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21世纪初移民到加拿大，四十岁的时候，接连遭遇事业和婚姻的失败。“我”决定当兵，加入加拿大皇家海军，从一名普通士兵做起。受训后，“我”成为加拿大军舰无线电密码员，被外派执行北约的维和任务。新移民、参军、北约三个关键词聚合的创造性在海外华文小说中，崭新且有冲击力。回到“他国故事”的《丹河峡谷》，为“新移民小说”最普识的域外生存书写提供了新思路。

“我”为什么要去参军？奚百岭为什么要自杀？这两个问题控制整部小说的叙事节奏。读者为“我”和奚百岭决绝的中年选择而困惑。“我”快40岁了，依然是中国国籍，突然想在加拿大进入军队，为“我”一直当成外国的国家去战斗。奚百岭，学术精英，但就业无门，曾兼职做油漆工以维持一家生计，他踟躇于回国发展的念想。两个主人公，直指向“新移民”群体“留学”和“移民”两种落地模式，在国内就已型塑的思维习惯和处事方式，业已嵌入他们移居海外后的物质储备与价值理念。《丹河峡谷》的思想核心是阐释“抉择”母题，比较两类人在现时代情境下，同时探索精神出路的策略及途径。

奚百岭的“跳”与吴汉魂（白先勇《芝加哥之死》中的主人公）的“跳”虽相隔40年，但还存在一定共性。他们都是留学生，学习冷门专业，皆因所有理想折翼于现实，不甘心沉沦又不知如何行进，深陷绝望泥潭。“我”也受缚在命运之网，但坚信终能破解眼前困局。去当兵，一个跳动着主观和臆想的决定，让“我”重获心灵自由。为什么要参军？“我正处于家庭危机之中，喝酒沉沦，我很怕自己最后会成为一个酒鬼。如果我进了军队，就自然不会喝酒，会每天早起早睡，过上有规律的生活。然后在你的军人职业结束之后，有一份很好的终身福利，可以申请一份政府的工作，以我的技能应该是不难的。按照我目前的处境，这是一条可以拯救我的路，一条不需要挣扎不需要奋斗的捷径。”为什么是海军？我想，一方面，“我”或许可以像海明威笔下的桑提亚哥一样，以小搏大，轮番与自然一较高低。一方面，大海自始自终理解并接纳一切的怀乡情愫，它不刻意区分国籍、种族和民族，可以从海的任意一点出发，回到故乡。陈河试图在不可理瑜的荒诞中，渐进地探测世界的丰富性和人心的深广度。

“我”在参军故事中，是主人公。“我”在奚百岭故事中，是见证人。小说采用了零聚焦和内聚焦相结合的方法。我们若站在叙事起点，就不难发现，陈河的叙述方式也是从故事的中间开始——奚百岭紧急电话“我”给他捎回一条假蛇。开篇，“我”是兼职的房产经纪，“他”看了半年房后才买了一个三十多万加元的小房子。行驶在高速公路的“我”，圈守在小家内的“他”，立刻被结合、被对比。小说的第二章，由“我”讲述发生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移民故事”，埋设“我”要当兵的悬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移民小说”，相对于60年代“留学生文学”，它从“悬浮”执念中挣脱出来，以勇敢“落地”与努力“扎根”，替代了之前的徘徊、犹疑和退却。陈河这部作品，对新移民小说又有所突破，他披露了“新移民”安居却并不能乐业的心理状态。他们再度情绪受困，因胸中蓄积着驻留原地的心理倦怠，它渐渐滋扰生活、蚕食心志，继而培育出蔓延态的空虚和厌世。作者提供两种应对方案：驯服或者被驯服。“我”理智地认知心结，而奚百岭决定“纵身一跃”，如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所说，小说是把生命变成了一种命运。

