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 器物是现代性进程中最直接触动我们内心体验的媒介。在王安忆的小说中，阁楼、里巷、服饰等对于女性世界而言，呈现出多重的复杂的意味。这当中既有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秩序的复活，又有现代女性意识的角逐和争斗。弄堂里的阁楼中有着与大社会历史进程同样的肮脏和宁静。这些女性的生活空间并非是世外桃源，她们并非如我们常常会误解的那样脱离了历史。王琦瑶在她自己和镜像面前发现了一道裂缝。王琦瑶发现当她们被纳入苟且偷欢的安全地带时，同时也是在将她们更远地抛离历史进程，使其更深地成为历史的失语者。她们无力通过爱情而进入社会，形成历史行动主体的人生。如果是在古代，在男性权力话语秩序中，王琦瑶的选择是可以缝合她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想象的；可在现代，“爱丽丝”公寓却意味着否定人生意义的牢笼，那是“不自由”的标志性建筑，是对现代人“自由”原则的侮辱性挑衅。这个极力将自己固守在阁楼里的女人，比谁都严重地丧失了现实感。

[关键词] 《长恨歌》 王琦瑶 女性个体独立 历史主体 男性权力话语

[作 者] 萧晓红，女，湖南人。群众出版社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02（2020）01-0153-14

 

将女人的人生还给她们，是现代以来的大趋势。这种趋势在20世纪后半叶甚嚣尘上。如何面对我们的现实？如何对于这一现实重新想象？如何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加以再度的确认？其实这里的问题的维度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目前的现实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用过去的方式几乎完全无法解释现实，现实和我们的知识之间的差异和断裂越来越明显。但有趣的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愿意放弃我们已经形成的文化想象和价值选择。我们仍然在这些既成的观念中解释新的现实。这里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全部背景和全部文学想象基础面临挑战的问题。我们的矛盾往往在于其实我们已经感觉到自己面临的现实和自己的“知识”之间的距离。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似乎急切地试图“驯服”这个已经好像逃离了我们的掌握的现实，我们只有将我们自己原有的知识以更加激烈和尖锐的方式再加表述。我们“整合”现实的欲望往往表现得更加强烈。因为我们的焦虑其实是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知识可以对付这在“逃离”中的现实。其实这里的问题是，“现实”实际上存在于我们对于它的理解之中，而一旦我们发现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无法和我们具有的知识框架和想象方式相适应，我们也就发现了现实和文化想象间的裂痕。

器物，是“农转非”现代性进程中最直接触动我们内心体验的媒介。在王安忆的笔下，她在书写中表现何种器物、如何表现，如何表现女性眼中的现代都市器物，都以话语的方式构成她对女性意识的修辞，构成她对女性生存空间的话语想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认为，19世纪女作家作品中的那些房屋、洞穴、镜子、锁住的衣柜、抽屉、箱子等，是妇女遭限制和禁闭的象征。而在王安忆的小说中，阁楼、里巷、服饰等对于女性世界而言，呈现出多重的更为复杂的关系。这当中既有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秩序的复活，又有现代女性意识的角逐和争斗。

有女性研究者曾经认为，家庭，乃至家族，从它出现的一刻起，便是以男性为标志、为本位、为组织因素的。家的秩序是严格的男性秩序，子承父位、子承父业、子承父志等一系列形容父子相继关系的字眼，体现的都是这一家庭秩序内的男性之间的同性联盟统治原则。不过，家庭对女性生活的意义远远大于对男性生活的意义。实际上，女性的一生都受家庭规定，妇女的本质和地位亦即她的家庭地位。“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夫妻之间虽“妻同齐”，但毕竟“夫者妻之天”（《仪礼·丧服传》），妇仍须“服侍于夫”。妇女在家庭中的从、服是她社会生存处境的表征。在经济上，女人是寄食于人者，从谁便寄食于谁，在心理上，女人从谁便屈服于谁，这便从经济与人格两方面排出了女性对任何生产资料或生产力的占有权。因此，“妇人”势必只有“三从之义”而无“专用之道”（《丧服传》）。不仅如此，妇女的社会职能以及她的家庭职能也有相应的安排：“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家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女性的日常活动范围亦即她的家庭范围：“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阁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礼记·内则》）。总而言之，父系社会对女性的所有规定几乎无不源于家庭秩序的建立、维持、巩固之需，包括对女性贞操品德、举手投足之做派的规定等等。〔1〕

我们在王安忆小说中，却会奇怪地发现，在这个现代小说家这里，她的小说中的女性却似乎从未走出过“家”。这个家，主要是指物质化的生活空间。它包括居所、里巷、阁楼；包括“家”居的日用物什，衣物、食物，不一而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王安忆是在“复古”，是在反抗有点走火入魔的现代女权主义和女性文学。我们会发现，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即便仍处家居，但仍然与在社会上风风火火闹性别革命的女人们分享着同一种话语资源。

一、梦中楼阁——女性生存空间：里巷、阁楼

西方女权主义对小说的阅读总是把女性的生存空间，如房屋、洞穴、镜子、锁住的衣柜、抽屉、箱子等解读为妇女遭限制和禁闭的象征。然而，在王安忆的书写中，女性的生存空间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形态。这里的里巷、阁楼并非女性被禁闭、被限制的场所。这里恰恰成了女性辉煌的舞台。但这种舞台的辉煌只是女性对于自身身份之历史缺失的话语修辞。

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女性们的生存环境是被推置前景的后台或背景。在《长恨歌》这部声誉显著的小说开头，是这样一句话：

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2〕

这句话中的诸多对峙很快就会被置换为对女性生存处境的喻指。比如本是渺小的弄堂与不在场的高楼之间的对比，在这里被呈现为弄堂/壮观/背景/庞大与都市/突兀/突显/浮动的对比。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它的“壮观的景象”不是标志性的现代城市建筑，而是呈现其破败、不洁、落后的弄堂。似乎正是这些，只是这些，才是上海真正的主人，是上海真正的创造者，是创造上海历史的行动者。她们是背景，也就意味着她们才是真正托起上海的母性般的力量。而这些背景，就是弄堂，就是弄堂里的人群，那群走来走去不为人知的女人们。

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那是和历史这类概念无关，连野史都难称上，只能叫做流言的那种。……上海的弄堂真是见不得的情景，它那背阴处的绿苔，其实全是伤口上结的疤一类的，是靠时间抚平的痛处。因它不是名正言顺，便都长在了阴处，常年见不到阳光。爬墙虎倒是正面的，却是时间的帷幕，遮着盖着什么。鸽群飞翔时，望着波涛连天的弄堂的屋瓦，心是一刺刺的疼痛。太阳是从屋顶上喷薄而出，坎坎坷坷的，光是打折的光，这是由无数细碎集合而成的壮观，是由无数耐心集合而成的巨大的力。〔3〕

