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本文的议题，要从“吴越之间”说起。

吴越之间，不仅是互相毗邻的地缘空间，而且因为自古以来两地之间在政治、军事、文化上的屡次相互覆盖，从而形成“吴”“越”并举的地理概念。汉代以先，吴、越两地的文化差异颇巨。吴地因泰伯奔吴而立国，泰伯的王室身份便使得吴地文化与中土文化、与周朝礼乐文化有了直接而天然的亲缘关系。《左传》《史记》等史著皆载“季札观乐”的详备事迹：吴公子季札使鲁观乐，他以深密的感受力和卓越的见识，透析了礼乐之教的深远蕴涵，以及周朝的盛衰之势，语惊四座，使众人为之侧目。季札观乐的方法和用语，几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范畴之端，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中国古代文论。季札为孔子所私淑，目为圣人，世有“南季北孔”之誉。这说明，吴国虽起于“荆蛮”，并在文化上一直错误地遭受中原诸侯的歧视，但其以季札为代表的礼乐素养与文明高度，实际上却丝毫不逊于中原。与正宗、雅驯的礼乐文化的教养相关的是，吴地的百工、技艺，以高超的形式造诣在审美上领先于诸地，并逐渐地将中土文化彻底引入优美的境地。

当其时，越地则尚处于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的阶段，保持着与中土文化相颉颃的另一种文化形态，并凝聚、积淀为另一路潜在的历史脉络。这一文化形态或历史脉络，便是当代作家李杭育后来在《理一理我们的根》中所强调的、所辨析的“中原规范文化”之外的“非规范文化”。李杭育断言，规范的、传统的文化之“根”已然枯死，真正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之精华，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

至五代十国时，钱镠在钱塘（杭州）建吴越国，吴、越两地的文化便进入深度交融的历史时期，并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所谓的“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长时期繁荣。时至今日，已有一个“江南文化”的学术概念来统领环太湖、长三角一带的文化阐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学术概念试图消弭吴、越之间的地理分野，使对这一区域的文化理解进入一个相对便利的、大致趋同的、总体整合的时-空层面。明清以来，“文人”（知识分子）与“江南”形成了另一并举的关系性范畴，所谓“何处是江南”，追问的是知识分子的存在之境：有知识分子的地方就有江南。明清以来，官府在政治和文化上针对“江南”的策略，无论是休休有容的绥靖还是文字狱般的肃杀，都不断地说明，这时候，“江南”已成为极权政治所试图驯服却一直无法驯服的“利比多”。

2004年，我在王嘉良先生率领下参与撰写并出版了一本题为《“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的专著。该书试图从区域文化的视角来梳理浙地文化与中国新文学发端的内在逻辑，阐明浙地文化在中国新文学发端之际的引领作用。撰写之初，我们首先遇到并要着手解决的一个学术问题是：由于浙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几无地位，但近现代以来却“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几可谓“无敌于天下”（鲁迅语），尤其是以周氏兄弟、郁达夫、茅盾、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施蛰存、夏衍等为代表的浙籍文学人物，层出不穷，在几乎所有文类、所有领域和所有阶段，持续引领着中国新文学发端之际的潮流和方向。何故使然？毫无疑问，这一段看似充满偶然性的文学史爆发，却“历史而逻辑地”与浙地文化的原初结构有关，与前文所述的“另一路潜在的历史脉络”有关，与“中原规范文化”之外的“非规范文化”有关。

对这一问题的一个粗略而笼统的解释是：南宋以后，“浙东学派”逐步形成，并在越地独领风骚。浙东学派的事功体系，与越人的求新、开拓、冒险意识同气相求，建构起了一种拿来主义兼实用主义的文化心理结构。比如，与中土文化的“安土重迁”相比，越人不惮于“逃异路，走他乡，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凡此种种，形成了对中土的“官僚-儒家文化”正统构成颉颃之势乃至颠覆之态的“小传统”。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中将之命名为“面海中国的小传统”。所谓“面海”，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同时还喻示这一“小传统”与现代海洋文化之间的相似质地或融通关系，以及它“别求新声”的外向性格。与此同时，它还明确地喻示了与盘踞中土的、悠久而深厚的农耕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断裂和否定关系。这里要强调的是，正是这一“小传统”，构成了现代中国启蒙思潮与启蒙运动的内源性的部分。沿着这一逻辑，我们才能明白，以鲁迅、蔡元培为代表的浙籍知识分子或文人在社会、思想和文化发生结构性变革的大时代何以能迅速地成为历史舞台的耀眼主角，浙籍作家何以能在新旧文学发生革命性更替的特定时刻“一洗万古凡马空”，“历史而逻辑地”筑就中国新文学发端之际灿若星河的“半壁江山”。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浙地”向有“两浙”之谓，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东和浙西。钱塘两岸曾分别为吴、越两种文化所据，又在历史交互中形成彼此覆盖、求同存异的区域性的文化肌理，并在晚近形成浙西向“吴”、浙东倾“越”的差异格局。如今的“江南文化”这一范畴，虽有地理上的统括性，但其在文化表述上对于同一化、同质化的概念追求，容易遮蔽甚至抹杀次级区域——如吴、越之间——在文化层面的差异格局。

