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毫无疑问，木心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在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场域，木心的“重新出土”是一个文学现象，吸引了大众的眼球，也搅动了当代文学的场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与此同时，他在大众传媒和读者群落里的“热”与当代文学主流学术圈对他文学评价的“冷”，形成了一个颇为吊诡的局面。

木心走红的原因，固然与他作品本身的文学品质有关，但更与“文学传播”和“偶像制造”有莫大关联。本文试图讨论的正是木心现象与当代文学场域的关系问题。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木心”形象和文学是被多种力量合力建构而成的。通过对木心现象的分析，我们一方面可以考察“木心神话”是怎样被发现、传播和制造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讨论经典重估、话语竞逐与市场机制等问题，从而加深对新世纪当代文学场域的理解。

一

发现木心：当代文学的另类传统

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关于“抒情传统”的讨论可谓是一大热点。“抒情传统”从海外汉学界发端，首先由陈世骧提出，由高友工建立理论构架。随后，孙康宜、林顺夫、蔡英俊、吕正惠、萧驰等学者加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而龚鹏程表达了对抒情典律的质疑。所谓“抒情传统”，主要观点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是进入现代之后在西方文学传统的映照下才得到体认的或得以建构的，中国文学的特质从整体而言是一个“抒情传统”[1]。而在现当代领域，“抒情传统”由学者王德威倡导和引入，在他看来，需要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革命”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增加一个“抒情”的参数，从而改变既有的文学史的结构。

20世纪中国虽然忧患实多，但是依然有抒情的声音弦歌不辍，这可谓是“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而“‘抒情’之为物，来自诗性自我与历史世变最惊心动魄的碰撞，中国现代性的独特维度亦因此而显现。”[2]当时间流转当代，“抒情传统”的悖论正在于个体与时代的张力，并由此产生的“诗言志”声音，无论这种声音是怒发冲冠，还是委屈心折，都是现代个体的生存体验。而木心毫无疑问属于这个“抒情传统”的队伍中的一员。

木心（1927—2011），是作家、诗人和美术家。他身逢世变，改革开放后赴美，新世纪后回归故乡浙江乌镇。在他的身上，体现了20世纪历史最浮沉颠簸的面向，而木心从早期的地下书写到后来的离散书写和回返书写，着实见证了20世纪的历史。他每每以“文学的个体户”自称，说明了他写作的“为己”而非“为群”的特性。时移事往，他写作的这种最彻底的私人性和诗性却成为大众青睐的对象。

木心对于“抒情传统”的继承，尤其体现在他的“才子气”上。阅读木心的文章不难发现，他的写作有着“感兴”的美学[3]，这些随物起兴的喟叹和直感，形成了诗意葱郁的文风。“‘兴’是中国文学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概念，泛指情感的兴起、创兴、振兴或兴奋。”[4]王德威曾以“兴”归纳胡兰成的文体美学。在木心身上，这种“感兴”美学是他创作的核心，他将感兴的传统进行了现代的转化。在木心的创作中，“文心”充满灵性和诗性的，有着感应世间万物的大自由。木心的写作是聪明人的写作，讲究的是万物间的通感，追求的是风姿盈盈和光彩欲流的自由意境。他有着古今中西的各种思想资源和知识谱系，但是却以“感兴”美学加以统一观照，于是在这种“感兴”的认识论装置中，他形塑了自己的文学观。但是，这种基于“抒情传统”的文学在革命或者启蒙的时代都是被压抑和被遮蔽的，在史诗时代，木心永远是属于边缘、离散和游牧的。而当木心在新世纪初年被陈丹青等人接引回到大陆当代文学场域中时，文学圈和大众读者都“惊为天人”。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重新出土”其实象征着“抒情传统”的回返。如同1980年代汪曾祺的“回返”，木心让一度被压抑的抒情传统重新获得生机。木心是文学史的隐匿者，他逸出了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史的范围，而现在正以另类的姿态打马回来。

