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所谓“私人日记”是指历史上存在的私人书写的生活记录，区别于以“日记”命名的虚构的纯文学创作；“近现代私人日记”指的是晚晴民国时期中国所存在的私人书写的日记著作，此时正值中国社会历史天翻地覆的“千年巨变”，私人生活记录（日记）反映的就是这一历史巨变的个人细节，它们的存在形态与此前此后有明显差异，亟待我们加以深入考察，也有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西方写作史表明，作为私人的日记与文学的日记原本有着一定的差异。今天，我们常常提及的私人日记如英国17世纪的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19世纪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日记原来都是秘不示人的。据说塞缪尔·佩皮斯生前把自己的日记当作绝密文件收藏，而且使用别人难以辨认的文字书写，列夫·托尔斯泰多次拒绝自己的妻子查看日记，为此不惜离家出走。与这些非虚构的“私人日记”不同，传统文学意义上的“日记”首先都是“虚构”的文字，在欧洲，严格分类，能够流行于公共领域的文学“日记”属于小说，18世纪与19—20世纪之交是欧洲“日记体小说”(Diarynovel)——或称“虚构的日记”(Fictive diary)——的兴盛期，在这里，“日记”是虚构文学的一种形式。正如日记小说理论家特莱沃·费尔德在《日记体小说的形式与功能》中指出的那样，所谓日记体小说，日记在这里不过是一个修饰词，并非不可替代。中国近现代文学是在大量引进外国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样，这种虚构的文学样式自然也为中国现代作家所接受，中国现代文学首先出现的“日记”都具有不可怀疑的文献性，是虚构文学的一部分，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腐蚀》，沈从文的《不死日记》《呆官日记》，庐隐的《丽石的日记》，石评梅的《林楠的日记》，冰心的《疯人笔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天翼的《鬼土日记》等等都属此列。也基于这样的创作现实，现代翻译家、文学理论家孙俍工在《小说做法讲义》中将“日记”置于小说四大体式之首，谓之“是一种主观的抒情的小说”。

但是，这却只是“日记”传统的一方面。与上述西方来源有所差异的是，私人性非虚构文字（日记）又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另外一种“传统”，它也继续流传于现代。与西方文学史的清晰二分不同，私人的日记也一直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重视。早在1920年代，新文学的作家如郁达夫、周作人、阿英等就开始注意到发现私人日记的意义，他们的探讨可以说为中国近现代的日记研究奠定了基础。郁达夫是最早发表日记研究专论的作家，他提出了“日记体”的概念，他将日记与日记体文学区别开来。1925年，周作人在《日记与尺牍》一文中，概括了日记兼有“作者的个性”与“考证的资料”等多重属性。阿英的《语体日记文作法》是较早的一部完整系统的日记理论专著，此后，出现了短暂的研究日记的热潮，如贺玉波《日记文作法》、卢冠六《日记作法》、吴坤芥的《日记作法》、施蛰存的《域外文人日记钞》等等，这些论述也表明，在许多中国学人的心目中，文学日记与私人日记也有界限模糊的一面，私人日记可以传达一些公共性的信息与态度，就像文学日记可以描绘社会历史一样。1930—194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私人日记选集，如赵景深选编的《现代日记选》《青年日记选》和《日记特辑》（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1937年先后出版），施蛰存编选的《域外文人日记钞》（上海天马书店1934年），陈子展编选的《注释中外名人日记选》（中华书局1935年）等，周立波、沙汀、丰子恺、叶圣陶等作家的私人日记也在抗战期间出版。