这就是王安忆所说的城市的背景。而这些背景最为引人侧目的则是“最为日常的情景”。这种情景不是大都市的政治风云、商界争斗、文化争鸣或者明暗势力。而是抛却这一切的日子里的一分一秒、一时一刻。这是王安忆主动为其小说中的女性寻找的生存环境。我们显然知道，自“五四”之后，女性的生存空间，哪怕仅仅只从物质生存空间而非精神生存空间来说，也大大开阔于中国古代的妇女，不再局限于“家庭”。但我们会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发现，这些女性似乎是脱离历史的存在物，似乎她们从不曾参与过现代历史进程，她们的所有生活空间都没有离开过王安忆所设定的巨大背景般的弄堂。这就是她所说的：“那是和历史这类概念无关，连野史都难称上，只能叫做流言的那种。”“坎坎坷坷的，光是打折的光，这是由无数细碎集合而成的壮观，是由无数耐心集合而成的巨大的力。”这是“量”上的巨大的力。这种力其实正是现代社会将眼光往下移所凝聚出来的。似乎是它们在限定着女性的生存空间，反之亦然。或者说是二者在互相构成话语，一起在共同建构、稳固、强化着王安忆小说女性的生存话语。

这种话语绝非没有历史感的。弄堂里的阁楼中有着与大社会历史进程同样的肮脏和宁静。这些女性的生活空间并非是世外桃源，她们并非如我们常常会误解的那样脱离了历史。

上海这城市最少也有一百条平安里。一说起平安里，眼前就会出现那种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弄堂。它们有时是可走穿，来到另一条马路上；还有时它们会和邻弄相通，连成一片。真是有些像网的，外地人一旦走进这种弄堂，必定迷失方向，不知会把你带到哪里。这样的平安里，别人看，是一片迷乱，而它们自己却是清醒的，各自守着各自的心，过着有些挣扎的日月。当夜幕降临，有时连月亮也升起的时候，平安里呈现出清洁宁静的面目，是工笔画一类的，将那粗疏的生计描画得细腻了。那平安里其实是有点内秀的，只是看不出来。在那开始朽烂的砖木格子里，也会盛着一些谈不上如锦如绣，却还是月影花影的回忆和向往。“小心火烛”的摇铃声声，是平安里的一点小心呵护，有些温爱的。平安里的一日生计，是在喧嚣之中拉开帷幕；粪车的转辘声，刷马桶声，几十个煤球炉子在弄堂里升烟，隔夜洗的衣衫也晾出来了，竹竿交错，好像在烟幕中升旗。这些声色难免有些夸张，带着点负气和炫耀，气势很大的，将东升的日头都遮暗了。这里有一些老住户，与平安里同龄，他们是平安里的见证人一样，用富于历史感的眼睛，审视着那些后来的住户。其中有一部分是你来我往，呈现出川流不息的景象。他们的行迹藏头露尾，有些神秘，在平安里的上空散布着疑云。〔4〕

如果仅仅说底层人的弄堂、女性的弄堂的历史面貌与大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幻历史一致，那是荒谬的。这种荒谬并不是说弄堂的历史因其小而显得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在王安忆的叙述中，这里的历史才会有“真东西”。

流言总是鄙陋的。它有着粗俗的内心，它难免是自甘下贱的。它是阴沟里的水，被人使用过，污染过的。它是理不直气不壮，只能背地里窃窃喳喳的那种。它是没有责任感，不承担后果的，所以它便有些随心所欲，如水漫流。它均是经不起推敲，也没人有心去推敲的。它有些像言语的垃圾，不过垃圾里有时也可淘出真货色的。它们是那些正经话的做了废的边角料，老黄叶片，米里边的稗子。它们往往有着不怎么正经的面目，坏事多，好事少，不干净，是个腌臢货。它们其实是用最下等的材料制造出来的，这种下等材料，连上海西区公寓里的小姐都免不了堆积了一些的。但也唯独这些下等的见不得人的材料里，会有一些真东西。这些真东西是体面后头的东西，它们是说给自己也不敢听的，于是就拿来，制作流言了。要说流言的好，便也就在这真里面了。这真却有着假的面目，是在假里做真的，虚里做实，总有些改头换面，声东击西似的。这真里是有点做人的胆子的，是不怕丢脸的胆子，放着人不做却去做鬼的胆子，唱反调的胆子。这胆子里头则有着一些哀意了。这哀意是不遂心不称愿的哀，有些气在里面的，哀是哀，心却是好高骛远的，唯因这好高骛远，才带来了失落的哀意。因此，这哀意也是粗鄙的哀意，不是唐诗宋词式的，而是街头切口的一种。这哀意便可见出了重量，它是沉底的，是哀意的积淀物，不是水面上的风花雪月。流言其实都是沉底的东西，不是千淘万洗，百炼千锤的，而是本来就有，后来也有，洗不净，炼不精的，是做人的一点韧，打断骨头连着筋，打碎牙齿咽下肚，死皮赖脸的那点韧。流言难免是虚张声势，危言耸听，鬼魅魍魉一起来，他们闻风而动，随风而去，摸不到头，抓不到尾。然而，这城市里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的。无论这城市的外表有多华美，心却是一颗粗鄙的心，那心是寄在流言里的，流言是寄在上海的弄堂里的。这东方巴黎遍布远东的神奇传说，剥开壳看，其实就是流言的芯子。就好像珍珠的芯子，其实是粗糙的沙粒，流言就是这颗沙粒一样的东西。〔5〕

王安忆所谓的“真东西”，虽以飘忽的“流言”为喻，但却可以看出她摒弃项五一类型的空泛臆想、皈依形而下的意图。在她看来，这些形而下的“真东西”才是一个城市的“真心”。她说：“这城市里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的。无论这城市的外表有多华美，心却是一颗粗鄙的心。”

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理解为一则寓言，一则关于现代民族历史进程的寓言。王安忆将城市的真正人生定位于弄堂里的“流言”，其话语价值所指，明确地应和着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则，朝向尘世和世俗的生存意义。这，不仅仅是现代都市的审美情致，同时也正是《长恨歌》中王琦瑶的人生价值目标。王安忆说，“上海弄堂里的做人，是悉心悉意，全神贯注的做人，眼睛只盯着自己，没有旁骛的。不想创造历史，只想创造自己的，没有大志气，却用尽了实力的那种。这实力也是平均分配的实力，个人名下都有一份。”〔6〕我们可以看清楚，它所否定的价值取向，显然是身为世俗化场所的大都市所从事的政治权势倾轧、经济利益争夺等等。或者说，它所否定的是男性权力话语所寄托的“功名利禄”，否定的是传统男性权力话语所依托的社会统治机制。相应地，它所肯定的反讽性地回到了传统妇女被定义被囚禁的“家庭”聚居地——弄堂、里巷。一位现代作家，其小说所肯定的人生价值，却恰恰指向传统女性被限定之地，这本身就显得意味深长。

