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杨绛先生早年的两个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完整的单行本最早刊载在孔另境主编的《剧本丛刊》第一、四集之中，由世界书局1944年1月、4月出版。关于这一点，似鲜有人提起。我很想知道当年父亲组稿和出版这两部剧本的情况，以及在“孤岛”时期，杨绛先生是否认识我的父亲孔另境？有些什么交往？她的两个剧本是怎么到我父亲手上出版的呢？或者是由李健吾先生牵的线？因为李健吾先生曾经对我说，他的老师王文显的剧本当年是他交给我父亲出版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老师早已仙逝，当他准备编选 《王文显剧作集》以纪念时，寻找老师的早年作品很困难，他想到了我父亲主编的《剧本丛刊》曾经出版过王文显的作品《梦里京华》，于是找到我帮忙，这样问题才解决。

很想弄个明白，又不便贸然打扰杨先生。正巧胡木英来上海，说起每年过年要向杨绛老人拜年，这本是她父亲胡乔木的传统，现在由她向老人执小辈礼问候。于是，我托请她代为咨询上面的疑问。

我托胡木英的事，她很负责，2008年5月她在来信中说：

“分手之后，我虽惦记着你留给杨绛老人的问题，但始终未能与她谋面，试打电话，又因她耳聋无法交谈，最后只好写信给她，把问题交她去想。她收到信后本想写回信，不知怎么她想起有我的电话，随后半截的信不再写给我，打起了电话，还真让她碰上我在家的时候 （她是让保姆打的电话）。于是我听她讲，反正我想插问她也听不见，尽管自己讲开来。”

木英说，现把我能记录下来的转抄给你，有些人物我不熟悉，只能听音写下来，你自己去猜好了。

让我猜，这个难度不小，虽也能猜出几分，但是，又怕做不到准确无误，闹出笑话。为了对史料负责，我先把木英写的打印出来，寄呈杨绛老人，请她过目、订正、补充。因为胡木英信的最后嘱咐我自己动手，并把杨绛老人北京的地址抄给我，让我书面请教她。木英还介绍，杨绛老人说话挺快，人名一串串，她也搞不清。“看来老人的状况不错，虽然98岁了，脑子蛮好。老人还提到一些人名，如王元化夫人的哥哥满涛，柯灵，唐弢，他们来往不多。宋春舫之子有钱，不能留在国内，去香港了，是张爱玲遗产继承人。”

我于是给杨绛老人写了一封信，并把木英的记录也附给她了。很快，我先收到胡木英的短信：

“（你的信）收到了，杨绛老人也给我来电话说收到你的信了，正给你写回信呢。她看到我的信直好笑，知道我好多记错和没记下来的。直抱歉说我这聋子只管自己哇啦哇啦说，不管你听到和记录下来没有。这下你可以得到她的信了，多好！到时给我复印一份哟。她还问你父亲与茅盾什么亲戚呢。”

5月23日我收到杨绛老人的复信，改正了胡木英记录件中个别搞错的人名。她的来信有整整两页，字迹清秀有力，丝毫没有抖动的迹象，而且很认真，信中有好几处用涂改液处理的痕迹，令我感动极了，她是为让我看得更清楚吧。这是我收到的年岁最高老人的信件了。她是1910年出生的，那时已98岁高龄。

这份史料细节生动，内容翔实，太有全文记录下来的必要：

孔海珠女士：

五月十六日来信已收到，赶紧回信把事情说清楚。我的《杂记与杂写》里有一篇《客气的日本人》，讲我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受讯事。文章结尾有一句讲到令尊，“……有人奉命举着一只凳子不停地满地走”，他就是孔另境先生。我并未看见，大约是已经过去的事。我和令尊从未见过面。

我的两个喜剧先后在孔另境先生主编的《剧本丛刊》出版单行本。我并未投稿，也未订合同，只记得忽有不知谁寄来样书二册和若干稿酬，稿酬不多，我在老大房买了酱鸭、酱肘子各两份。当时我住拉斐德路钱家，我公公和叔叔是孪生兄弟，两家同住分炊，很亲近，困难时期，难得开开荤，所以我买了同样的两份，（剧本上演税够请朋友吃顿饭），书的稿酬只够买这么两份熟食，每份只装得两碟子，女儿瑗瑗把肘子吃在肚子里了，还在饭碗里找她的肘子呢。

孤岛时期，有个敌我界线。凡是不参加 “大东亚共荣圈”的是 “我们”，参与者是亲敌的。我的剧本虽然没有政治味，却正好可供抗日剧团作烟幕弹，恰好又很卖座，鼓励我写剧本的是柳亚子的女婿陈麟瑞 （石华父），常来往的有程（陈）西禾和傅雷。因为都住在邻近。