这种注重才气和灵感的文学态度，在木心的《1989—1994文学回忆录》（2013）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并不是一本计划内的书，木心生前并未同意出版。木心仙逝后，陈丹青翻出自己的笔记本，整理编辑成近40万字的书。因为是讲稿转录而成的，这本书保留了木心上课时的现场感，语言上也更为活泼，有很多借题发挥和插科打诨的成分。这不是一部教科书式的严谨的文学史，而是“木心版”世界文学史，带有很多偏见和洞见。所以木心才会有“我讲世界文学史，其实是我的文学的回忆”的说法。当然，因为这种立场和观点的个人化，我们可以借此窥探木心的“文学史观”。在学者吴炫看来：

木心不经意写出的《文学回忆录》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别立新宗。木心以注重狂热、自由、超越的“酒神”精神为坐标创立了“世界文学星空史”，不仅突破了以朝代和文化分期的文学史架构，而且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文学具有超越文化现实的“文学性”问题。木心不仅将先秦诸子散文当“诗”去对待，而且也不能宽容司马迁对儒家文化接受的那一面，从而使得被木心激赏的文学作品相对于既往的文学史狭窄了许多，也宽泛了许多，凸显出木心的文学观更为接近文学疏离文化之本体。这一结果，多少来自木心将作品的文学性价值放在了与文化理性对立的那一面。[5]

从这个论述可以看出，木心注重的是“文学性价值”。他摒除了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外在环境对“文学性”的干扰，从而获得了高度提纯的超越性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性”是强调启示和觉悟的，是讲究天赋的创造的，而不是四平八稳地理解具象现实世界。

对于非功利性的“文学性”的立场是木心走红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他对抒情传统的接续和发扬上。综览木心的多部文集，虽然也有小说集《豹变》，但是他最擅长的还是诗歌和散文两种文体。在这两种文体中，他发挥了随物赋形的感兴美学的特长，每每洞见迭出，文字具有浓郁的抒情质感。木心的语言造诣常被评论者和读者提及，而诗歌和散文是发挥他语言特长的最好载体。

然而木心的缺点也在于这种洞见和语言的“有佳句而无佳篇”。学者李劼认为，木心的精彩是花瓣式的精彩，但是真要让他进入具体的文本分析，他一定会头痛难当。木心的直觉极具穿透力，但是他的逻辑却是相当的朦胧。他涉及学术的话题，却不会素面相对，只会从文学的角度很不学术的海阔天空一番，表述有时也失之粗疏[6]。就此而言，木心的优点与缺点是相伴而生的。他虽然有文学性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也有基于多年美术经验而来的对于视觉性描述的精确和敏感，但是逻辑力量不强，是典型的才子型写作——不拘一格、天女散花的泼洒才华与直感。这从《文学回忆录》就可以看出来，木心的思路常常是细碎而没有逻辑的。

但是，他的这种感兴美学和细碎书写在当代文学市场中却受到了读者欢迎。表面上看，木心的文学知识里古今中外融为一炉，旁征博引之余还恣意发挥，读起来是颇有古典意蕴的白话文体。但是，这种古意盎然的风格到了后现代社会，却意外地流行。木心最擅长的是箴言的、俳句般的机警句子。如“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如欲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更不用说他那首被谱曲传唱的《从前慢》了。木心的这些句子精练短小，却又似乎蕴含着玄妙的哲思。这正好是快节奏和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文学样式，就如同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一样。“如今‘微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已被微信、微博百余字的长度限制所改变。”[7]从这个角度看来，木心虽然看似古典，实则非常契合当下社会文学的传播规则。

二

传播木心：重新归来的异端英雄

木心作品的确具有文学价值，但是对于新世纪的“木心现象”而言，作品的品质固然是基础，但文学的传播才更为关键。要知道，2006年，当木心在大陆出版第一本简体版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时，出版方甚至要附加别册《关于木心》向国内读者进行介绍，因为彼时的读者对他实在是太过陌生了。而在那之后，木心的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大受读者和市场欢迎。

