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些年，相对于火爆的网络文学，曾经风光无限的严肃文学处境着实有些尴尬。每当岁末年初，媒体都会例行评点文坛的收获和动向，解读文学界危机四伏的现状。文学界，特别是文学期刊界，一些主编们更是忧心忡忡。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先锋文学式微以来，我们的期刊主编们忧虑的问题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先锋”之后文学将走向何方，到文学期刊的改制，到如何应对网络文学来势汹汹的冲击，到如何避免文学的进一步边缘化，再到现在的如何与新媒体结合等等。

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播空前便捷。在一些文学论坛上，主编们近期的忧虑，主要集中于文学该如何与新媒体相结合这个话题。文学期刊目前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还是邮局发行，对作家、作品的推介，也仅限于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由于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有限，微信、微博的推介有效性还不尽理想，主编们的担忧也是其来有自。

文学的承载和传播，从竹简木牍时代，到造纸印刷时代，到信息时代，到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技术是有代际更替的。现在的更替速度更是惊人，连火爆的网络文学网站都在感慨他们已经是传统企业了。面对这样的变化，整个文学界一时都有些眼花缭乱，都在强调与新媒体的融合，但文学的传承和发展是超越代际的，将来也一定是。新媒体不是洪水猛兽，跟文学不是对立关系。整个文学场域，变化的是承载和传播的技术、方式，而不是文学本身。但在这样的代际更迭时期，文学界不能无动于衷，而是要适应新的传播方式，以避免与读者失去联系。传统的发行方式与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会共存很长时间，但新媒体终将取代邮局订阅，就像古人自从可以在纸张上阅读文章之后，就会渐渐放弃竹简一样。如果我们一直固守纸质媒介，对新媒体缺乏应有的重视，将会丢失大批的青年读者。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电子屏阅读的习惯，他们获取文学作品的方式也都是通过互联网。所以，我们需要利用新的传播方式寻找新的读者。

不仅中国的文学期刊主编，就连世界上最知名的文学机构——诺贝尔文学奖官方——也在担忧因囿于传统而被全球主流媒体忽略。相比以往的诺奖颁奖活动，为了提振诺奖的形象以及提高新媒体传播效应，诺奖官方近两年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更新诺奖视觉字体，新媒体视觉设计，以及将颁奖活动丰富延展到一周时长等等。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空前发达的时代，人们的娱乐消费也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电影、电视、游戏、网络社交，这些娱乐形式占据了每个人一天中大部分的闲暇时间，很难再挤出时间留给文学了。文学也更难成为人们交流的主要话题。考量社会发展趋势，文学的边缘化应该是今后的常态，哪怕世界最顶级的文学事件诺贝尔文学奖的开奖，也仅能引起媒体一到数日的关注。所以，文学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与国家的财政机制挂钩。皮埃尔·布尔迪厄曾说：“凡是提供‘高级文化’的机构，只有靠国家资助才能生存，这是一个违背市场规律的例外，而只有国家的干预才能使这个例外成为可能，只有国家才有能力维持一种没有市场的文化。我们不能让文化生产依赖于市场的偶然性或者资助者的兴致。”基于这样的观点，黄发有在一篇论述文学期刊改制的著述中也说，高度市场化的西方世界尚且如此，在中国“依赖于市场的偶然性或者资助者的兴致”办文学期刊，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把文学期刊完全推向市场，让其自生自灭，并不合理，评价体系也不应该把畅销与否作为衡量期刊价值的最高标准，国家应该选拔其中有特殊人文价值但缺乏市场前景的期刊，给予资助，维持那种能够成为民族文化积累的“没有市场”的文学。

实际上，近些年，国内大部分文学期刊也都得到了国家财政支持，生存条件大为改善。目前存在的只是与网络文学火热的在线场景和丰厚的经济收益相比较形成的巨大落差。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写作也就100年时间。纵观这100年，严肃文学的处境在大部分时间都与当下相似。一些文献资料经常会提到，鲁迅的母亲鲁瑞虽然爱读书，却不太喜欢看鲁迅的小说，她爱看的是张恨水的小说。张恨水每有新作出版，孝顺的鲁迅都会在第一时间买来送给母亲。母亲问鲁迅为什么不写张恨水那样的作品，鲁迅的回答很淡然：我写我的。这个淡然的回答有太多解读的空间，还有鲁迅的理想主义和坚定的自信。其实这也是中国文学没有丢失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当下很多作家身上都可以找到。《长江文艺》2018年第12期发表了姚鄂梅的短篇小说《旧姑娘》，杂志的微信公众号推出后，第一时间被一个情感类的微信公众号改头换面成了《一个妈妈在癌症之后这样安排她的女儿，这才是女人！》，除了标题，内文一字未改，两天时间点击量10万+，读者的留言更是目不暇接。文学作品成了鸡汤文的蓝本。鸡汤文比姚鄂梅的小说更有轰动效应，经济收益也更为可观，但此事之后，姚鄂梅的写作路径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你火你的，我写我的。当然，我们也由此看到了当下文学的传播困局。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文学场域的外部环境不断变化，虽论争不断，文学理论与批评界也一直比较从容。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于先锋文学不遗余力的推介，以及关于“纯文学”的论争等等，现在看来，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那种与商业文化相对抗的文学观，以及誓死捍卫将文学当作一门纯粹的艺术的执着和自信，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文学期刊界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期刊为了走出困境，纷纷改弦易辙，想当然地认为只要降低品位，走时尚和通俗路线，期刊就一定能大红大紫。结局肯定是事与愿违，还遭到了“文学的自杀”的激烈批评。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很多“走出去”的文学期刊又重新回归本位。

在缺乏思辨性、反思精神和理想情怀，缺乏鉴赏能力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的时候，我们的坚守显得更具有价值。如果我们不能让当下文学处于应有的思想深度和审美高度，长期只有高原没有高峰，甚至连高原都不多见，多年以后，当整个社会已经非常富足，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成为社会潮流之时，再回望今日，那将是这个阵地上的战士的失职，也将令当下的文学蒙羞。

阵地需要坚守，但观念更需要与时俱进。文学的发展一定要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落后于时代和社会，落后于大众总体审美高度的文学，必将被淘汰。就如同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一样。当下文学与科技，与其他艺术门类的互动越来越频繁。新的思潮，新的文学形式在不断酝酿，等待合适的时机破茧成蝶。开放、包容、多元，将是今后文学的基本格局。面对新的动向，我们今年也开设了新的栏目：锐青年、幻想客。

作家、文学期刊（文艺出版社、报纸文学副刊）、文学理论与批评家，再到读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生态系统。在一个大体健康的生态系统里，即使处于社会的边缘，文学也能生机勃勃，站到艺术之河的潮头。纵观100年的现当代文学史，文学生态系统内部总有一种通过内生动力推动的持续自我更新甚至自我革命的能力。

不变的是阵地，是初心，只有不变，才会有当下文学的尊严；变的是思想和文学的形式，只有变，才能获得重生和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