子，可是谁都知道贺云保连婚都还没有结，哪来的孙子？儿子都没影，更别说孙子。”虽然贺云保没有孙子，但按照乡村的伦理习俗，人死了要出殡，还必须有人以孙子的身份扛引魂幡才行。这样一来，通过乡村长者商议的方式寻找为贺云保扛引魂幡的人，也就提上了必然的议事日程。到最后，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年仅两岁的孩子来充当这个角色之后，此事方才作罢。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对于中国北方乡村世界日常生活的熟稔，吕新根本写不出这样一种毛茸茸的生活质感来。

问题在于，尽管有着关于乡村伦理习俗可谓浓墨重彩的涂抹描写，但作家吕新的书写重心却很显然并不在此。与伦理习俗的描写再现相比较，吕新的艺术旨趣无疑更集中在生命存在所具的神秘色彩的探究与书写上，事实上，只要认真地阅读文本，就不难发现，真正构成了吕新关注重心的，不过是贺云保之死与小毛失踪这两件事情。首先，是贺云保那充满诡异色彩的死亡过程。从贺云保扛着那颗肿得就像“量米的斗”一样的头颅“很慢很吃力”地返回黑土巷开始，一直到后来包括使用了大量仙人掌在内的治病过程，到他的死亡，以及死亡后整个乡村葬礼的举行过程，吕新可以说真正做了事无巨细的详尽展示与描写。唯独有一点，那就是关于贺云保的具体死因，虽然从小说一开始贺云保返乡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但一直到小说结束的时候，作家对此都没有作出明确交代。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出现在贺云保的葬礼结束后。当贺云保的父亲贺有财出现在街头的时候，还没有等人开口询问相关事宜，就做出了一问三不知的拒绝姿态。“旁边就有人说，还没问你呢，你就说啥也不知道，你知道要问你啥？”／“贺有财边走边说，不管是啥，我都不知道。”／“要是问你姓甚叫啥，你也不知道？你敢说你不知道？”／“不知道。”事实上，作为如此一种决绝的拒绝姿态，与其说是贺云保的父亲贺有财，莫如说是身为作家的吕新自己，是吕新自己以如此这般一种方式，拒绝透露贺云保的具体死因。

同样的情形，也还出现在关于小毛的展示与描写上。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外出的村人都相继回来了，唯独不见自家的儿子小毛，小毛的母亲孙本兰的确称得上是心急如焚。找到王四四去再三询问，王四四给出的答案也只是一个模糊不过的“小毛往东去了”。既然得不到准确的信息，那思儿心切的孙本兰之三番五次梦见小毛，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一个月里，孙本兰有三次梦见过小毛，每次都是小毛忽然出现，好像是临时请假从远处赶来的，又好像一直就在附近，来到她的梦里和她说话，有时说着说着就不见了。”尽管文本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交代小毛的下落，但依照其中隐约的一些蛛丝马迹来判断，则小毛早已不幸离开了人世。比如，“怎么就忽然有了那么明显那么厉害的抬头纹？再一看，确实比走的那时候老了不少，甚至越看越觉得很像是她从前一个家境贫寒苦大仇深的同学。又看见他湿漉漉的，好像泡在水里，身上有草，还有石头。”再比如，“有一次正说着，忽然听见远处或是附近的鸡叫了，小毛脸上的神情顿然凝住，像冷了的油脂一样，再也不能变化，也变不回去，然后就一言不发地走了。”无论如何，所有这一切充满暗示性的描写，其最终指向的方向都只能够是死亡。唯其如此，内心早已明确意识到这一残酷事实存在的孙本兰，到最后才会那样按捺不住地“嚎啕大哭”。关键的问题是，虽然作家一再地通过各种方式巧妙暗示小毛必然的死亡结局，但关于小毛的具体死因，却如同贺云保一样地拒绝做更进一步的交代。

