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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电话——大公报里 的战局与时局》 张刃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雨果在《笑面人》中曾说：“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历史感是我们认识时代的一种弥足珍贵的直觉，而紧张的现代生活往往使我们难以有余裕去突破各种压力下的视野窄化，而基于历史时刻的生动客观的新闻报道，则为我们重回历史“现场”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视角。《北平电话——大公报里的战局与时局》就是这样一本书。

1945年10月，蒙耻八年的故都北平光复，一度停刊闭馆的北平大公报也随之“复员”,投入新的工作。作者张刃的“报道”即从此处切入。作为资深新闻人，张刃除了对时间和事件做简单导语之外，并未对报道做太多个人化的解读，而几乎是“平铺直叙”地串联起了北平大公报记者们一篇篇关于时局与战局的报道。

作者自己在题跋中表示，为了保留原貌，体现真实，节录了许多报道原文，因而全书如一篇大“通讯”，“新闻性”颇高而“文学性”则退居其后，北平四年的世态百相如一部纪录片细致入微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作者以新闻逻辑打通事实之一管，让读者自己去窥探和感受曾经的中国人和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在特定时代所经历之命运种种与所作的历史选择。

《北平电话》的文字本身展示出一种平行时空的特征，因其将今人的解说和“故人”的陈述直接以文字相连，熟悉中有种微妙的陌生。微妙之处在于，“旧闻报道”中的语气和措辞在如今的新闻报道中已然难觅，但它却时时勾起我们对新文化运动那一时期的作家文本的况味。当然这只是文本所散发出的气质，是给予读者品读的意外之馈赠，书中所“报道”的北平时事才是重头戏。

1945年10月10日，故宫太和殿举行了华北战区日寇受降仪式，北平光复。光复之后，北平的社会任务是明确的——接收和重建，此时北平局势依然混乱，日寇侵占多年搜刮压榨以及刚结束的战乱令百姓生活无比困苦。但“重庆来的人”治理手段不比日寇高明，贪婪或有过之，“五子登科”之丑恶现象令时人侧目。这四年的北平，是座混乱和呐喊之城——工农商业凋敝，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大公报针对这些现象发出温和却直指问题根源的质问：“接收工作未能给人民以温暖……接收人员的失职，政府要负的责任实比个人为大。日军为何不缴械？大汉奸何时惩办？这些大问题不能解决……人们像在做一场永远做不完的噩梦。”

在本书中，张刃编排了“光复”之初看北平；北平汉奸的末日；北平军调400天；北平岁寒图；愁城何止是北平；1948：故都学潮；风雨飘摇文化城等七个主要部分，给读者放映了北平四年的浮世记录，让我们一帧帧地看下去。

北平的这四年，不论是新闻界还是人民群众最关注的时局焦点始终是不断升级恶化的国共军事冲突。北平，这座文化城因其厚重的历史名物而寄托了中国人的文明精神和国族信仰，它的归属，影响着全国的人心向背。围绕这座古城的命运，更关系着200万人性命身家，对于如何解决北平战局，从1946年1月起，国共双方在美国参与下展开了漫长的军事调停。

1946年1月3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新年三愿》：“一愿和平息争，大家过安谧的日子；再愿民主进步，人人都不要拂逆潮流，兜圈子，开倒车；三愿人民幸福，少受灾殃。”北平大公报1月18日发表通讯《三委员在北平》，传达出社会各界对于和平建国的殷切期盼。

北平人民虽托了“文化城”的“福”，尚不曾受战火兵燹，却在饥饿和寒冷中每况愈下。随着东北流亡的学生、难民不断涌入，北平的物资短缺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各界对于国民党北平政府的无能颟顸极度不满。

1949年1月，在反饥饿反迫害的“四罢合流”学潮抗议声和国民党“认证”的文教界名流乘机南飞的轰鸣声中，北平迎来和平解放。大公报也刊出《送文教界名流南飞》一文，向离开北平的诸君送上“临别祝福”，算是对去留“文化城”的历史选择做了总结。

《北平电话》一书只以大公报的报道展现那段历史，自然不能作为唯一的历史图景，而一本书的价值也不在包罗万象。书籍没有充当启示录的义务，而读者却必须有明辨是非、择善而从的自觉。张刃先生作为资深报人，以新闻叙事写历史变迁，以历史逻辑串起时代面相，自是会家不忙。在笔者看来，本书态度是谦逊的，立意是真诚的，作者尽力摆脱了个人情感和立场，不以文害意。当然，只看“新闻报道”也不免有枯燥琐碎的感受，但唯有诚心诚意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努力挖掘潜藏在时间地层中的秘密，揭露单一叙事的纰漏，方能生发出以史为鉴的效用。

新闻报道是后人考证历史的重要来源之一。今日之新闻即为明日之历史，历史加新闻就是塑造中的明天。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而我们每一个人在接受环境给予的输入之时，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不断地质疑和求证，吸收与排出，亦是无止境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