但是，我们还会记起《米尼》中的米尼与阿康的命运。“他们这两个小小的懵懂的人物，在漂泊游离了多年之后，终于被纳入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秩序好比是一架庞大的机器，一旦进入其间，便身不由己，在轨道上运行。如要强行脱离，须有非凡的破坏力。这破坏力要就是在这机器上造成了创伤，要就是两败俱伤，最不济的是单单将自己粉身碎骨。这最后一种结局是最普遍的结局，因为渴望进行这种脱离的人，往往都是一些卑微的小人物，他们在这机器中连一个最低等级的齿轮的位置也占据不了，他们总是在最无需主动性和个人意志的，如螺丝钉那样的位置，于是他们便产生了脱离的强烈要求。但他们因为是最没有教育，最无理智，最无觉悟，最无自知之明和自控能力的人，他们的破坏力恰恰正够破坏他们自己，将他们自己破坏殆尽，于是，灭亡的命运便不可避免了。”〔7〕这同样是弄堂里巷中随目可望的人们。那是否意味着，这些真东西的命运必然地是灭亡？

当然，在这种价值规定场所里生长的王琦瑶，也就不可能有着《包法利夫人》里爱玛好高骛远、激越刚烈的情性。王琦瑶生活的弄堂是符合“流言”的。

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这情态是有一些优美的，它不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的。它比较谦虚，比较温暖，虽有些造作，也是努力讨好的用心，可以接受的。它是不够大方和高尚，但本也不打算谱写史诗，小情小调更可人心意，是过日子的情态。它是可以你来我往，但也不可随便轻薄的。它有点缺少见识，却是通情达理的。它有点小心眼儿，小心眼儿要比大道理有趣的。它还有点耍手腕，也是有趣的，是人间常态上稍加点装饰。它难免有些村俗，却已经过文明的淘洗。它的浮华且是有实用作底的。〔8〕

这里的弄堂已经不仅仅是人物的物质存在空间，它还成为王琦瑶成长中的“父之名”。在这大都市的弄堂中，其精神情趣塑造着无数个千篇一律的弄堂姑娘。她们互为镜像地成长着。似乎从每个门洞里都可以照见自己的身影，并迫使自己认同，这就是自己。这就是王安忆说的，“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上海的弄堂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

这个小女儿王琦瑶并非浑浑噩噩的家庭妇女。她有着自己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出现于她和她镜像之间的裂痕。当她一次无意做了一回杂志的封面女郎，她意识到了表面/内心的差异。“《上海生活》把她变成了女校的名人，师生皆知的，可她倒有些找不到自己似的，那照片就像是硬夺走她本来的面目，再塞给个不相干的，要不要也不由她。”〔9〕因为“照片上的自己不是她喜欢的自己，有点乡气，还有点小家子气，和她想象中的自己大不相似的，令她失望，还有些受打击。”虽然是高兴事，可她的情绪却低落了。她把那本《上海生活》压在枕头底下，也不想多看。她心里有说不出的沮丧，好像露了个丑。她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除了灰心，还惶惑不安。她“再坐到镜子面前，就好比换了个立场，是重新审度的。她想这照片简直是剥皮，要把人打散了重新来过。这‘开麦拉’究竟是什么东西，里面另有一世人生吗？王琦瑶又是一番惆怅生起。”〔10〕王琦瑶在她自己和镜像面前划开了一道裂缝。

裂缝划开是容易的。但如何来填补呢？如何缝合自我意识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呢？王琦瑶要如何来书写自己，以缓解这样的挫败感和沮丧感呢？她要以怎样的行动来完成自己的人生？弄堂的生活空间是否能够提供足够舞台让她完成成全自己的行动？此后，整部《长恨歌》，王琦瑶整个一生的命运，似乎就在不断的释梦，如果说王琦瑶的“照片”事件是她生命中的一个梦兆的话。她将以一生的命运，来阐释她这个令她不快的梦兆。

王琦瑶做了高官李主任的小妾后，便搬进了高级公寓“爱丽丝”。这是一个女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天堂。当然也是王琦瑶梦寐以求的。“假如能揭开‘爱丽丝’的屋顶，旖旎的景色便出现在了眼前。这是个绫罗和流苏织成的世界，天鹅绒也是材料一种，即便是木器，也流淌着绸缎柔亮的光芒。这世界里堆纱叠绉，什么都是曳地遮天，是分外的柔软亮滑。澡盆前的绣花的脚垫，沙发上是绣花的蒲团，床上是绣花的帐幔，桌边是绣花的桌围。这世界是绣花针缝起，千针万线；线是五色缤纷，一个红里也要分出上百种不同。这又是花的世界，灯罩上是花，衣柜边雕着花，落地窗是槟榔玻璃的花，墙纸上是漫洒的花，瓶里插着花，手帕里夹一朵白兰花，茉莉花是飘在茶盅里，香水是紫罗兰香型，胭脂是玫瑰色，指甲油是凤仙花的红，衣裳是雏菊的苦清气。这等的娇艳只有爱丽丝公寓才有，这等的风情也只有爱丽丝公寓才有，这是把娇艳风情做到了头，女人也做到了头。这是女人国的景象，女人的天下。在这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哪里能有这等的温馨和柔软，‘爱丽丝’就有。”〔11〕这里的一切都离弄堂太遥远了，远得几乎接近了大都市的中心。这里应该没有真实。没有生活气息。但似乎又正是在这里，王琦瑶才找到了她少女时所渴望的某种梦想。那种能满足女人对物质的无尽渴望的生活，能使她摆脱“有点乡气，还有点小家子气”的生活。