有一次，我们夫妇参加一个有关文艺的会，程（陈）西禾很紧张地找到了我们坐处，告诉我们今天开会是要签名的，签名就是加入“共荣圈”，我说“我们就是不签名”。我们三个就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扬长出门，并无人拦阻，可见签名是自愿的。

柯灵是中共地下党员，和我们来往很勤，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是地下党员。宋淇 （宋春舫之子）又名宋悌芬，在话剧界很活跃。他爱喜剧，也写喜剧。

另一个圈子是郑振铎为中心的，他和傅雷都很好客。王元化夫人张可和我也常来往。我很想知道她是哪年去世的。你知道吗？

你问的事，我都写上了吧？

专复，即问近好

杨 绛 2008年5月20日

正如胡木英所说，杨绛老人脑子很清爽，思维很活跃，完全没有给人老态的感觉。而且，过去一个甲子前的事情，仿佛历历在目，许多细节都清清爽爽，连“双手插在口袋里”这个动作，也能回忆得令人叫绝。尤其信中说到当时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圈子文化，他们的是非分明，还有你我的界线——真实可信而生动。

然而，98岁高龄老人的回忆还是需要材料来佐证的。如信中说：“柯灵是中共地下党员，和我们来往很勤，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是地下党员。”此说需要有关部门核实。我决定找出这两个剧本，拍摄封面作为稿件配图，于是在家里的书堆里翻找出《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的原始初版本（1944年1月、4月世界书局出版），没想到在 《称心如意》书的前面发现有篇“序言”，可以补充和更正老人的记忆。这个发现在责备我太粗心大意，应该在向老人提问时，把“功课”做在前面，提供给她这份材料。现在赶快把“序言”的内容摘记下来作补救：

“序言”记录并保存了杨绛先生当年写作戏剧的前因。这是她第一次写剧本，也就是说《称心如意》是她的处女剧作——

去年（按：1942年）冬天，陈麟瑞先生请上馆子吃烤羊肉。李健吾先生也在。大家围着一大盆松柴火拿了二尺多长的筷子，从火舌头里抢出羊肉夹肉夹干烧饼吃。据说这是蒙古人的吃法，于是想起了“云彩霞”里的蒙古王子，“晚宴”里的蒙古王爷。李先生和陈先生都对我笑说：“何不也来一个剧本？”

这里说的“云彩霞”是李健吾先生的剧作，而“晚宴”则是陈麟瑞（石华父）的作品，当时上演时是上座率很高的作品。因为两部剧作中都有蒙古王子或王爷出现，杨绛先生把剧中蒙古人吃烤羊肉与眼前“大家围着一大盆松柴火拿了二尺多长的筷子，从火舌头里抢出羊肉夹肉夹干烧饼吃”自然联系在一起了。

对于李健吾和陈麟瑞的提议，杨绛先生说“当时我觉得这话太远了，我从来没留意过戏剧。可是烤羊肉的风味不容易忘记，这句话也跟着一再撩拨了我。年底下闲着，便学作了‘称心如意’”。可见，前人的提议很重要，后人的资质更是条件，她有写喜剧的潜质。剧本写好以后，杨绛说“先送给邻居陈（麟瑞）先生看，经他恳切批评后，重新修改。以后这剧本就转入李先生手里。忽然李先生来电话说，立刻就排演，由黃佐临先生导演。李先生自己也粉墨登场，饰剧中徐朗斋一角”。如此一来，杨绛很高兴：“这真是太称心如意了！”

很明显，这里的“李先生”，是指李健吾先生。李先生是推动剧本上演的重要人物，况且，还亲自上台献艺。

说到李健吾先生登台的事，于伶老曾几次说过他上台的笑话。1982年6月，在北京国务院一招的一次会议期间，于伶介绍《上海戏剧》主编何慢和我与李健吾先生一起聊天。我带了录音机，还带上一本李先生的旧版书，本想请他签名留念。他说自己没有保存此书了。这一说，我就把此书改为送给他了，他很高兴。我马上提到他上台的一则笑话。

李健吾说，那年夏天，我们（剧社）维持不了了，我说我们改演喜剧吧。正好曹禺寄来《正在想》，我说演吧。于是又导演又出演，由夏霞主演，韩非演儿子，我们一块演。

于伶笑说：“上台不准戴眼镜，要找个东西找不到了，哈哈，这些都是他的材料，你们要好好写出来。”于老指着何慢和我说。

“还有，他不抽烟，戏里要表演抽雪茄的，他要表演这个姿态：抽烟。从台上散戏出来，坐黄包车，那时三轮车还没有，黄包车夫问他到哪里？‘殡仪馆。’他住在殡仪馆的这条街上，因为抽的是雪茄烟，抽晕了。”

李老解释：“因为‘苦干’（剧社）太穷。上演一个月，抽到最后三四天，只剩一个头了，烟呛得不得了，烟醉了。”

