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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与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理论研究处联合推出2019年十部值得关注的电视剧(排名不分先后):《可爱的中国》《外交风云》《在远方》《特赦1959》《共产党人刘少奇》《破冰行动》《澳门人家》《希望的大地》《都是一家人》《都挺好》 电视剧:打磨 专注 坚韧

来源:文艺报 |   2020年01月22日08:40

对讲人:高小立(《文艺报》艺术部主任) 赵彤(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理 论研究处处长)

作为1958年诞生的中国电视剧,是真正伴随共和国成长的艺术,电视剧既有书写史诗宏阔篇幅的优势,又有最接地气的大众艺术特质,61年来,电视剧在见证共和国发展中从未缺席。201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年度电视剧创作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荧屏形象,从决定中国命运的伟人到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快递小哥,他们注定载入中国电视剧史册,对这一年的盘点,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献礼”。

高小立:依照惯例,还是请你先谈谈对2019年电视剧的总体印象。

赵 彤:只能就看过的和浏览过的卫视播出的不多作品来谈点皮毛认识。一是2019年电视剧创作质地普遍提高。二是献礼剧精品化创作的示范效应延伸到其他题材的创作中。三是题材选择发生新的变化,当代军旅题材发力,而历史题材短缺。

在献礼创作中,因为“四个节点”有时间上的叠合,2018年的创作不仅围绕着改革开放40周年而展开,也以“中国梦”为圆心,延伸到多个时段。实际上2017年的《鸡毛飞上天》已经具有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的意义了。2018年出现的优秀作品《大江大河》以1977年为起点,但《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的剧情涵括了从1949年到2013年,《最美的青春》也从上世纪50年代写到了当代。这些优秀作品树立了标杆,使得起点很高,要超越它们着实不易。2019年电视剧创作者都铆足了劲努力下大功夫,可以说这一年有突出的亮点,如《可爱的中国》《外交风云》《共产党人刘少奇》等。在社会生活题材方面,像《都挺好》《麦香》《西京故事》《天下无诈》《因法之名》《芝麻胡同》《少年派》《你好,最佳辩手》《小欢喜》等作品,既有承继又有新的升发。

2019年,“打磨”二字成为电视剧创作领域的核心词。回顾若干年前频用的“打造”,品味今天从电视剧主管部门到主创单位和编导人员都不绝于口的“打磨”、从抓大纲这个初级零件开始的“打磨”,个人以为电视剧创作的神态、心态都在发生改变,变得更加精细、更加专注、更加坚韧起来,这是新时代我国电视剧行业最可喜的成果。

高小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2019年最突出的主旋律。电视人拿出86部新创电视剧作品向共和国献礼。在所有献礼文艺作品中,电视剧数量最多,持续的时间最长。百日展播期间,已有30余部作品亮相大屏小屏。这些献礼作品由三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战争题材;一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写起,时间跨越30年到60年;一部分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祖国的发展成就。这批作品题材样式丰富,以宏大叙事和个体情感的恰当结合为突出特点,请你对2019年献礼剧做个评价。

赵 彤:2019年的献礼剧创作围绕“四个节点”展开,进入了第二年。概括而言,我觉得在这一年的献礼剧中,如《可爱的中国》《掩不住的阳光》《伟大的转折》等作品,在党史和英烈题材领域的深入开掘中,以“奔向新中国”为主题,塑造求索者的形象、讲述先行者的故事,讴歌了理想信念的力量与人格境界的高远,献出了道路探索的成功之礼;如《外交风云》《激情的岁月》《特赦1959》《光荣时代》《国家孩子》《共和国血脉》《奔腾年代》等作品,在新中国的建设历程中,以“为了新中国”为主题,展开风云激荡的岁月里奋发图强、厚德载物的生动故事,献出了走向繁荣富强的成长之礼;如《希望的大地》《在远方》《澳门人家》等作品,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以“新时期发展”为主题,书写从农村到城市、从特区到内地创业立身的社会图景,献出了奔向小康的成果之礼;如《破冰行动》《都挺好》等作品,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以“扶正固本”为主题,刀刃向内直面问题,去危害社会的毒瘤、解心中萦绕的症结,献出了制度自信和人格自信的成熟之礼。2019年的献礼剧创作,把站起来的故事讲得荡气回肠,把富起来的故事讲得起伏跌宕,把强起来的故事讲得慷慨激昂。

高小立:现实主义是近年文艺创作涉及最频繁的一个词,也是电视剧努力提倡和追求的创作精神,2019年出现了像《在远方》《都挺好》《小欢喜》《破冰行动》《澳门人家》等多部有影响的现实主义力作。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把现实题材等同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题材的错误提法也是不绝于耳,这是两个层面,前者是题材,后者是创作方法,值得在这里澄清一下。请你结合2019年的作品,谈谈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的收获和问题。

赵 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本自文学,引入电视剧创作领域。在多样的文学创作方法中,只有现实主义最适宜于电视剧,也赢得了最广泛的观众认同。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适宜于大众欣赏的普遍水平,其次它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内蕴,与我国经世济用、实事求是的文化传统贴合得最紧。它注重在细节真实方面给予大众生活认同的根据。电视剧领域出现的“话题剧”,以及引发观众热追的现象,都说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生命力。