可王琦瑶脱离了生长地弄堂之后，是否能够缝合弄堂宿命般的烙印？

这城市不知有多少“爱丽丝”这样的公寓，它们是这城市的世外桃源，公寓里的生涯总有着隐秘感，有多少不为人知。我们再也猜不出在那灰白的水泥墙后面，有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这世界嵌在这城市的一些个零星角落，从总体看，是蚁穴似的，贝壳一般薄脆的壁；那美也是萤火虫似的，一昼一夜的寿命，一星一点的光芒，可就是这些，已是那些自由的精灵，拼尽全力的照耀。这城市还有着许多看不见的自由精灵的残骸，它们作了爬墙虎的肥料，所有的爬墙虎，都是哀悼她们的挽联。这样的公寓里，寄存了她们人生里最大的快乐，是由寂寞作养料的。她们的做女人的心意，全是在“爱丽丝”这样的公寓里实现的。这心意看上去是不起眼的，零零碎碎，都是那主宰命运的大理想的边角料，连边角料也称不上的琐屑，可却是饱含着心血，是终身的希冀。“爱丽丝”这样的公寓，其实还是这心意的墓穴一类的地方，它是将它们锁起独享。它们是因自由而来，这里却是自由的尽头。这是心也甘情也愿的囚禁，自己禁自己的。爬墙虎还是她们残存了的一点渴望，是缘壁的自由，墙缝里透出去的。所以，爱丽丝公寓还是牺牲，献给自由女神的祭礼，也是献给自己的，那就是“爱丽丝”。〔12〕

“爱丽丝”并非城市的世外桃源。如果从王安忆的叙述逻辑来看，毋宁说，它恰恰是这个城市最为黑暗的地下宫殿。虽为宫殿，却始终只是个地下的，见不得阳光。正如这一段文字不断提醒着的，它是不自由的。“它们是因自由而来，这里却是自由的尽头。”王琦瑶的命运即是如此。这段连用六个“自由”来层层铭刻王琦瑶内心的自我意识。然而，这种渴望自由的意识标示着的是王琦瑶的现代人身份。很明显的一点是，古代传统男权秩序中的女性，至少不会把追求自由当作是体制性的问题来看待。

王琦瑶在“爱丽丝”公寓里几乎被虚化了。这里有女人梦想的一切，却同时又似乎丧失了一切。当梦境中的一切终于实现，可一切的现实，仿佛却真的成了梦境。

“爱丽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镜子多，迎门是镜子，关上门还是镜子。床前有一面，橱里边有一面，浴间里是梳头的镜子，梳妆台上是化妆的镜子，粉盒里的小镜子是补妆用的，枕头边还有一面，是照墙上的影子玩的。所以，“爱丽丝”的人都是成双的，影也是成双的影，欢喜是成对，寂寞也是成对。什么都是有两个，一个实，一个虚；一个真，一个假。留声机的歌声都是带双喜的，唱针磨平了头，走着双道。梦是醒的影子，暗是亮的影子，都是一半对一半的。〔13〕

这里的影像是双重，乃至多重的。当王琦瑶试图在镜子中辨认自身，把握自我形象时，却发现一切都模糊了。成双的影像叠加着，加重着王琦瑶自我辨认的负担。镜像中的“我”已经是镜像，而这一镜像的对象却再难以追问。所谓的成双已经是影像本身的成双。真切丧失了。这一丧失，是不能回头，也回不去的。

二、城中镜像与个人记忆

“爱丽丝”公寓里的镜像只是王琦瑶人生的一次缩影，一次预演。当她历经劫难，重回上海时，在历史层层光影之中，在历史与个人的重重错位之中，她试图凭借个人对记忆的强行书写，在历史城池的镜像中铭写或涂改自己的身影，却依然难以缝合早已裂开，或许本就未缝合过的裂隙。女性，不知被谁再次抛在历史无情的轨迹上，险些沦为离轨者，惨遭放逐。

可王琦瑶在释梦中如何能得知自己身陷困境呢？当她在历史巨变关头，为了躲避战乱与纠纷来到邬桥，来到这个与大都市绝少联系的世外桃源时，王琦瑶仍然难以缝合她自我认同的裂缝。在这里，她仍然寻求着自己的梦想生活。

邬桥并不是完全与上海隔绝，也是有一点消息的。那龙虎牌万金油的广告画是从上海来的，美人图的月份牌也是上海的产物，百货铺里有上海的双妹牌花露水、老刀牌香烟，上海的申曲，邬桥人也会哼唱。无心还好，一旦有意，这些零碎物件便都成了撩拨。王琦瑶的心，哪还经得起撩拨啊！她如今走到哪里都听见了上海的呼唤和回应。她这一颗上海的心，其实是有仇有怨，受了伤的。因此，这撩拨也是揭创口，刀绞一般地痛。可那仇和怨是有光有色，痛是甘愿受的。震动和惊吓过去，如今回想，什么都是应该，合情合理。这恩怨苦乐都是洗礼。她已经感觉到了上海的气息，与阿二感觉的不同，阿二感觉的都是不明就里，王琦瑶却是有名有实。栀子花传播的是上海的夹竹桃的气味，水鸟飞舞也是上海楼顶鸽群的身姿，邬桥的星是上海的灯，邬桥的水波是上海夜市的流光溢彩。她听着周城的“四季调”，一季一季地吟叹，分明是要她回家的意思。别人口口声声地称她上海嫂嫂，也是把她当外乡人，催促她还乡的。她的旗袍穿旧了，要换新的。她的鞋走了样，也要换新。她的手脚裂口，羊毛衫蛀了洞，她这人有些千疮百孔的，不想回家也得回家了。〔14〕

“王琦瑶的心，哪还经得起撩拨啊！”即便是在邬桥这样一个汪曾祺笔下般的小镇上，王琦瑶对自己的渴望，也毫无遮拦地从她眼神中流露出来，紧紧盯在邬桥仅有的一些都市哨口上：“那龙虎牌万金油的广告画是从上海来的，美人图的月份牌也是上海的产物，百货铺里有上海的双妹牌花露水、老刀牌香烟，上海的申曲，邬桥人也会哼唱。”无论是进，身处深宅豪苑；还是退，静享淡泊人生，都无法安顿王琦瑶那颗裂开又裂开的心灵。她将心全都付出了，却似乎什么都收不回。王琦瑶身处避世的心，仍旧是颗旁骛着大都市的心。即便它仅仅是存活在那大都市的弄堂里。“她这一颗上海的心，其实是有仇有怨，受了伤的。因此，这撩拨也是揭创口，刀绞一般地痛。可那仇和怨是有光有色，痛是甘愿受的。震动和惊吓过去，如今回想，什么都是应该，合情合理。”王琦瑶是甘愿的。上海，在那里才是她的梦想。她要强行重新书写自己。她不断暗示性地修改自己的记忆，不顾历史对自己的或许是一次拯救性的抛离。她重新回到了上海。