夫妻俩的温哥华经历被弱化，应该说，它还是一般的新移民奋斗史，只承担着叙事链上的时间点，而“我”在较为平顺地“扎根”后，独特的二次情感困境，担负起故事的开始。这恰好佐证了当前海外华文小说“他国故事”题材写作的新动向：物质暂且富足了，精神无处安放。日本电影《追捕》里有“杜丘”“跳下去”的经典对话，同样“跳还是不跳”与《丹河峡谷》的选择论实现互证。“如果你眼睛一直盯着桥下飞驶的车流，会有一种幻觉，仿佛底下是乌云翻滚阴气森森的另一个世界，它正要把你吸引进去。这种感觉让我使劲抓住了桥栏杆，怕自己掉下来。这座桥本身像个吊在空中的花篮，人们在这里迎接亡灵真是很合适。”奚百岭像蜘蛛，“吃了那么多知识，要吐丝去织一张网络，而吐的丝越多越密却把他自己裹得更紧”。当“我”初次站在401公路丹河谷大桥的时候，作家已经暗示此后“跳”事件出现的可能。我俩都决意从 “英雄桥”辨识走出人生泥沼的路标。因此，面对不同对象，跳或不跳，终极目标都是抵达对自我的充分主宰。

我认为，陈河小说的艺术审美是大气磅礴，“硬汉精神”和英雄情结浸透在人物的气质与风度，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他的创作理念里中西文化观相融合的实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我”凭借镇定和坚毅，屡屡从绝境实现自救。“我们中有多少人能够坦率地说我们对流浪汉的简朴生活与无忧无虑的境况不感到有些羡慕呢？”“我知道我是做不到的，这个梦想比要成为一个富人要难上很多倍，简直就是没有希望。”我羡慕流浪汉，实质是向往他把持住无需顾忌的自由，映照出“我”深陷“茧”中的苦楚。“我”和奚百岭的“同”是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我”憎恶一成不变的生活，“我有了一家便利店，又兼职房产经纪人。我不喜欢我的职业，但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甚至把店命名为“橡皮监狱”，事实上，它切实困住了夫妻俩三年。“我和妻子的关系也慢慢起了变化，就像济慈的诗歌里写的一只花瓶，表面看起来还是一只花瓶，但是内部四壁被水和风侵蚀得布满了裂纹，轻轻一碰就可能破碎成一堆碎片。”妻子率先以提议离婚，实现“出狱”，她迅速奔赴了下一场物质先行的婚姻。“我现在已经没有家，孤独而自由。好吧，不管怎么样，我当兵的事已经没有什么顾虑和障碍了。”参军的祈望，把“我”从酒精世界中拖拽出来；严苛的训练，却有修补生活裂隙的功能，“我”领悟到只能由自己去主导不可阻遏或扭转的命运。

宋雨，已是更年轻一代新移民，她依然需要不断学习怎样融入异域生活。小说揭示出海外生存的真实境况：不同代际，都会受困于现实；不同代际，都是重新适应他国。宋雨们暂时因无法经济独立而无法选择自由，参军是一种迂回，而她主动委身于“我”，借以冻结对未来的胆怯，在矜持与放纵间的游荡也是一次逃避。“我”作为新移民群体里的清醒者，确认死亡和逃脱都无法破解现实迷局，依循自己的内心，独行着前行，才能卸下包覆于心灵的重量。奚百岭承受各股力量的挤压，回国是他曾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案，而内因的保守与外因的家庭阻力，联合将其彻底击垮。小说有一场景，描述“我”在海上执行维和任务时，联想到电影《甲午风云》中的邓世昌。英雄的勇气和坚定附着于我，同时海的浩瀚与人的渺小形成对照。无论是奚百岭还是宋雨，他们本质上缺乏冒险精神，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为了家庭集体而压制个体性的妥协，或许也是掩饰怯懦的借口。“我”，加拿大海军上等兵，离开（祖国）和归来（祖国），生动诠释了“人不可以被打败”的海明威信条。

“不坏，痛苦对一个男子汉不算一回事。”这是桑提亚哥漂在海上第八十六天的感悟。第八十七天，他制服了鱼。

“我”第一次站上丹河谷英雄桥，在“风中等待一个死者”。那天是迎接第87个在阿富汗战场阵亡士兵的遗体。“我产生顿悟，因为这一刻会看到生命中一扇阴沉沉的门打开来”。终于，奚百岭决定就从这里，用“跃下”画出一道“弧线”。与此同时，“我”在大海上执勤，目睹海浪翻滚出一片“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