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5月份，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从沈阳回北京的高铁上，窗外飞速闪过一片片波光粼粼的水稻田。在遥远的北方，仿佛置身南方和煦的春日，这让我深感诧异。我想起小时候，这样的春天，我家总会迎来一对远房穷亲戚。一个胖乎乎、头发灰白的瞎子，终日穿着那身一成不变的黑色灯芯绒中山装，背着一只干瘪的褡裢，手搭在瘦小的瘸子的肩上，瘸子给他领路，两人一路闲聊，风尘仆仆，朝我家方向走来。按今天的话，蹭饭来了。听说从很远的地方来，要走上大半天，到我家通常傍晚，吃完晚饭，还得住上一宿。瞎子会算命，平时靠此为生。没生意的时候，便来我家，起先母亲还和颜悦色，宰杀老母鸡招待，来的次数多了，母亲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后来就有些怠慢。好在瞎子也不计较，做啥吃啥，大大咧咧的，饭量还很大，连吃三大碗。吃完晚饭，天已黑透，母亲给他们铺好床铺，洗好脚，瞎子、瘸子就挤着一张床，说闲话，讲各种鬼故事，上吊的小媳妇，喝农药的妇人，倒路鬼，露水鬼，难产鬼，活灵活现，听得人毛骨悚然。

那会家乡正好发生一起耸人听闻的谋杀案，一个嗜赌的小青年，因为赌资和邻居发生了争执，被敲晕锁进一只大木柜里折磨致死。这一幕正好被邻居的小女儿目睹并最终事情败露，酿成了一桩不大不小的群体性事件，打了防腐剂的尸体在街上摆了好些天，各种传言都有。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件事一直深埋心底，很多次想动笔，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直到我再次想起瞎子和瘸子，并将他们与这件事联系在一起。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在小说中的相遇，对我来说有着无比重大的意义，如黑暗中打开了天窗，一切豁然开朗。在沈阳回北京的高铁上，我写了黑暗中瞎子与瘸子的一段对话，这段看似与小说离题万里的对话，我以为是这个小说成败与否的关键点。

我充分信任读者。这是为何要在写作技法上设置一定难度的前提。我喜欢看似漫不经心的闲笔，在掩卷沉思的那刻又处处闪现出来的光亮。仿佛小说的每处褶皱都是深渊，每个细节都驻扎着灵魂。我们不拒绝好看的故事，但我们拒绝一个好看的故事背后的平庸和苍白。说到底，我们拒绝口香糖文学。故而，小说背后的引而不发、意味深长和沉默，是一个优秀小说品质的保证。

写作《骑鹅的凛冬》时我已经32岁，出过几本不甚出名的小说，除了写作本身，对很多事，想说的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沉默。当然，我的问题不在于此，和1961年，32岁的马尔克斯一样，我们遇到了同样的难题，“作为作家最大的问题时，在写过那些书以后，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条死胡同，我到处寻找一个可以从中逃脱的缝隙。我不认为我已才尽，相反，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书未写，但是我找不到一种既有说服力又有诗意的写作方式”。是《佩德罗·巴拉莫》将马尔克斯从缝隙中解救了出来。胡安·鲁尔福笔下那个到处死人在说话的墨西哥村庄，和我经历过的90年代漆黑一团的湘西南乡村，某种程度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为了写作，我需要脚踏实地，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任何事情，我都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地方，以便赋予它生命，一旦它有了生命，我便跟随它。”对我而言，从对一只叫庆松的鹅命名开始，我重新置身于童年时代的土地，回到熟悉的氛围，那些消逝的点滴，是这个小说灵感的来源，也是对这篇小说情感的最佳注脚。它无法命名，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它是火焰，是遗憾，是报复，是愤怒，是别离，也是悲悯和理解。作为小说家，我希望我能更骄傲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