王琦瑶家，如今又聚集起人了，并且，大都是年轻的朋友，漂亮，潇洒，聪敏，时髦，看起来就叫人高兴。他们走进平安里，就好像草窝里飞来了金凤凰。人们目送他们的背影，消失在王琦瑶家的后门里，想着王琦瑶是多么了不起，竟召集起上海滩上的精英。人们已经忘记了王琦瑶的年纪，就像他们忘记了平安里的年纪。人们还忘记了她的女儿，以为她是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女人。要说常青树，她才是常青树，无日无月，岁岁年年。现在，又有那么些年轻洒脱的朋友，进出她家就好像进出自己家，其成了个青春乐园。有时，连王琦瑶自己也会怀疑，时间停止了脚步，依稀还是四十年前。这样的时候，确实有些叫人昏了头，只顾着高兴，就不去追究事实。其实，王琦瑶家的这些客人，就在我们身边，朝夕相遇的，我们却没有联系起来。比如，你要是到十六铺去，就能从进螃蟹的朋友中，认出其中一个两个。你要是再到某个小市场去，也会发现那卖蟋蟀的看上去很面熟。电影院前卖高价票，证券交易所里抢购股票认购证……那可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有他们的人，到处能看见他们活跃的身影。他们在王琦瑶家度过他们闲暇的时间，喝着小壶咖啡，吃着王琦瑶给做的精致点心，觉得这真是个好地方。他们一带十，十带百地来到王琦瑶家，有一些王琦瑶完全说不上名字，还有一些王琦瑶只叫得上绰号，甚至有一些王琦瑶都来不及看清面目。人是太多了，就有些杂，但也顾不上了。王琦瑶的沙龙，在上海这地方也可算得上一个著名了，人们慕名而来，再将名声传播出去。〔15〕

王琦瑶在篡改了自己对上海的个人记忆后，由乡下重新返城后，上海并没有马上显露出它对于王琦瑶的伤害。刚开始时，一切都是美好的。在王琦瑶寄居的弄堂平安里，王琦瑶的生活是绘声绘色的，甚至是美轮美奂的。她有“年轻的朋友”，漂亮，潇洒，聪敏，时髦，看起来就叫人高兴。她能召集起上海的精英。似乎一切属于青春，一切作为历史行动者来决定自己命运和幸福的女人，现在才刚刚获得生命，或者刚刚从催眠中苏醒，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生活。这种新生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使她获得了历史行动者的主体地位。“连王琦瑶自己也会怀疑，时间停止了脚步，依稀还是四十年前。这样的时候，确实有些叫人昏了头，只顾着高兴，就不去追究事实。”这种事实，是她不愿也不能追究的。她愿意身陷镜像之城中。因为在历史海市蜃楼般的镜像里，王琦瑶似乎完成了缝合自我裂痕的行动。这正是她要的生活，居于陋室，心飞别处。生活于弄堂，却又处处与弄堂的人们不同。她家的客人是“上海的精英”，至少弄堂里的人们认为是上海的精英，是非我族类的群体。在这来来往往的人们身上，王琦瑶看见自己既与弄堂有关，却又总在弄堂之外。与之有关，便能使得她的生活不蹈空；在之之外，却又能使她与众不同，不总与弄堂内卑贱的肉欲生活紧密相连。这些来客“在王琦瑶家度过他们闲暇的时间，喝着小壶咖啡，吃着王琦瑶给做的精致点心，觉得这真是个好地方。王琦瑶的沙龙，在上海这地方也可算得上一个著名了，人们慕名而来，再将名声传播出去。”人们恍惚中看到的王琦瑶已经算得一只快攀上枝头的凤凰了。

王琦瑶鲜活的新生活必定离不开吃穿的。她的吃穿似乎总是脱离于社会历史大变动进程，而呈现出“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抽象意味。

临近过年，王琦瑶在炉边用一盘小磨磨糯米粉。她前一夜就将糯米泡上，这时米粒就胀得很鼓。萨沙自告奋勇往磨眼里舀米，半勺水半勺米的。毛毛娘舅摇磨，王琦瑶则用石臼舂芝麻，严师母什么也不做，只在嘴里发指令。房间里洋溢着芝麻的香气，恨不能立刻就进嘴的。这时，萨沙体味到一种精雕细作的人生的快乐。这种人生是螺丝壳里的，还是井底之蛙式的。它不看远，只看近，把时间掰开揉碎了过的，是可以把短暂的人生延长。萨沙有些感动，甚至变得有些严肃，很虚心地请教为什么要水浸了糯米磨粉的道理，还请教做黑洋沙的方法。她们便一一解释给他听，他一下子成了个乖孩子，人们把他以往的淘气都原谅了。她们向他约定过年时做种种好东西给他吃，糖年糕，炸春卷，核桃仁，松子糖，一件件，一宗宗，如数家珍一般。萨沙想：这真是一个吃的世界啊，每天忙着做忙着吃就不够的。他不禁感叹地念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严师母嗤一声笑了，说这还只是辛苦的一半呢，还有身上衣的另一半，只怕你萨沙听也没有听说过。一说起衣服，那话就更没得完了。王琦瑶和严师母一人一件地说，眼前像有羽衣霓裳在飞舞。萨沙听得忘了手里的事情，那磨就一圈圈地空转，摇磨的毛毛娘舅也是出了神的。那穿是针针线线、丝丝缕缕织成的世界，多少的心细如发，才可连成周身的美轮美奂。严师母无限感慨地说：要说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的。萨沙就问：那么吃呢？严师母摇了一下头，说：吃是做人的里子，虽也是重要，却不是像面子那样，支撑起全局，作宣言一般，让人信服和器重的，当然，里子有它实惠的一面，是做人做给自己看，可是，假如完全不为别人看的做人，又有多少味道呢？……。芝麻的香气浓得腻人了，乳白的米浆也是腻人的颜色。墙壁和地板上沾着黑色的煤屑，空气污浊而且干燥，炉子里的火在日光下看来黯淡而苍白。〔16〕

这种抽象并非是指场景与物什的抽象，而是说这些“糯米粉、糖年糕，炸春卷，核桃仁，松子糖，”是脱离王琦瑶她们的历史命运的。它们本身不受人类利益权力关系纠葛的影响。正是这样的不受伤害，恰恰使得这些日常食物在忍受或脱离历史变迁的人们心灵中，具备了某种拉康所说的象征界镜像的功能。王琦瑶她们在风雨飘摇的历史风波中是被甩出大进程的小人物。但这样的小人物并非没有自己关于生命的想象和实践。她们享有的是“精雕细作的人生的快乐”。这些快乐，如同某种意识形态话语，将她们这些边缘者召唤进日常生活之静水流深的底层，在回避政治历史风云变幻的前提下想象性地缝合她们内心的裂痕。“这种人生是螺丝壳里的，还是井底之蛙式的。它不看远，只看近，把时间掰开揉碎了过的，是可以把短暂的人生延长。”它的不看远，是不能看，不敢看，也没有任何权力基础使她们获得参与“看”的话语位置。所以她们“只看近”。对王琦瑶她们来说，这种“只看近”的行为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话语的结构功能，为她们搭建一个不受打扰、也不堪打扰的“围炉”。可是，这个“围炉”在将她们纳入苟且偷欢的安全地带时，同时也是在将她们更远地抛离历史进程，使其更深地成为了历史的失语者。这种失语不仅仅将使她们失去建构自身主体的行动能力，她们失去的可能还会更多。