我叫起来：一根雪茄烟上台要抽一个月呀！不得了。

于伶：是呀，在台上演，还要摆姿态，哈哈。

前辈们的那些事，李先生为戏剧献身的实干，可以传为佳话。

再说回来。杨绛在“序言”中表示：“不过我对于这剧本本身，并不惬心满意。匆促地搬上了戏台，我没有第二次修改它的机会，公演以后，更没有修改的勇气。直到现在，世界书局向我要它去编入丛刊，才翻出来重看一遍，尽量改动了第一幕和第四幕。可是躯干骨骼已经长成了，美容院式的修饰，总觉得是皮毛的，不根本的。对于旧作品最好的补救，还是另写新作品。”

此话说得极是。她马上写好了第二个喜剧剧本《弄真成假》。就此，她有了“剧作者”的雅号。最后她说：“所以当这剧本印行的机会，除掉叙述写作的由来和感谢朋友的热心以外，我也没有旁的话要说。”

这里，是否又是李健吾先生的热心推荐出版？“序”没有明确的记载，然而明确这两部剧本由她自己修改了，才交由孔另境主编的《剧本丛刊》收入第一、四集之中。她在信中的记忆有些断片了。她说：“我的两个喜剧先后在孔另境先生主编的《剧本丛刊》出版单行本。我并未投稿，也未订合同，只记得忽有不知谁寄来样书二册和若干稿酬，稿酬不多……”写信时她已经98岁高龄了，要求她记忆无误也未免太苛刻了。知道了这两个剧本与《剧本丛刊》关系的前后经过，我想提的问题也就到此为止了。

“序言”写于1943年11月23日，附上初版书前。当时的上海已陷于敌手，演剧有许多限制，出版也如此，政治倾向不能太明显，但还是有“我们”和“他们”之别。杨绛自知“我的剧本虽然没有政治味，却正好可供抗日剧团作烟幕弹，恰好又很卖座”，大概这也是孔另境将此剧编入《剧本丛刊》的原因。

其实，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的春末夏初，全面抗战开始后维持了四年的“孤岛”局面最终被打破，父亲创办的华光戏剧专科学校立即停办。不愿在日军铁蹄下生活的父亲，面对沦陷的悲苦和民族自尊，他接受新四军联络员的意见，秘密离开了上海这个文化熟地，投奔苏北新四军。他的任务是在苏北东台垦区办教育。

不久，我这个“小苏北”出生在那里，在新四军的保护下，生活了一年多。由于敌军扫荡，新四军苏中区负责人管文蔚，通知父亲和一批文化人返回上海，于是全家四口只得无奈地回到上海。

由于离沪时变卖了家中的一切，这时，只能回到上海尊德里岳父母家中盘桓。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受托为世界书局主编了《剧本丛刊》5集，共50册。内容大都为激发民族正气及讽刺之作，作者均为当时留沪不愿与日伪妥协、生活窘迫的作家，有姚克、杨绛、鲁思、李健吾、魏于潜、顾仲彝等。父亲本人也创作或改编了5部剧本，其中《凤还巢》曾由吴仞之导演搬上舞台。

有位有心人曾做过统计。他说：1940年后，孔另境为上海世界书局主编了五辑《剧本丛刊》。每辑十册，共有五十册之多。除孔另境自己写的五册外，其余都是留沪剧作家的作品，先后在1943、1944年出齐。这五辑《剧本丛刊》的封面，是钱君匋设计的。剧本的作者和书名如下：

王文显：《梦里京华》

孔另境：《李太白》《沉箱记》《春秋怨》《凤还巢》《蛊惑》

方君逸：《银星梦》《满庭芳》《离恨天》《花弄影》《红豆曲》

石华父：《晚宴》《孔雀屏》《雁来红》

邓昭晖：《妻》《丈夫》

周贻白：《绿窗红泪》《金丝雀》《阳关三叠》《连环计》

朱端钧：《圆谎记》

李健吾：《花信风》《喜相逢》《风流债》

佐临：《梁上君子》《荒岛英雄》

吴仞之：《赚吻记》

洪谟：《阖第光临》

姚克：《清宫怨》《楚霸王》《银海沧桑》《美人计》

胡导：《眼儿媚》

袁牧之：《钟楼怪人》

袁俊：《富贵浮云》

黄鹤：《潘巧云》

杨绛：《称心如意》《弄真成假》

鲁思：《十字街头》《狂欢之夜》《蓝天使》《爱恋》

锡金：《赌徒别传》

魏于潜：《钗头凤》《甜姐儿》

顾仲彝：《三千金》《重见光明》《新妇》《野火花》《八仙外传》

由于《剧本丛刊》宣传爱国抗敌意识，父亲最终被日本宪兵逮捕，受到酷刑拷打，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被释放。《剧本丛刊》中的不少作品在上海话剧舞台上演出过，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其中姚克的《清宫怨》，后来在香港改编拍成电影《清宫秘史》，影响更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