木心为何走红？文学传播的效能功不可没，这中间更得益于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在关于木心的传播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木心的文化形象问题。换言之，木心在大众媒体中其实有着几个人物身份设定（或几幅面孔），正是这几个公共形象助推了木心文学的传播。

其一是继承者。陈丹青认为木心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木心先生是一个大异数，是一位五四文化的‘遗腹子’，他与后来的传统的关系，是彼此遗弃的关系”。[8]由此，木心是绕过了“延安”、“文革”和“当代”的传统进行的文学创作，因此是有着去历史化的纯净的语言品质和文学质素。其二是离散者。木心从1982年到2006年一直住在纽约，后来返回老家浙江乌镇直到2011年病逝。他的作品大多完成在美国居住期间，可以说是一种离散文学（Diaspora Literature）。他将这种离散的境遇抽象化了，将自己的文学称为“美学的流亡”，从而形塑出浓厚的放逐诗学意味[9]。其三是受难者，1949年后，由于环境的转换，木心不得不转入地下写作。在其后的日子，他在严厉的政治语境下不得自由。这种苦难的经历和他的“幸存”，赋予了他“文化英雄”的形象。木心的这三个形象是双重的：既是生命意义上的，又是象征意义上的。

从木心的这些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出木心与大时代之间的错位和紧张感。作为文学个体户的木心，他的文学的确以某种“脱历史性”呈现出奇特的文学风格，也以拒斥的消极自由的方式呈现出某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木心在文学上的这种“象征性的拒斥”以及边缘化的艺术家姿态正好是“告别革命”的时代的读者们所需要的。无论是继承者、离散者还是受难者，木心都是一个异端的“文化英雄”。木心的“重新出土”契合了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场域的接受语境。木心的几个形象设定暗合了新世纪读者对于“纯文学”的内在诉求，因此大获读者喜爱。这些由自己或他人塑造的形象，对于木心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价值。

当然，木心的走红并非偶然性事件，而是有迹可循。事实上，在大陆走红之前，木心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在台湾地区获得了很好的声誉。按照研究者夏春锦的考证，木心在1983年恢复写作后作品即于第二年被介绍到台湾并形成“木心热”，1986年第一本书《散文一集》出版后受到台湾文学界的普遍认可[10]。这其中，台湾的陈英德对于推介木心有重要贡献。而木心之所以能在台湾走红，主要原因是彼时台湾地区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使得岛内读者对于对岸的作家很大的好奇心，很关注大陆的文学。[11]在这个意义上，木心作品的传播其实有过好几个阶段。首先是在美国纽约华人艺术家的小圈子里，接着是在1980年代的台湾地区，最后才在新世纪初年回到大陆。其传播的路径可以归纳为从北美到台湾再到大陆，有一个典型的华语离散文学回流的路径和轨迹。

谈及木心作品的回归大陆，不得不提的人是陈丹青。陈丹青对于木心在大陆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助推的作用，是木心走红的最大的幕后功臣。陈丹青（1953—）是著名画家、作家和评论家，1980年以《西藏组画》一举成名。1982年他辞职赴美，在纽约与木心相遇并成为莫逆之交。2000年陈丹青回国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担任教授和博导。2004年10月，他因不认同教育制度的教条和刻板愤而辞职。此举在当时轰动社会，引发极大关注，他也因此跳出专业局限，进入到大众的视野，频繁出席电视节目、接受媒体访谈并发表各种言论。可以说，正是那时他逐渐转变为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熟悉，开始具有重要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陈丹青对木心的回归有“接引”之功。对于木心和他的作品的回归，陈丹青可谓是劳心劳力。有论者总结他做的事情包括：说服木心回国并安顿他的晚年、促成木心的书在大陆出版、陪伴了木心的病与死、整理出版《文学回忆录》、协助完成木心逝世的几部周年纪念集、协助筹建木心故居纪念馆以及美术馆。与此同时，他不断地开座谈会、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录制纪录片等高调推介木心。[12]正是陈丹青对于大众的影响力和他在媒体上的活跃，木心才会快速地为大众所知，并被迅速地经典化。而陈丹青的高调吆喝甚至引发了一些人的质疑。

