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嘉良先生是国内从事茅盾研究的最重要的专家之一。他40年来笔耕不辍，成果斐然，仅就茅盾研究就先后出版有《茅盾与20世纪中国文化》《艺术范型与审美品性——论茅盾的创作艺术与审美理论建构》《茅盾小说论》等多种专著，并有大量的相关论文刊出。而这40年，也恰恰是茅盾研究从极盛走向低迷的时期，虽在20世纪80年代初茅盾研究曾一度成为“显学”，但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茅盾研究却逐渐淡出学界主流的视野，以至于一些研究者不禁担忧，茅盾研究是不是会就此不断衰落下去。在此情形之下，嘉良先生的研究就尤为值得注目。他最新出版的这部《理性审视：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茅盾》（商务出版社，2019年，下文简称《审视》），保持了作者严谨扎实的一贯行文风格，并以崭新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茅盾研究的新话题，屡有卓见，颇多新声。这对处于低谷的茅盾研究而言，可谓意义巨大。这意义，可从以下方面加以评述。

《审视》把对茅盾个体的研究，上升并转移到了对中国现代作家特殊生态语境的研究和分析。长期以来，对茅盾的研究，“单打独斗”的现象普遍存在，过于将研究视野局限在茅盾个体，其结果是限制了研究的创新，从而导致很多研究文章只是做着翻来覆去炒冷饭的工作。茅盾研究如要取得进一步发展，就需以一种宽容和开放的态度超越单一化、单向度的研究视角，进而引发对某种“整体性”进行思考和探讨的学术追求。《审视》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显示出了独特魅力。在这部论著中，嘉良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学术素养，极大地拓宽了茅盾研究的格局与视野。论著一开始便在审视茅盾文学思想来源的同时，不断探索清末民初中国文化的结构体系，这为读者了解当时中国复杂的文化结构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图景。在对茅盾充满“矛盾”的一生展开讨论时，《审视》从对茅盾个体的讨论与评价出发，不断审视现代作家所面临的整体文化生态语境。比如，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茅盾研究最值得关注的话题之一，亦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具现代特色的问题，《审视》在讨论时紧紧地抓住这一点，集中分析了茅盾在文学家、革命家、政治家三者身份之间的摇摆和不断转换，以及他在文学与政治的两端，不断缝合两者之间裂隙所做出的努力，透过这一努力，《审视》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了当时富于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所共同面临的困惑与迷惘。在对“文人从政”这一文学现象进行阐释时，作品不仅显示出了茅盾个体的丰赡性和多面性，还把这一文学现象追溯到梁启超时期，并与同样具有革命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陈独秀、瞿秋白进行了对比讨论，使读者能够在更加广阔的历史图景中认识那段历史所特有的文化生态，进而更好地理解当时作家对政治的介入。

茅盾在时代风潮的影响下，文学家与政治家的暧昧身份，影响到其创作手法与人生选择。为了凸显意识形态诉求，茅盾的很多作品都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处理。对此，评论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批评与指责之声从未间断。面对这一问题，嘉良先生抽丝剥茧，集中对争议的中心问题如茅盾作品中的现实主义问题、“模式化”问题及理性化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大量的文本细读、分析对比，肯定了茅盾作品在这些层面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对于茅盾作品中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运用，嘉良先生力排众议，分析了茅盾对现实主义选择的必然性和其产生的卓殊的艺术效果。论著把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及新写实主义等一系列概念做了细致的区分和解读，并以此为基础，解析了茅盾如何由自然主义逐渐转向到现实主义，及在转变发生后，他依旧充分借鉴自然主义的长处，充实自己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精神脉络。最终令人信服地指出：“茅盾钟情自然主义，并不是在于自然主义思潮本身，而是在于汲取自然主义的某些表现特点，以弥补我国写实主义文学的不足，根本精神是在丰富、充实现实主义。”（220页）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此书的一个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嘉良先生并没有为尊者讳，而是在充分肯定茅盾使用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这其中暗藏的危机，嘉良先生认为，正是由于茅盾对现实主义的过分强调，导致了他对其他艺术手法的有意排斥，从而限制了他艺术上的进一步发展。

茅盾作品中所具有的“创作模式”，亦是评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如蓝棣之就认为《子夜》是“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因而是一次不足为训的文学尝试”。（《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上海文论》1989.3）对此，《审视》从茅盾所处的特定文化语境入手，尽量避免用“模式化”的思维展开对此种“创作模式”的讨论。论著充分注意到了这一“模式”背后所承载的丰富复杂的艺术内涵，并最终从“文学史意义”的层面对茅盾的“创作模式”给出了相对公允的评价，认为“创作模式”是“作家创作用力最多，最深的部位，创作中积淀了其甚深的艺术体验，也适应了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艺术需求，显出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契合性”。（254页）此外，还有茅盾作品中常被究诘的“理性化”问题。“理性化”常被看作是艺术的“相克”之物。对于茅盾作品中鲜明的“理性化”特征，《审视》通过大量的文本分析证明了茅盾在具体的创作中，对“理性化”与艺术“相克”一面的防范。如作者通过对茅盾笔下大量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进行解析，及对茅盾调用多种艺术手腕来克服理性制约的讨论，有力地说明了茅盾对于艺术性的遵守，并进一步指出，茅盾文学作品中的理性其实是与情感与灵性相交融的，只不过茅盾采用的是独特的情感的内在渗透手法来处理“诗情观念”与理性化叙事之间的关系。王嘉良对茅盾文学中政治意识形态遮蔽下的艺术成就所做的重新挖掘和整理，对我们审视其他革命作家的艺术成就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史料的采信和使用上，《审视》亦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当前不少研究文章对茅盾史料的使用，还只是拘泥于茅盾个人得失恩怨等细节材料，而少有立足于现代社会语境层面上的理论阐述，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嘉良先生这部论著的重要价值所在。此书把对茅盾现存材料的考量，放置到了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中，通过对具体社会语境的分析，重新考量茅盾部分史料是否失真以及该如何判定等问题。如茅盾的“脱党”事件一直是批评家们讨论的焦点，对此茅盾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称这是由于两个不可抗拒的因素：一是突然患了腹泻，二是车路不通。对此，王嘉良并没有对历史材料亦步亦趋，而是把这段历史放置到具体时代语境中进行探析，作者通过对当时茅盾的人生轨迹和他当时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分析，判断出茅盾在当时无法排遣的徘徊犹豫的心态，以及他在选择社会角色转换之时，所面临的左右失据的两难境地，从而佐证了余连祥在《逃漠馆主——茅盾传》中对茅盾“主动脱党”说的论断。为学界进一步厘清这一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做出了新的尝试。

此外，茅盾在病逝前曾上书中共中央，希望恢复其党员身份。对于这份材料，学界同样有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如有评价者就认为这不过是茅盾的故作姿态，是他为自己后世的声名在寻找政治资本。对此，作者本着尊重历史本身的原则，在考究了20世纪的文化语境和茅盾的复杂一生后，认为这是一个把革命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文学家在人生最后时刻真实的心理流露，他这一举动是完全合乎其精神发展脉络的，因而是真诚的。这样的历史探讨，应该说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此书在审视作家的原始材料时所拥有的历史视野，无疑是值得学人们借鉴的。

总体而言，对于茅盾及他背后藏着的时代，王嘉良始终保持着谦逊的对话姿态，这部专著不仅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多声杂陈时代中真实的茅盾形象，也为我们打开了可以瞥见那段历史文化脉络的一扇窗。这部论著所提供、所发出的卓见和新声，无疑对推动茅盾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