我个人以为,2019年我国电视剧在现实主义的实践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在角色塑造上更加关注“普通人”,在情节矛盾中更加突出“小角色”蕴含的正能量。可以说,“小角色”这个人设基础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我们看《共产党人刘少奇》,电视剧片头是一系列行走的组合画面,在这条“征程”上最初的形象是一名少年,最后的形象是国家领导人;《小欢喜》讲的是3个普通家庭全员参与高考的故事,角色间的关系主要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展开;《破冰行动》中的李飞是个不通世故的“小警察”。小切口、大主题,小人物、大时代,小家事、大国情,这样一种大小结合的角色塑造法与结构特点,让角色更加贴近观众主体的生活、心理,强化了身份认同感。同时在情节进程中,这些角色在矛盾中所表现出的朴素的英雄情怀,也激发出观众心中自带的向往美好的正能量。人在时日中,情在岁月里,道在日常间,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主流价值观以日常积累的方式得到弘扬,如百川归海,最初不过是细流涟漪。

高小立:2019年虽然历史正剧缺席了,但推出了数量不少的古装剧,尤其在年末扎堆播出,我个人感觉都挺好看的,这些剧弥合了历史剧和古装剧的缝隙,不再使二者泾渭分明,收敛了古装剧的戏说、玄幻、穿越,力求接近历史剧的历史质感和文化内涵,从主题立意到制作不输给前几年的历史大剧,又充分考虑了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审美。我个人把这类剧称作历史故事剧。你怎么看这一创作现象?

赵 彤:历史剧中角色必然古装。自商周到晚清,“装”虽历代不同,但与“时装”相对都是“古装”。《三国演义》可以说奠定了我们后来“历史剧叙事”的一个基础,就是依据信史取材,讲述一个王朝或王朝转换的兴废大义。虽据史,也要虚构,比例是“七实三虚”。后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所遵循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大概也来源于章学诚的这个判断。在明代讲汉末至晋初故事,对明代作者和读者而言,也是“历史叙事”。在改革开放之后,拍摄电视剧《三国演义》,对上世纪90年代初的观众来说,更是“历史叙事”。《三国演义》在明代、在上世纪90年代对老百姓传播“三国史事”方面的影响都高于《三国志》,这是事实。《三国演义》和电视剧《三国演义》都遵循“尊刘贬曹”的道德正统史观,但2010年的电视剧《新三国》,却采用了“尊刘不贬曹”的道德与事功并用的历史观照。这个变化说明,历史观的变化支配着历史叙事的变化。

我国电视剧从改编《三国演义》以后,排列着《雍正王朝》《康熙帝国》《汉武大帝》《秦始皇》《贞观长歌》《大秦帝国》等一系列王朝盛世时段的历史剧,朝代明确、角色有据、事件有本、不虚构核心人物及人物关系。这是我国历史剧对各代重点“本纪”的演绎。同时,在引进剧的推动下,由《武则天》《戏说乾隆》《铁齿铜牙纪晓岚》到《孝庄秘史》等,“轶史传奇”剧也不断涌现。正史史册中的“后妃传”得到开发,渐次形成了“大女主”的古装系列。由港台武侠神道影视作品引进衍生出“武侠古装”“玄幻古装”乃至“穿越古装”等。

2019年出现的《长安十二时辰》《陈情令》《庆余年》《鹤唳华亭》《大明风华》,是我国已成的“古装系”中的新成员。在这个由多种类型“古装剧”构成的“古装系”里,并非铁板一块,成色参差不同。它们多来自于网络小说的“底本”,作品中来自信史、轶史和“想象史”的故事成分配比不一,注入给角色的现代观念不少,朝代所在多有模糊,地域、职官、典仪、陈设等时用混搭。由此,也出现了“架空剧”“古偶剧”的说法。

仅从古装剧播出后的效果来评价其价值是片面的,还应该从创作的初衷来分析其动因和目标。今天,我们看到的古装剧创作班底中,几乎没有历史顾问的位置。

高小立:2019年电视剧创作在创新上有突出的作品,但仍然感到创新力不够,有些作品没有摆脱叙事和人物俗套化的问题。回顾不能回避问题,对此你有哪些建言?

赵 彤:2019年我国电视剧创新之处可圈可点。《外交风云》反用了“弱国无外交”的判断,用反证法的方式讲述了新中国站起来的雄姿;《伟大的转折》把故事主体空间放在了贵州境内及左右,将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贵州省的革命史自豪感衔接在一起;《破冰行动》一方面展开破冰部署,一方面探究了“结冰”的症结,将刀刃向外向内并举进行社会治理;《希望的大地》在改革开放的故事里,首次塑造了经济学家的历史角色和在改革中的作用;《特赦1959》将新中国对战犯的思想改造和北京城市建设结合在一起写,将战犯的内心与功德林外的世界内外结合,开掘出新中国之“新”的含义;《你好,对方辩友》讲述了青春的校园、论辩的校园和共识的校园,在发掘对方漏洞的同时发现自身的不足,通过正题反题的驳辩,达成对合题的再认识;《老酒馆》里老掌柜、老酒客、老做派遇到了无法按老理儿来应对的挑战,大连的往事在新视角下得到开掘;《都是一家人》集合十数个兄弟民族形象于沿海都市之中,把原来单一区域的少数民族题材故事扩展为多民族共建共享的故事;《国家孩子》将“大上海”与“大草原”结成一体,写出了情怀之大、胸襟之大、母爱之大;《梦在海这边》从“出国潮”写到“归国潮”,通过留学生的群像故事透射出当代中国的变化,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发展紧紧交织在一起……

问题也不是没有。一方面因为“四个节点”的叙事时段有很大重叠,故而题材重复开掘的现象不少。有的因为各省区都在狠抓本土题材上下功夫,全局题材的乃至区域联动题材的作品很少。有的因为类型叙事的可辨识度很高,所以题材的独特性往往被叙事的类型化“兼并”得似曾相识了。有的因为要快出成果、紧抓知名编剧担纲,所以“总编剧”总是盛情难却但难以集中精力,温故的笔法多于创新的篇章。有的是围绕“四个节点”抓精品创作的“雁阵效应”在扩大,但同质化再生产内在的“边际效应”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