从1940年代后期开始到1960年代中期，陈左高先生先生致力于中国日记研究，被称作是中国日记史研究第一人，他先后发表了30多篇关于日记的论文，最早全面地介绍了古代日记的概况，给学界提供了很多珍贵的文献史料。新时期以后，私人日记研究开始恢复，出现一批有代表性的论文，如乐秀良的《日记悲欢》《民主、法制与保护日记——三谈日记何罪》；寇广生的《日记之研究》《日记三题》；陈左高的《日记是宝贵史料》《日记中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料》《日记中的中国书画史料》《清代日记中的中欧交往史料》等，陈左高先生的《中国日记史略》《晚清二十五家日记辑录》《历代日记丛谈》；古农编《日记品读》《日记漫谈》《日记序跋》《日记闲话》等相继出版，1980年代至今的重要论文则有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文教资料》杂志推出三个《日记学研究专辑》以及程韶荣的《中国日记研究百年》、赵宪章的《日记的私语言说与解构》、钱念孙的《论日记和日记体文学》、乐齐的《现代日记文学述略》、刘增杰《论现代作家日记的文学史价值——兼析研究中的两个问题》、邹振环《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陈子善《略谈日记和日记研究》、李凯平、朱胜超《论日记的文类特点》、祝晓风《作为历史文化景观的日记及其出版》、张克《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日记体小说》、陈晓兰《欧洲日记体小说发展概观》等。

最近十数年，随着近代史研究、民国史研究的升温，如何从近代中国人物的日记中发掘新的社会历史信息也日益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包括近代史学界和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界都是这样。史学界如孔祥吉对清人日记的研究，杨天石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余英时对《顾颉刚日记》的研究，江勇振对胡适早期日记的研究，张鸣通过《吴宓日记》与《胡景翼日记》来考察“五四”历史的复杂性，等等。

1990年代至今，除了日记研究不断发展，日记的出版也大量增加。出现了不少以丛书的形式，对文人作家日记的归类整理，如1998年由陈漱渝、李文儒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1987—20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1990—1993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名人日记丛书”、2004—2009年的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大象人物日记文丛”、2011—2018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珍稀日记手札文献资料丛刊”等等。除此之外，也问世了多部日记编选著作，如虞坤林的《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本书系统收录了作者搜集到的1900年以来的日记，包括国内的1100余种，国外部分30多种。在诸多文人日记相继问世的基础上，除了对日记总体的研究，学界还出现了对作家的日记个案的研究，如，对鲁迅、吴宓、朱自清、徐志摩、巴金、萧军等日记的研究。文学界自1980年包子衍的《〈鲁迅日记〉札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初版）之后，随着黄侃、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顾颉刚、吴宓、苏雪林、杨树达、宋云彬、萧军、夏承焘、夏济安、郭小川、顾准、王元化等近现代作家和学者的未刊日记在海峡两岸陆续披露，作家“日记研究”也越来越多，并开始成为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对象，如张高杰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研究》（兰州大学2008）、邓渝平硕士论文《五四文学家日记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9）等。

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近现代的日记研究依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深入拓展。

其一是近现代日记的总体面貌依然模糊不清，有待全面的清查和整理。目前的研究其实大都还是来自对历史或文学人物相关问题的兴趣，是为了解决这些或历史或文学的问题才开始从“日记”中寻觅材料，对日记本身的系统研究比较缺乏，加之许多日记还处于未刊手稿状态，已经出版的也是卷帙浩繁，有价值的信息往往淹没在众多琐碎的记录中，不易显现，这都大大降低了日记的被关注度，也影响了学界对日记的有效利用。

其二是“日记”还是被当作社会历史文献的补充，就其本身的文体特点、存在形态还缺乏足够的分析和研究，这样一来，其实与文体和表达形态融会贯通的思想艺术特点也缺乏独立的价值，不能进入研究者的“法眼”，从而影响了日记研究的深度。

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到了系统整理和研究这些私人日记的时机。所谓的系统研究包括总结近现代中国日记的规模和数量，尽力搜集尚存民间的日记手稿；对已经掌握的（业已出版的）日记考订、注释；对这些日记的基本内容加以概括、索引，是为“叙录”；同时，以这些文献为基础，做出历史学的和文学的新的研究。这些研究不是重复已有的学术路径，而是力图另辟蹊径，强化历史研究对“个人经验”的重视，也开启在“人与历史相互联系”的背景上重建“文学性”的方式。前者就是正在发展中的“新史学”（或称“新文化史”）的方法，后者属于笔者倡导多年的“大文学”学术观。