在当代作家中，细致描写与身体有关的物质生活不仅仅是王安忆一个人的特点。作家们关注身体、关注身体的各种欲望、要求，成为呼风唤雨的时尚。这种对身体的关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对特殊年代的意识形态笼罩的突围，但在能量内化的同时，也在加深着人们的孤独，加深人们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距离。比如在陈染的文本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的身体欲望描写。《私人生活》中，关于身体有这样的描写：

我常常感到脱离了正常意识，感到身边遍布着敌人，我自己也成为我之外的另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无性别者，正像美国的那个叫做《镜子》的电影中我们所看到的人一样，那个人独自伫立在浴室内的镜子前，热气在镜子的光面上抹了一层水雾，窗子紧紧关闭着，但室外的风依然徐徐不断吹送进来，鼓荡着浴缸前的帘子，那帘子正好遮挡在镜子前那个人的私处。那人充满自恋地把自己关闭在浴室内，因为那人曾把内心和肉体裸露在肮脏的外面太久。〔17〕

布置完了的浴缸，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白中泛青的光线射在安静简约的不大的浴室空间中，什么时候走进去，比如是阳光高照、沸腾喧哗的中午，都会使我觉得已经到了万物寂静的夜晚，所有的人都已安睡，世界已经安息了，我感到格外安全。……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向浴室里面望上一眼，立刻就会觉得自己刚刚完成一次遥远的旅程，喘息未定，身心倦怠，急需钻进暖流低洄的浴缸中，光裸的肢体鳗鱼一样静卧在沙沙的水流里，感受着仅存的摩挲的温暖。〔18〕

浴缸里的精致非常富于格式、秩序和安全，而外边的风景已经潦草得没了章法、形状和规则，瞬息即变，鼓噪哗乱。在陈染看来，这个世界，已让我弄不清里边和外边，哪一个才是梦。

这里的身体感觉与身体描写带有强烈的唯美色彩，表现出强烈的拒绝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的倾向。浴缸与镜子的意象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它象征主人公对于外界的拒绝。对于她来说，幽闭的浴缸意味着安全、秩序、洁白无暇，而外面的世界是嘈杂、混乱、肮脏污浊的，尤其是，它是危险的。沉浸在浴缸里的“我”充分感受到一种怜香惜玉的快感。它不需要别人分享，也拒绝别人分享。这种幽闭与自恋，导致主人公无法正确地处理与男性的关系。男性在陈染与当代女作家林白的小说中，都是类型化的：理想的男性不是夭折就是阳痿，不能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而现实中女性遭遇的具有强悍身体与旺盛性欲的男人，则常常被刻画为暴徒式的。她们无法找到一个灵肉统一的理想男性。她们对于男性的挑剔，与木子美对于男人的随意，形成极大的反差。这种对于男性的理解，在王安忆的《长恨歌》里，有着更为历史化的表述。这种历史化即是指王琦瑶的无奈而不幸的爱情人生。王琦瑶的爱情人生所蕴含着的，正是她无力通过爱情而进入社会，进而形成历史行动主体的人生。而这一点，如果我们考虑到王安忆的写作背景，考虑到中国20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背景，很容易就能想到大众对于政治的集体记忆和政治冷漠的集体心态。这种消费社会中的政治记忆，在王安忆的个人书写中，则体现在了王琦瑶这个失败个体形象之上。

在消费社会里，人们的政治参与被切断，成为例行公事式的表演。消费环境中的人有冷漠、绝望、得过且过等典型的症状。

王琦瑶其实同样可以看作是一个丧失了公共政治参与能力的个体。她总渴望通过个人的历史记忆来恢复或填充她被抽空了的历史可能性。但事实总在与王琦瑶的记忆对抗。这一点并没因人们的恍惚而被王琦瑶自己忽略。在弄堂里，人们已经忘记了王琦瑶的年纪，就像他们忘记了平安里的年纪。人们还忘记了她的女儿，以为她是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女人。可这些事实都在讥讽般地嘲笑着王琦瑶，嘲笑她的梦中痴语。是的，半夜，王琦瑶也会回忆起往昔，这使得她现在的生活如同梦游。

夜深人静，王琦瑶从五斗橱的抽屉里取出它来，放在桌上。电灯照着它，桃花心木上的西班牙风的图案流露出追忆繁华的表情，摸上去，是温凉漠然的触觉，隔了有十万八千年的岁月似的。王琦瑶对了它静静地坐了会儿，还是一动没动地放回了原处。她觉着依然没到动它的时候，她实在说不准有多少过不去的时刻在前面等着呢！她不如找几件穿不着的衣服送去旧货行卖了，放着也是喂蟑螂。于是就去搬衣箱，打开箱盖，满箱的衣服便在了眼前，一时竟有些目眩。她定了定神，首先看见的是那一件粉红缎的旗袍。她拿在手里，绸缎如水似地滑爽，一松手便流走了，积了一堆。王琦瑶不敢多看，她眼睛里的衣服不是衣服，而是时间的蝉蜕，一层又一层。〔19〕

王琦瑶是不敢多看的。因为这看见的，是她的历史。而这个历史，包含着她一生不断努力建构自己，却又总是不断遭遇挫败的历史。她渴望与弄堂里“小家子气”的女孩子不同。她渴望生活在别处。她进入“爱丽丝”公寓，做了人家的小妾。如果是在古代，在古代男性权力话语秩序中，王琦瑶的选择是可以缝合她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想象的。可在现代，“爱丽丝”公寓却意味着否定人生意义的牢笼。那是“不自由”的标志性建筑，是对现代人“自由”原则的侮辱性挑衅。“那一件粉红缎的旗袍，她拿在手里，绸缎如水似地滑爽，一松手便流走了，积了一堆。”这段往事，不仅仅是因为年华似水而不堪回首，而且，王琦瑶“眼睛里的衣服不是衣服，而是时间的蝉蜕，一层又一层”。衣服不过是王琦瑶照见自己身影的历史镜像。这是历史年轮一层一层在她生命刻度上的叠加，将她当初在“照片”事件中企图逃逸命运的青春梦想压得死死的，翻不过身来。