因此，一个不管怎么说都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作家为什么拒绝交代贺云保与小毛他们的具体死因。以我所见，吕新的全部努力，除了留下足够大的空白供读者想象填充之外，恐怕更主要的还是要借死写生，借此而写出生命存在的某种神秘性来。不知道别人的体会怎么样，尽管在很多时候现代医学可以给出死亡以种种不同的解析方案，但在我的理解中，死亡却总是莫名其妙发生的一种特别现象。正如同某一人类个体的诞生带有不容忽视的神秘性一样，某一人类个体的死亡，其实也携带着难以用现代理性加以言说的神秘性。我想，在这篇《某年春夏》中，作家吕新意欲借助于贺云保与小毛他们的死亡故事所彻底洞见的，也正是死亡或者干脆说就是一种生命存在的神秘性。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者说“诗无达诂”，我清楚地知道，对于吕新的这一篇《某年春夏》，其他朋友也肯定会作出另一种判断与解读，但在我的理解中，从一种对生命存在的必要敬畏出发，完成一篇如同司马迁一样“究天人之际”的精彩短篇小说，或许也正是作家吕新某种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的创作初衷。更进一步说，当我们强调吕新在如同司马迁一样也试图“究天人之际”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是在强调短篇小说《某年春夏》一种形而上哲思色彩的充分具备。

其次，是弋舟的短篇小说《随园》。《随园》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述方式。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名叫杨洁，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之一，是一位生活上饱经沧桑和精神上千疮百孔的知识女性形象。之所以能够饱经沧桑以至于千疮百孔，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时间因素作祟的缘故。虽然只是一个短篇小说，但《随园》的时间跨度却相当大，从1980 年代中后期一直延伸到了当下时代，差不多有二十多年的时光。初登场时的“我”，是一位玩世不恭的甘肃某师专的学生。“我”玩世不恭的一个突出标志性特征，是两性关系特别混乱：“再后来，很多男生围着我转，姿势千篇一律，一边寻找我的嘴唇，一边伸手探索，意乱情迷地投身在专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仙境。”一种什么样的仙境呢？只要联系后文，我们即不难发现，此处之仙境，指的是“我”作为青春标志的一对骄人的高挺乳房。围绕着“我”的众多男生中，有一位裕固族男生，被“我”命名为“尧乎尔”。与众多男生关系混乱倒也罢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点还在于，“我”与自己一位名叫薛子仪的元明清老师之间，也一样不清不白：“当然，他是我的老师，尽管我从来也不觉得在那所师专里能够‘教学相长’，但曾经在一个神魂颠倒的时刻，他却把脑袋埋在我怀里，对我说，是我启蒙了他。”如此一位两性关系混乱的玩世不恭的“问题女生”，自然会引起校方的极度不满：“校方已经对我母亲发出了要‘劝退’我的威胁。”但“我”却对此满不在乎：“我觉得这个威胁孱弱无力，仅从音韵上听，‘劝退’跟‘执黑五目半胜’比，一个是咏叹调，一个顶多是句酸曲儿。”不管怎么说，到最后“我”并没有被“劝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县城当了一位中学老师：“母亲每周都要来看看我，对于我得到了一份教职她高兴坏了，但不久之后我供职的中学也对她发出了要‘劝退’我的威胁。”很显然，“我”的再次被“劝退”，肯定与“我”依然故我的玩世不恭紧密相关。在那个1980 年代，如同“我”这样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叛逆社会与时代的年轻人，可以说比比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一位四处漂泊的流浪诗人老王，并义无反顾地追随着老王，踏上了自己的生命漂泊之旅：“那时我并不知道，其实我哪场戏都演不好，在‘流浪诗人’中，我连配角都算不上，顶多算是一个路人甲。”