仅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而言，我们也有必要通过系统的研究为学界贡献一份完备可靠的“近代中国日记的主题档案”，将其中的重要信息予以归纳建档，便于检索，这是未来日记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探讨重新解读、分析这些日记、确立其基本价值的方法，包括历史学层面的方法和文学层面的方法，对日记文体的独立性做比较深入的讨论。具体而言，起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值得展开：

首先是近现代中国日记搜集整理与数字化工程。近代中国（包括中国文学史所指称的“五四”至新中国成立的“现代”）积累了大量私人日记，长期以来，由于学术观念和学术体制的限制，这些意义特殊的文献却始终处于研究的边缘地带，既不被视作“文学创作”，又不被当作历史研究可靠的文献。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缺乏足够的关注，以致相当多的日记文献都处于被冷落、被遗忘甚至被遗弃的状态，几乎没有获得系统有效的搜集、整理。今天的基础文献整理工作已经刻不容缓。稍可安慰的是，经过多年的摸索、探求，目前学界已经大体掌握了近代中国日记文献的几大源头。未来的工作是进一步发现储存线索，予以搜藏，对于海内外已经出版的，则予以分类整理。数字化工程是对以上整理工作的落实。

其次，为了尽快让广大使用者厘清这些日记文献的基本形态，我们需要对这些近现代中国日记进行必要的概述，这就是基本内容的“叙录”工作。近代中国是历史转折的大时代，包含了社会演变的重大信息，也激发了历史当事人的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情感，如何透过1940以来的私人日记揭示这些秘密，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在目前可以搜集、整理的约1100余种各类日记中，绝大部分都是学界十分陌生的，因为这些“日记”卷帙浩繁，形态复杂，难以在短时间内把捉其内在的信息。如何以简洁明白的方式加以呈现，为人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线索的指导，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也是学术文献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我们的“叙录”就是简明而准确地概括相关“日记”的基本内容，对其中涉及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和反映作者重要思想和情感态度的加以必要的信息标注，为学界的深入研究、细读阐释创造方便。

这些“叙录”形式至少应该包括：总体情况概括（整本日记的写作、收藏情况）；年度内容梗概（提示本年度进入“日记”的社会大事与主要人物）；重要历史事件、人物活动与精神变化信息索引。

其三，对这些日记的辨析、考订与注释。近代中国日记诞生在混沌复杂的晚清民国，可谓“遭逢乱世”，内外战乱、政治高压、社会动荡都让书写者处于生存的艰难和尴尬当中，写作、出版、传播条件有限，书写的自由度有限，种种的禁锢和不便让这些流传的文字时有错漏、歧义或者隐晦之处，需要整理者加以认真的辨析，结合其他历史文献进行比对，或者去伪存真，或者提醒读者（研究者）可能存在的疑问，或者提供进一步思考、探究的线索，总之，努力为日记的使用创造理性的知识基础，提出有益的阅读建议。

其四是对日记的“新史学”研究。近现代中国在今天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本身意味着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全新的态度和方法，去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新的价值。作为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新史学”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它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正如劳伦斯·斯通所说，这一种研究让“历史学的主体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历史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感情；对历史学发生影响的学科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互为联系的多重因果关系；方法上是从群体计量化转向个体抽样；史料的组织上是从分析转向描述；而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则从科学性转向了文学性”。

“新史学”研究将让我们抛开日记使用中的重重疑虑，从中体察历史中个体生存的各种信息，从而填补“宏观史学”的抽象与空疏，寻找从私人日记入手洞察社会历史的诸多细节。

其五是近代中国日记的“大文学”研究。“大文学”视野跳出了将“文学”仅仅视作语言形式建构的窠臼，在历史文化的广阔视域中剖析文学所承载的社会历史意识，以及人对于特定社会历史的心理反应和精神状态。如果说“新史学”是从个人体验中观察历史的细节，那么“大文学”则是从历史运动的个人反应中探测人的精神细节，两者互补、对视，揭示了传统学术（历史学与文学）都相对忽略的部分。对近代中国日记做“大文学”意义的研究，能够有效地揭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与心灵奥秘，并有助于我们比照分析他们各自的其他文学创作，发现一般研究所未能涉及的深层底蕴。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近现代私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特殊价值可以得到极大的彰显。