几十年过去了，王琦瑶的人生仍然亦真亦幻。她女儿的朋友张永红极力邀请她出席各种宴会。

她向她每一任男友介绍王琦瑶，将王琦瑶邀请到各类聚会上。这些大都是年轻人的聚会上，王琦瑶总是很识时务地坐在一边，却让她的光辉为聚会添一笔奇色异彩。人们常常是看不见她，也无余暇看她，但都知道，今夜有一位“上海小姐”到场。有时候，人们会从始至终地等她莅临，岂不知她就坐在墙角，直到曲终人散。她穿着那么得体，态度且优雅，一点不扫人兴的，一点不碍人事情的。她就像一个摆设，一幅壁上的画，装点了客厅。这摆设和画，是沉稳的色调，酱黄底的，是真正的华丽，褪色不褪本。其余一切，均是浮光掠影。〔20〕

王琦瑶的身份始终是这样：一个摆设，一幅壁上的画，装点了客厅。她似乎从未曾进入人们的生活，与人们的苦痛、辛酸无关。她缺乏建构自身作为历史主体的力量。与李主任如此，与邬桥的人们如此，与“围炉”边的人们也是如此。甚至在与老克腊的这段忘年爱情中，她同样扮演着与之类似的角色。

有一次，老克腊对王琦瑶说，他怀疑自己其实是四十年前的人，大约是死于非命，再转世投胎，前缘未尽，便旧景难忘。王琦瑶问他有什么根据。他说根据是他总是无端地怀想四十年前的上海，要说那和他有什么关系？有时他走在马路上，恍惚间就好像回到了过去，女人都穿洋装旗袍，男人则西装礼帽，电车“当当当”地响，“白兰花买哦”的叫声鸟啼燕啦，还有沿街绸布行里有伙计剪布料的“嚓嚓”声，又清脆又凛冽的，他自己也成了个旧人，那种梳分头、夹公文皮包、到洋行去供职的家有贤妻的规矩男人。王琦瑶听到这里便笑了，说家有贤妻是怎样的贤妻？他不理王琦瑶，兀自说下去。说有一日自己照常乘电车去上班，不料电车上发生一场枪战，汪伪特务追杀重庆分子，在车厢里打开了，从这头追到那头，不幸叫他吃了记冷枪，饮弹身亡。王琦瑶就说：你这是从电视剧里看来的。他还是不理她，说，他实是一个冤魂，心有不甘，因此，到了如今，人是今人，心却是那时的心。他说：你看。我就是喜欢与比自己年长的人在一起，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时候，舞曲响了起来，两人便去跳舞。跳到中途，王琦瑶忽然笑了一下：要说我才是四十年前的人，却想回去也回去不得，你倒说去就去了。听了这话，他倒有些触动，不知回答什么。王琦瑶又接着说：就算那是一场梦，也是我的梦，轮不到你来做，倒像是真的一样！说罢，两人都笑了。〔21〕

这是一个新的王琦瑶，也是一个旧的王琦瑶。他好像不认识她了，又好像太认识她了。他怀了一股失而复得般的激动和欢喜。他想，这城市已是另一座了，路名都是新路名。那建筑和灯光还在，却只是个壳子，里头是换了心的。昔日，风吹过来，都是罗曼蒂克，法国梧桐也是使者。如今风是风，树是树，全还了原形。他觉着他，人跟了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时代，成了个空心人。王琦瑶是上个时代的一件遗物，她把他的心带回来了。〔22〕

王琦瑶似乎仅仅存活在老克腊的想象之中。是老克腊的一次梦游，邂逅了在历史时光中流转的王琦瑶。只是由于老克腊“无端地怀想四十年前的上海”，王琦瑶才很幸运地苏醒过来，重新开始有了第三个男人。可这次的爱情，却只是老克腊对王琦瑶个人记忆的复活。这种复活的爱情，却意味着他们都不曾真正的进入当下的生活。如王琦瑶所说，那只是一场梦。

他和王琦瑶说：到你这里，真有时光倒流的感觉。王琦瑶就嘲笑：你又有多少时间可供得起倒流的？难道倒回娘肚子里不成？他说：不，倒回上一世。王琦瑶听他的转世轮回说又来了，赶紧摇手笑道：知道你的上一世好，是个家有贤妻洋行供职的绅士。他也笑，笑过了则说：我在上一世怕是见过你的，女中的学生，穿旗袍，拎一个荷叶边的花书包。她接过去说：于是你就跟在后头，说一声：小姐，看不看电影，费雯丽主演的。两人笑弯了腰。这样就开了个头。以后的话题往往从此开始，大体按着好莱坞的模式，一路演绎下去，难免是与爱情有关的，因是虚拟的前提，彼此也无顾忌。一个是回忆，一个是憧憬，都有身临其境之感。有时会忘了现实，还以为梦想是真，所编织的情节也注入了些真感情，说着说着竟伤感起来。王琦瑶便说：行了行了，别当是真的了。他则说：我倒情愿是真。这一句话说出后，有一刻静默无声。两人都有些尴尬，这才发现扯得远了。他到底年轻，不很善辞令，解释了一句：我很爱那时节的气氛。王琦瑶先没说话，停了停才说：是啊，气氛是好的，人却已经老掉牙了。〔23〕

王琦瑶的当下，被因老克腊的闯入而开启的个人记忆不断抽空。她在当下的被辨认，仅仅因为她是“上海小姐”：“人们常常是看不见她，也无暇看她，但都知道，今夜有一位‘上海小姐’到场。有时候，人们会自始至终地等她莅临。岂不知她就坐在墙角，直到曲终人散。”她的当下，只是过去的影子。她的爱情，是虚拟的电影影像的戏仿，一次笑弯了腰的回忆。历史与当下，再次互为镜像地瓦解了王琦瑶的爱情故事，瓦解了王琦瑶建构自我与家庭的可能。她是非历史的，这种非历史的存在物或许有着审美魅力，但却缺乏生命力，缺乏可以令男人为之不顾一切、为之奉献乃至献身的生命气息。所以，老克腊会被她迷惑，她也因这种迷惑力而可以重新拥有爱情。但这种重新拥有，既然只能依凭老克腊的缅怀才得以存在，它同样也会无情地随着老克腊心境的变换而流逝。

老克腊再是崇尚四十年前，心还是一颗现在的心。电梯降落，他的激动也平息下来，余下的是一点亲情般的感动。这时候，他想起了王琦瑶，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的样子浮现在眼前。他的心很温柔地抽搐了一下，他想：是了结的时候了。