追随老王踏上漂泊之旅半年之后，“我”不仅跟着老王回到了他的老家，河北的一个小县城，而且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在那里，老王和他的朋友们背诵‘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是戏仿的，并且它缺乏解释。因而，铅是对黄金的戏仿，空气是对水的戏仿，大脑是对赤道的戏仿，性交是对犯罪的戏仿’等诗句……”请注意，我们之所以要引述老王他们朗诵的诗句，是因为其中的“戏仿”一词乃是读者理解弋舟这篇《随园》的关键词之一。质言之，对生命戏仿性的敏锐发现，可以说是弋舟此作或一方面的思想艺术要旨所在。这样一种波澜不兴的生活状态一直不声不响地延续到了千禧年来临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在一场老王刻意组织的诗会狂欢之后，“我”竟然被两个名气不小的诗人给糟蹋欺辱了：“我被举起了腿，我看到一根腿骨从一只破旧的裤管中伸出的景象。”在老王因为追击那两位诗人而承受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徒刑之后，“我”离开了那个河北小县城，开始在帝都北京混生活，一直混到失去一只乳房的时候：“在这场胜利中，我失去了一只乳房，它发生了癌变，只好切除掉。二十多年来，所有的时光都凝聚在这只被摘除的乳房上，事实上不足挂齿，宛如一只轻忽的气球。”与这只“轻忽的气球”相对应的，很显然是“我”青春少女时那“独一无二的仙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同样是一个然的机会，“我”意外邂逅了当年那位裕固族的“尧乎尔”，并通过他获知了已然成为地区首富的薛子仪老师已经罹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消息。获知这一消息之后的“我”，顿然萌生了强烈的返乡念头。这样，也就有了多年之后老王与“我”一路同行的一次返乡之旅。实际上，也正是在这次返乡过程中，“我”陷入了对于陈年往事不无伤感的回忆之中。某种程度上，这篇小说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这种回忆的产物。非常明显，在“我”的回忆过程中，当年的青春年少，与现在的生命颓败，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强烈对比。

事实上，当年与现在形成鲜明对比的，绝不仅仅只是叙述者“我”，薛子仪老师与老王这另外两位关键性人物，也处于同样的生命困顿状态之中。首先，是老王。当年的老王，是一位虽然一身肮脏却充满生命活力的流浪诗人：“他长着一张配得上‘老王’之称的老脸，脸上每一个毛孔都粗大到足以塞进一粒沙子。作为一个流浪诗人，他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和一双破解放鞋……当天晚上，老王一声不吭地将我脖子上的那块配饰悍然咬住。”单只悍然咬住配饰这一个细节，就足以证明老王当年所拥有的生命活力。但到了当下时代，重新现身的老王，在经历了那场长达八年之久的牢狱之灾后，却已经变成了一位“饲养绿头鸭的小老板”：“一别经年，我认为我会吓到他，但流浪诗人的习性还残存在他身上，当我摘下发套时，他没怎么关心我的脑袋，反倒把发套抢在手里左看右看，一副随时想扣到自己脑袋上试试的模样。”老王的如此一种表现，毫无疑问是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之后的波澜不兴心态。

然后，是薛子仪老师。当年的薛子仪老师，虽然已经略显麻木之态：“整天都是垂头丧气的样子，像是身在一个没有余地的失败当中，或者是被叛了终身的徒刑。”但他的内心里却毕竟还潜藏着某种庄严的秘密：“和我在一起，似乎令他痛苦，就好像心里藏着庄严的秘密便不再适合玩‘舌抵上颚’的游戏。”毕竟还有勇气打破道德禁忌，和自己的学生神魂颠倒。然而，等到“我”重返故乡，再次出现在薛子仪老师面前的时候，薛子仪老师已经是一副病入膏肓以至于奄奄一息的模样：“想象中，我认为他应当是盘腿坐在床上——不像是他，而像是塞在神龛里的一尊破败的偶像；实际上，他是躺着的，一条薄被一直盖到了下巴上……他盖在薄被下的身体开始微微发抖。他的嘴巴蠕动着，嘴角流出黑褐色的液体。”当年与现在巨大的生命反差之外，与薛子仪老师紧密相连的一点，是小说标题“随园”的被命名。身为元明清文学的老师，薛子仪老师自然会对才子袁枚了如指掌：“但他还是一副身陷失败的样子。我想起了袁枚，那个清代‘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的仓山居士。这也是他在课堂上传授给我们的。他讲元明清文学，怎么绕得开袁枚？”实际的情形，何止是绕不开，现实生活中的薛子仪老师，在他后来发达成为地区首富之后，干脆就在祁连山脉建造了一座被命名为“随园”的庄园。然而，居住生活在这座虽新造但却如旧的随园里的薛子仪老师，虽然拥有一众青春年少的女弟子，但他自己却已经气息奄奄病入膏肓了。很显然，当下的生命衰颓已然与当年“心里藏着庄严的秘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差。尤为关键处在于，薛子仪老师对袁枚和随园的“戏仿”，与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袁枚和随园两相比较，所传达出的，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被嘲弄与被反讽意味。