如果依陈思和先生的提法，将“五四”文学革命视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场先锋运动的话，那么，这场重在思想启蒙的文学运动被处于吴、越文化紧密交叠关系中的浙籍作家所引领。若细分一下，周氏兄弟这样的越地作家在其中的贡献更大一些、地位更显赫一些。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又一波先锋文学运动起步时，不难发现，以叶兆言、苏童、格非、孙甘露、余华等（甚至也包括毕飞宇、朱文、韩东等）出生和成长于吴地的作家成了这一历史性浪潮中的领袖和中坚。这一波的先锋文学运动被视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文学再启蒙，是对形式变革的关注优先于其他的、崭新的语言实验，而持有较强形式感的、对形式变革具有先天敏感性的吴地作家很自然地就成为先驱，继而成为其中最有成就者。仅就这一维度而言，其实我们还可以开出诸如钱钟书、杨绛、穆旦、徐志摩、戴望舒、施蛰存等一长串的名单。

这也是在“浙地”或在“江南文化”这些统括性范畴内部强调区域文化的差异格局的重要性所在。

二

讨论浙地区域文化与中国新文学发端之间的逻辑关系，包括在讨论这一逻辑关系过程中有意地对吴、越两地文化所做的“细分”，是为了强调前文所述的“内源性”，即浙地区域文化对于中国新文学这一“历史总体”的内在驱动作用。某种意义上讲，浙地区域文化可视为中国新文学史的心脏起搏器。这是当年我参与撰写《“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时首先解决了的一个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中国新文学的“现代转型”，是否主要地依仗了“内源性”因素？

由于中国新文学在发端之初以彻底反传统之容面世，以新旧之争的冰炭之势示人，以及在后继的文学史叙述中的意识形态用意，使得多年以来人们对中国文学之“现代转型”的认知不免偏颇，仿佛这“转型”如凌空蹈虚、横空出世，而且，新文学被视为“活的文学”，旧文学被视为“死的文学”，胜利的新文学旁边必定躺着旧文学的尸体。这样的历史修辞，明确了新旧文学之间你死我活的角色对位，竭力放大了新旧文学之间的对峙感和断裂感，并且，进一步地使“传统/现代”这样的二元结构被完全抽去了“相生”之睦，徒剩“相克”之厉。鲁迅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话常作为注脚，缀饰在人们向“传统”和“旧文学”投去鄙夷时。

赵园先生曾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全由外铄。传统社会有内生的动力，滋生、潜藏着自我解构的力量。”赵园所谓“内生的动力”，显然与前述“内源性”的说法相去不远。赵园强调“这不是新鲜的话题”。确实如此。余英时先生早在1979年发表的《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一文中就已指出：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和评论，向来都强调它“新”的一面，至于它和旧传统的关系，“便很少深涉了”。余英时撰写此文，显然出于一种矫枉的学术动机。他指出，“不但五四运动打破传统偶像的一般风气导源于清末（康、章的）今古文之争，而且它的许多反传统的议论也是直接从康、章诸人发展出来的”，而“康有为、章炳麟的反传统思想虽然已受了外来的影响，然而其中的主要成分则无疑是从清代学术中逐步演变出来的”。余英时更是指出，以鲁迅为代表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式的激烈的反传统举动，其思想源头恰在鲁迅一生迷恋的“魏晋文章”。余英时由此认为，五四时期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不妨联想一下关于鲁迅“批判国民性”的研究：当下就有学者认为，所谓“批判国民性”就意味着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内部具有将自我“他者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在传统内部“寻找（批判）根据”的能力，就是赵园所谓的、在传统社会内部滋生和潜藏着的“自我解构的力量”。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余英时的如此结论：“五四运动自另有其中国传统的根源，绝不是西方文化的挑战。”

商伟先生的《言文分离与现代民族国家——“白话文”的历史误会及其意义》一文，从一个更具“本体性”的层面讨论了中国新文学的“内源性”力量。他令人信服地指出，胡适所谓的、与文言文相对立的“白话文”，并非欧洲意义上的、与拉丁文相对立的vernacular（口语化、地方化的语言），相反，白话文和文言文一样，也是有着至少上千年历史的传统悠久的书面语，“白话文和文言文一起，共同起到了维系古老广袤帝国的‘神圣的无声语言’的作用”，所以，“把白话文视为中国的vernacular的书写形式，该有多离谱”。商伟的结论是：无论动机怎样、目的为何，“五四”白话文运动最后闹了一场历史误会，因为，“从结果看，（它）并没有创造出像欧洲vernacular那样出自地方性口语的文字书写形式”。然而，有意思的是，恰恰因为白话文有着作为书面语的语言统一性，才使得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看上去更像是发生在帝国“内部的转型”，没有像近现代欧洲那样，因地方语言（vernacular）的散裂而导致整个欧洲在地域上的分崩离析。

关于“内源性”的议题，虽非新鲜话题，但也并非一个已引起足够重视的话题。对“内源性”的强调，亦非意图“翻案”（余英时语），而是为了矫正一种理论误植，一种迄今越来越严重的言必称希腊的学术偏颇。这“误植”或“偏颇”，使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对外国文学如数家珍的作家，和对古典文学严重缺钙的批评家。虽有批评家在当下阅读中与“传统”这一“总体性的幽灵”浩然相对，也有作家清晰地认定百年新文学只是中国文学的“小传统”、只是移动的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但总体而言，微斯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