再到王琦瑶家的时候，已是晚饭过后，王琦瑶见他来，就站起替他泡茶。将茶杯放在他面前时，他看见她平静的脸色，不像发生过什么的样子，有些放心，又有些不相信。正想着话应该从何说起，却见王琦瑶走到五斗橱前，开了抽屉的锁，从中取出一个雕花木盒，转身放在了他的面前。他见过这盒子，记得上面的花样，也知道它的来历，只是不明白此时此地的意思。停了一会儿，王琦瑶说话了。她说这么多年来，她明白什么都靠不住，唯独这才靠得住，她向这盒子示意了一下；万般无奈的日子里，想到它，心里才有个底，现在，她说，现在她想把这个底交给他了，她已经没多长的岁月，要说底的话，眼睛也看得到了，他不必担心，她不会叫他拖几年的，她只是想叫他陪陪她，陪也不会陪多久的；倘若一直没有他倒没什么，可有了他，再一下子抽身退步，便觉得脱了底，什么也没了。她渐渐语无伦次，越说越快，脸上带着笑，眼泪却缓缓地流下来。流也流不多，只左眼里的一滴，像是干涸的样子。她一边说一边将那雕花木盒往他眼前推，他则用手挡着，感觉到她的力气，不得不也用了力气。她说：你不要吗？你大概是不知道这里头是什么，我来打开给你看。于是就要打开，他用手按住盖子，触到了她的手，手是冰凉的。他不由握住这手，眼泪也下来了，心里觉着凄惨得很，不晓得怎么会有这样的局面。王琦瑶挣着手，非要开那盒子不可，说他看见了就会喜欢，就会明白她的提议有道理，她是一片诚心，她把什么都给他，他怎么就不能给她几年的时间？王琦瑶的话像刀子一样割他的心，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泪。他想他今天实在不该再来，他真是不知道王琦瑶的可怜，这四十年的罗曼蒂克竟是这么一个可怜的结局。他没赶上那如锦如绣的高潮，却赶上了一个结局，这算是个什么命啊？最后，他是用力挣脱了走出来的。短短一天里，他已经是两次从这里逃跑出去，一次比一次不得已。他手上还留有王琦瑶手的冰凉，有一种死到临头的感觉，他想，这地方他再不能来了！〔24〕

老克腊曾说，“他实是一个冤魂，心有不甘，因此，到了如今，人是今人，心却是那时的心。”现在，老克腊认识到：他“再是崇尚四十年前，心还是一颗现在的心。”王琦瑶爱情的幻灭是必然的。她请求老克腊，她是一片诚心，她把什么都给他，他怎么就不能给她几年的时间？但是，老克腊知道，他是不能把这个镜像般的王琦瑶带入他的生活的。缅怀是一回事，现实情境则是另一回事；审美是一回事，生活则是另一回事。在他看来，王琦瑶不具有现实生活的质感，虽然她对家庭日常生活极具情趣。但这种情趣并不能赋予她作为生活主体的能力。王琦瑶的主体在历史中丢失了。

王琦瑶的确丧失了现实感。她的生活总是恍惚地游离着。这个极力将自己固守在阁楼里的女人，却比谁都严重地丧失了现实感。“严师母正往外走。她穿一件黑的薄呢大衣，很见身分的装束，妆也化得恰到好处。王琦瑶走过去也上了车，车子慢慢地出了平安里。太阳很红，梧桐叶凋落了，天空便显得高朗。王琦瑶忽有些恍惚，觉得身边这人不是严师母，而是蒋丽莉。蒋丽莉这名字从心头一掠而过，就泯灭了。她觉着脸有些干，像要脱皮似的，嘴唇也干。太阳晃着眼，眼皮是重的，睡肿了的感觉。”〔25〕蒋丽莉是几十年前的名字。那是属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的标志，那是见证她错失历史的伤痛，是她必须疗治的心理痼疾。否则，她难以重建行动的信心。

王琦瑶……看着窗外，像要去找一些熟识的人和事，却在窗玻璃上看见他们三人的映像，默片电影似地在活动。等她回过脸来，一切就都有了声色。眼前这两人真可说得天生地配，却是浑然不觉。王琦瑶静静地坐着，几乎没动刀叉，她禁不住有些纳闷：她的世界似乎回来了，可她却成了个旁观者。〔26〕

是的，旁观者。与这个世界无关的旁观者。王琦瑶无法建立自己与这个世界的真正联系。哪怕是在男女夫妻母子等等家庭范围之内，也是如此。在爱情上，这种无法建立其实正内在于王琦瑶的核心中。在一次与严师母谈话中，她俩这样谈论到男女之事：

两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王琦瑶缓缓地劝慰说：其实再怎么样，也还是结发夫妻最恩深义长。严家师母笑了，点着头道：是啊，有恩有义是不错，可你知道恩和义是什么吗？恩和义就是受苦受罪，情和爱才是快活；恩和义是共患难的，情和爱是同享福的，你说你要哪样？王琦瑶不得不承认她的话有几分道理，并且惊讶养尊处优的严家师母竟也有着不失惨痛的人生经验。严家师母转回脸对了王琦瑶说：还是情和爱好啊，只要尝过味道没有肯放手的，你说我们做女人是为谁做？还不是为男人！这一回王琦瑶不同意了，负气似地说：我偏是为自己做的。严家师母拍了拍她挽在臂弯里的手背，说：那就更吃力了，为了男人做，还就是最省心。王琦瑶沉默不语了。〔27〕

情爱／恩义的价值意义在这里其实对应着现代爱情婚姻／古代爱情婚姻的区分。如果我们在此提及中国古代统治秩序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就不难看出，王琦瑶与严师母的对话，其实道出了一个现代女性所面临的难题：女人为谁而做？为自己，有情有爱，却难免落得始乱终弃的结局；为男人，有恩有义，却难免受苦受罪。不过我们应注意，这种区别仍然是简单化的二元处理。有情有爱的为自己的女人，同样可以获得有恩有义的丈夫，获得有始有终的家庭；而有恩有义的女人，也同理可以获得有情有爱的丈夫，获得快活享受的人生。可问题却是，即便这些可能性是现实的，那也须得具备极为苛刻的条件，和人生极为偶然的机遇。这使得这些可能性并不具有普遍性。而当所有的选择可能完全释放在王琦瑶面前时，实际上她是无从选择的。当她已经选择为自己之后，她便陷入了困境。这种“为自己”，如何能再让她重建爱情和家庭，却是很难预料的了。

 

〔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2〕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3〕 同上，第7页。

〔4〕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144页。

〔5〕 同上，第8—9页。

〔6〕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7〕 王安忆：《米尼》，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92—93页。

〔8〕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9〕 同上，第39页。

〔10〕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11〕 同上，第95页。

〔12〕 同上，第98页。

〔13〕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14〕 同上，第140—141页。

〔15〕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350页。

〔16〕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178页。

〔17〕 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18〕 同上，第245页。

〔19〕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212页。

〔20〕 同上，第325页。

〔21〕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327页。

〔22〕 同上，第185页。

〔23〕 同上，第329页。

〔24〕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66—367页。

〔25〕 同上，第171页。

〔26〕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

〔27〕 同上，第150—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