毋庸讳言，陈丹青对木心的走红举足轻重，若是没有陈丹青，木心可能依然是一个湮没无闻的海外华文作家。在传播学中，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曾经提出过“两级传播假设”（two—Step flow hypothesis），这个理论认为信息首先是从大众媒介传播到意见领袖，然后再通过意见领袖把信息传播到普通民众那里[13]。第一阶段是大众媒介渠道，而第二阶段是人际传播渠道。这个理论格外强调意见领袖的功能和作用。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大众对于意见领袖是十分信赖的，诸如陈丹青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具有强大的公信力和号召力。在当代文学场域，在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过程中，由于文艺审美的专业性和区隔性，意见领袖的建议变得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因此，陈丹青对木心的推介才会如此的有效。

不过，木心与陈丹青的关系也并非陈丹青单向的付出，而是双向的、相互成全的。木心和陈丹青之间，既是师徒关系，又如同父子关系。从《文学回忆录》可知，木心是陈丹青的文学导师，形塑了陈丹青的美学观和文学立场。对于陈丹青来说，他在木心那里找到了自己的 “文化英雄”——“民国范儿”的化身、波西米亚的艺术家、苦难岁月的见证者和超越者。对他来说，木心的意义不仅是文学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就像一个反叛的孩子找到了父亲，木心对于陈丹青而言是一个“活着的传统”和“精神上的父亲”，让离家去国后的价值世界空无的陈丹青一下子有了精神上的依托。就此而言，木心与陈丹青之间有着复杂的精神传承和美学对话关系。

三

制造木心：多方合力的偶像塑形

木心的走红，不仅源于意见领袖陈丹青的宣传造势，还与多方合力促成有关。在新世纪的当代文学场域，政府、市场与媒体构成了权力网络，各种话语互相竞逐，从而形成一个众声喧哗的文学话语场。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都涉及到话语的占位和“经典化”的问题。木心文学之所以能够从这场话语竞逐中脱颖而出，得益于文化界、出版方、文化旅游公司、普通读者的多方合力。可以说，是这些力量“制造”了木心这个文学偶像。