这就是今天我们重新研究私人日记的基本设想。不难看出，这五个方面的研究由文献搜集开始，至思想情感的深入剖析止，体现了学术研究“从事实出发、从第一手材料出发”，最终建构具有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的阐释理论的过程，这是一个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被我们忽略、淡化的过程，我认为，也恰恰是未来中国学术自我更新的必由之路：文献的搜集整理是我们研究的基础，只有最充分地发掘、掌握原始文献我们才有了研究的基础，目前“日记”文献并不系统，散失很多，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搜集完善，离开了这一工作，一切所谓的研究都是纸上谈兵。当然，文献搜集的意义不是单纯地保存，如何真正完整地把握它的内容才是研究的开始，这就是我们所设计的“叙录”工作。对于我们而言，“叙录”是进一步熟悉文献、阅读文献的过程，对于整个学术界而言，通过我们的“叙录”来了解近代日记的概貌，进而选择自己深入考察的对象则是一种重要的便捷方式。“叙录”以文献的搜集为基础，又是在搜集基础上的进一步整理和总结。“叙录”是对日记文献内容的基本概括，而“辨析、考订和注释”则是对文献更为深入的认知。“叙录”只需要再现这些日记记录的内容本身，无须对其所反映历史的真实性加以辨析，也可以暂时忽略其中可能存在的疏漏、错误，当然更不用透过这些记载去追究背后可能存在的某些隐晦的社会历史事实，“辨析、考订和注释”就是针对“叙录”的“不为”而为，它的工作可以将我们带入对于日记文献的理性思考之中。“辨析、考订和注释”是学术研究步入深处的开始，但还不是关乎历史和文学的具体问题的解答，接下去我们展开的两个方面的研究就是对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的具体落实。

就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新史学”向度的考察是在日记如何揭示社会历史问题方面的探索，当然与过去的宏观史学不同，它是立足于个人生存经验的观察来洞察社会与历史；“大文学”向度则是追问日记如何在包孕社会历史关怀的前提下呈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其中所体现的语言的文体的风格。从史学的生存考察到文学的情感追问，我们的研究无疑进一步走向了一个幽微的更加深邃的世界，这是学术研究的必须，也是文献研究的最高价值。

总之，从文献搜集入手，通过对内容的叙录、对表达的考订，最终在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完成新的阐释和解读，我们基本上构建起了中国近现代日记的框架和体系，为这一曾经的跨越文史的边缘现象寻找到了进入主流学术话语的路径和方法。

三

中国近现代日记本身就是历史信息的丰富的“原生态”存在，对它的整理和研究首先就应该尽量避免先验的理论预设，尽可能返回现代中国历史的现场，在充分爬梳、整理和分析原始文献与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的个体生存经验与微妙的思想情感表达加以领悟和呈现，这样的工作必须具有鲜明的理性精神，对研究对象提出科学、客观的归纳和概括。以上的观念概括言之就是：文献整理和研究应该是我们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而“大文学史观”与“新史学”态度是我们进入和评价这些日记文本的基本方式。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注意“大文学史观”与“新史学”观念之于日记文献研究的特殊意义。

所谓“大文学”就是突破对“纯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迷信，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定位在广泛的社会历史的联系当中，将文学的、趣味的精神魅力与之承担的社会责任、历史使命有机结合。显然，在诸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的现代中国，文学毫无疑问地承担了这样的义务，并且也在事实上以这样的塑造体现自己的历史形象，日记的研究也是如此。考察这样的书写现象，我们理应自觉地秉持“大文学”视野，以此为标准衡量文学的价值。秉持“大文学史观”，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把对“文学”的关注融入对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格局之中，将文学的阐释之旅融通于寻找历史真相之旅，这里有现代中国政治理想的真相，经济生态的真相，也有社会文化整体发展的深刻烙印，与历史对话，将赋予文学以深度，与政治对话，将赋予文学以热度，与经济对话，将赋予文学以坚韧的现实生存品格。在这方面，“大文学史”观也可以形成与“新史学”观的互补对视与有机对话，前者在历史关怀中突出新的广阔的文学追求，后者在个人经验的提炼中深度观察社会历史的细节，这都赋予日记文本极大的阐释空间，最终推动学术方法的更新。

