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恩格斯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文学也同样如此。作为“语言的艺术”，话语在最基础的意义上构成了文学的唯一实在，文学史本质上是文学话语建构的历史。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一直致力于从传统与现代、文言与白话、高雅与通俗等维度，构建自己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每一次文学话语的转换都透释出中国文学审美取向的丰富内涵，同时折射着文学场域和文化语境的变迁。

白话本位与新文学的发生

文学话语方式的生成具有深刻复杂的社会文化动因，是社会势能在文学语言层面的体现和共鸣。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的演进，又必然与民族国家的政治想象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文化景观。话语的变革一般被视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生成的先兆。

客观而言,“五四”一代学者普遍把文学革命看作是思想革命的先导，这是时代性“共识”。“五四”文学革命从“白话文”入手，具有一种“策略性”。自“五四”开始，中国文学就肩负起了启蒙、动员、组织民众的任务，这既是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又深刻影响了新文学的话语方式和美学风貌。

马尔库塞说：“一场革命在何种程度上出现性质上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关系，可以用它是否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语言来标识，就是说，与控制人的锁链决裂，必须同时与控制人的语汇决裂。”“五四”白话文学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话语历史的崭新时代，扭转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学话语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称“五四”白话文运动为中国文学话语的一场“哥白尼式革命”也不为过。

文艺大众化转向

胡适的白话本位开启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之门，特别是其“建设一种浅近的，明瞭的，通俗的，平民的，写实的文学”理念，客观上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运动提供了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中国文学话语在意识形态的强力介入下，开始与大众化结盟。

无论是瞿秋白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还是后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皆把语言看作大众文艺的“先决问题”。实际上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话语开始整体性向民族化方向转型。例如，《小二黑结婚》等大众通俗小说在解放区迅猛崛起，这是由当时的历史语境所决定的。赵树理明确表示把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看得懂，愿意看”作为创作的根本指向，他也因此被称为“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赵树理显然代表了中国文学话语的“民间传统”，事实上，赵树理之后中国文学迎来了一个“民间传统”逐渐取代“新文艺传统”的过程。

这种以大众化、通俗化为基本取向的文学话语的形成，具有其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开始, 一种新的文学场域与话语伦理得以生成，与之相伴而生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上粗糙的语言风格、粗陋的文体形式、粗砺的审美品貌，以及简单、实用的价值取向，这些都与“大众化”这一核心文学话语追求密切相关。

先锋小说与文学话语的重构

语言意识的觉醒是文学话语重构的前提。大众本位文学话语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它的非审美化。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中国文学的“新时期”又一次从话语变革开始了。率先打破传统文学话语的是王蒙。一般认为，文学话语具有“语义”和“体验”双重品格，王蒙的新时期小说创作显然更注重体验性、主观化，《夜的眼》开启了新时期文学话语重构的先河，颠覆了传统文学话语的既成规则，割裂或延宕了语言“所指”与“能指”的单一关系，冲破了文学话语个性化、审美化的疆域。

王蒙小说的话语探索，启发了后来的年轻一代作家。随着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传入，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等自觉掀起了一场文学话语的实验，提出了“文学是语言学”的命题：“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对岸去的桥和船，它本身就既是河又是岸。”事实上，新时期文学话语的觉醒，并非局限于先锋作家，汪曾祺提出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比许多先锋作家来得都更直接、更透彻。

新时期以来，从大众化到个性化，从工具论到本体论，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先锋小说为代表的文学话语的转型，提升了新时期文学的审美性、自足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小说的表意系统，打破了小说文本与现实的简单平面关系，丰富了小说的意义旨域，使小说主题意蕴呈现为立体的开放式审美结构。

综上，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的生成流变始终在现代化和本土化纠合缠绕的语境中展开，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生成的基本场域。虽然在每一历史时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文学话语的复杂景观，但整体而言，本土化始终是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的主流和内在逻辑，这反映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文化语境和价值取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小说隐喻叙事研究”（15BZW03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