非常明显，只要将“我”、老王以及薛子仪老师这三位主要人物并置在一起，他们当年所拥有过的叛逆骚动，与后来的残破颓败，无疑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与反差。穿越时光的悠长隧道，两相对比的结果，自然也就是生命存在的一种空洞与虚无真相的被尖锐揭示。但千万请注意，弋舟这篇《随园》在透视表达生命的空洞与虚无真相的同时，其实也还有着对于历史隐痛的深切谛视与反省。小说中，最起码有这么几处细节与历史隐痛的表达紧密相关。其一，是刚开篇不久，薛子仪老师曾经向我展示过一块白骨：“他还向我展示过一块白骨，也就一次性打火机那么大，让人难以判断到底出自躯干的哪个部位。白骨可真是白骨，它白极了，两端如同枯木的断茬，这让它看起来就像是从风干的胡杨上掰下来的。他拿这么一块白骨给我看，用来作为不陪我去戈壁滩的说明。他说他父亲就是死在戈壁滩上的，又如实交代：这块骨头不是他父亲的，是他捡来的。”其二，是当年薛子仪老师和“我”打得火热乃至于神魂颠倒之时：“薛子仪老师知道那块白骨累累的所在，但他并不打算带我去。他说有一天他要在那里修一座墓园，立碑安魂，把所有的骨都聚拢起来埋葬。他说，那些尸骨的主人离我们并不遥远，不过是几十年前的男女，他们生前的衣服都还历历可见，在那里，你甚至能够看到，一根腿骨从一只破旧的裤管里伸出，寂寞地指向空茫的远方。”其三，是在重返故乡的路途中，“我”和老王曾经一度聊起过薛子仪老师：“我说，他对我的一生很重要，他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变得不那么兴致勃勃，被一些亘古的事物所吸引，让我在本该青春飞扬的时候却迷恋累累的白骨。”“‘他让我和近在咫尺的历史建立起了联系。’我字斟句酌地说，生怕自己是在夸大着什么。”“我”对老王说。“历史？”老王在追问。“我”的回答：“算是吧，因为他就是活在历史阴影里的人。”其四，在“我”抵达故乡去往薛子仪老师的“随园”的路上：“我忍着恶心，竭力向窗外张望。戈壁茫茫，我看不到一座当年被承诺了的墓碑，也看不到一座孤城般的墓园。”然后，面对着躺在床上气息奄奄苟延残喘的薛子仪老师，“我”感到某种特别的愤怒：“我们彼此启蒙，如今，他用一座随园戏仿了一座墓园。我像是遭到了背叛，但也说不好。我发散着的愤怒之波一定强烈到令他有所触动了，他盖在薄被下的身体开始微微发抖。”与此同时，“我”在地板上有了颇觉惊讶的发现：“一部翻开的《子不语》扔在地板上，山风掀动着它黄色的书页。我过去把它捡了起来。结果它的下面还扔着一本《夹边沟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