当然，无论秉持“大文学史观”还是“新史学”观念，我们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日记所记录的细节，而这些记录归根到底还是书写的语言作品。也就是说，所有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对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离弃写作本身，直接讨论宏大的中国历史、政治与经济。换句话说，对这些社会历史现象的考察、分析并不是要建立我们的政治学与经济学，而是深化和完善关于中国近现代日记的“阐释学”。

那么，这一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何在呢？关于中国近现代日记的研究在若干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目前整体的文献面貌还不清晰，我们首先需要展开全面的搜集整理，完成近现代日记谱系的勘察，这一工作从来还没有人做过，我们必须重点完成，同时，相关的辨析、考订和注释也必不可少，工作量较大，至于在此基础上展开“新史学”与“大文学”的阐释，则是一项富有深度的考验着我们学术眼光的课题。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这样简略地表述：在日记文献的搜集中，如何打捞那些尚未结集的散见于各种报纸杂志的日记是一个重点，同时加强对散失于民间的重要历史人物日记的搜集；在日记文献的整理中，如何结合已知的历史事实加以考订、辨析是一个重点，因为只有经过这样的理性整理，我们才有机会留存下一些更具有历史“真相”的文本，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奠定基础；在对日记文献展开“新史学”与“大文学”的阐释的过程中，如何发掘历史进程中个人的精神与心理状态是我们的重点，同时，初步总结作为“大文学”文本的日记的独特的文体形态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在我看来，这一研究难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日记”，其部分历史文献长期缺乏搜集整理，已经损毁湮灭，为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困难。

其次，辨明日记写作中的隐晦书写对社会历史、人际关系的复杂呈现具有相当的难度。因为，不同的语言表述完全可能有多重的历史原因，如何去伪存真，发现有说服力的解释，可能需要异常丰富的信息，这并非一件容易的工作。

再次，如何借助“新史学”与“大文学”新方法，实施对日记文献的有效阐释，依然需要认真摸索。虽然新的研究方法强调的是以历史文献为基础，但是多年来“理论先行”已经成为我们学术思维的习惯，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加以克服，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需要我们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强调返回现代中国历史现场的基础上，尽量通过历史材料的广泛搜集和呈现，达到最广泛地揭示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目的，排除“概念先行”“以论代史”的弊端。

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研究难题，不过，我相信，随着研究的开展和完成，一系列学术突破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中国近现代日记”研究的相对完整文献资料库将得以建立。

新的文献史料的发现和整理辨析，将极大地丰富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内容。

大量历史人物与作家个人的生存经验的细节得到展示和剖析，与之相关的其他文学作品也可能获得新的解释和研究，新的近现代文学创造的内在逻辑有可能被发现。

以“新史学”及“大文学”为代表，新的方法论的价值得以显现。

新时期以来，外来文学批评方法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固有的封闭状态，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文学景观，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也发现，大量西方术语和概念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们对自身问题的深入发现，而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主体性更是无法建立。本课题研究既然强调返回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境，努力梳理中国作家个体生存的经验及私人化的语言表述，那么，就有可能尝试一种突破，既从对外来批评研究方法的简单移用转为逐步探索我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包括理论表述形式。在研究中，我们首先将更多从个人生存经验入手（而不是从成熟的“理论”入手）发掘原始文献，在最大的程度上呈现中国现代文学现象自身的存在方式及自我的话语表达方式，这样就有可能突破生搬硬套外来批评模式的研究习见模式，通过强调回到现代中国历史情境，探索属于中国历史自己的解释方法和叙述方法。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基础是近年来学界十分关注的对象，除了一般的目录、版本、校勘等工作外，开辟文献的新领域也是必不可少的，将“私人日记”纳入文献的考察对象，不仅将大大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更促进文学与史学的深入对话，从而带来更为重要的方法论上的革新与革命，恐怕正是在私人日记的研究领域中，史学的研究与文学的研究可以构成真正的切实的对话，当然也有完全可以想见的碰撞，那就是对学术思维的难得的“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