木心的制造，首先得益于文化界和读书圈的推荐。除了陈丹青之外，美国华裔学者童明，学者孙郁、陈子善，作家梁文道、阿城、陈村、何立伟，记者李静等都对木心赞誉有加，更不用说写专著《木心论》的旅美学者李劼了。文学作为一门知识是需要专业性的，而这些“专业读者”可谓是文学场域的精英，大众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从而进行社会仿效。这种基于公信力的人际传播的方式，使传播的路径变成了从上到下的传播，使木心作品的价值外溢，从而产生“涓滴效应”，激发大众对木心的热爱，使得“木心热”发酵。在这个意义上，大众对木心文学的接受是经过精英读者这个层级的影响的。木心文学引进出版后，曾有不少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但是由于上述学者和作家在文学圈的地位，奠定了木心文学的口碑，使这些批评的声音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力。可以说，他们为木心的站队和背书，使得尚有争议的木心得到了读者的信任，对木心文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木心的制造还源于出版方的市场化运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下属的北京贝贝特公司接引了木心作品的大陆简体字出版。木心所有作品的出品人都是刘瑞琳，她是著名的出版人，也是前述出版机构的负责人。她与陈丹青相识，继而被引荐进入木心的世界。她的存在保证了木心作品在出版物层面的精致度。木心的系列作品都以精致清雅的品相获得读者的青睐，这与刘瑞琳的工作密不可分。除了木心本身作品之外，她还组织出版了《读木心》、《木心论》、《木心纪念专号》、《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2016木心研究专号：木心美术馆特辑》等周边图书，加快了木心的经典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贝贝特公司是一家专门致力于人文、思想、艺术类图书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界有着数一数二的地位。大众读者在购书过程中会对出版社的图书品牌有所挑剔，木心的作品选择在这家机构出版，更容易得到读者的信任。此外，这也是一家特别擅长进行品牌打造和品牌营销的结构，他们不仅出版图书，还举办论坛、讲座、对谈、沙龙和读书会能对旗下出版的图书进行推广和宣传。可以说，这些市场营销和运作的手段对于木心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再次，木心的制造还离不开故乡乌镇的旅游开发公司的支持。乌镇是江南水乡古镇，江南地区水网密布，诸如乌镇这样的地方其实有很多，但是乌镇的文化旅游却借助影视文化和大众传媒获得了极好的品牌效应，成为浙江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在乌镇文化旅游发展早期，就十分擅长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水乡、茅盾和江南风俗都是乌镇旅游的符号。擅长的乌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裁陈向宏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更新增了戏剧节、会展经济和互联网会议中心等新的旅游资源。木心也是他着力打造的“品牌”之一。2005年，陈向宏在陈丹青的协助下，于乌镇东栅孙家花园旧址重建“晚晴小筑”。2006年木心从纽约返乡居住。木心去世后，木心故居纪念馆以及美术馆相继开放。可以说，木心本身构成了乌镇文化旅游资源的一部分，一个可供持续开发的IP资源（Intellectual Properties），作为读者的游客会因为木心这个文化符号而前往乌镇进行“朝圣之旅”。

颇为吊诡的是，在乌镇的文化旅游实践中，木心的品牌价值超越了同属于本土先贤的现代文学作家茅盾。要知道，在传统的新文学史的排位中，茅盾可以算是大家，而木心甚至没有被写进文学史。但是在具体的旅游开发过程中，他们的位置却发生了颠倒。乌镇投入了大量资本对木心进行打造，建设了大型建筑木心美术馆，却只是对东栅茅盾故居进行了维护，并没有对茅盾的这个资源进行持续性开发。茅盾与木心的这种边缘化的互换，是一个被生产机制和消费机制所选择的过程。木心的被选择，是一种文学话语的被选择，也是一种记忆的被选择，这背后是基于时代的变迁和消费的机制。

这或许也意味着木心本身有着比茅盾更多的消费潜力和市场变现的可能。具体而言，木心文学以及他的其他创作具有更多的“可参观性”（visitability）。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一个文化的价值得以体现，取决于它十分成为“可视之物”，即可以被参观的对象。英国学者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认为，“今天场所本身已经成为了展览。通过在建筑、艺术、涉及、展示空间、风景，以及各种各样被重新开发的小镇进行大额投资，城市和乡村宣布它们具有了某种文化价值……这些文化价值已经被视为某一场所的身份，有用这一身份对吸引游客至关重要。”[14]在乌镇，与木心有关的故居纪念馆和美术馆都浸润了木心的文学与艺术风采，也留住了木心生活的余温和气息，从而具备了某种空间诗学和文化属性，也具有了文化旅游所诉求的“可参观性”。于是，物理性的“空间”转变成了充满情感性的“地方”，木心的象征资本和符号经济的意义亦由此彰显。

最后，获得读者的喜爱是制造木心的关键所在。大众读者之所以会喜欢木心，他本身的语言、才气和人格魅力是首要原因。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木心虽然是一个“老作家”，去而有着“时尚化”的潜能。换言之，木心是一个容易被“小资”读者喜欢的作家。从他的人格魅力、文学态度和视觉形象上，他都自带一种具备“生活美学”的波西米亚艺术家气质。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文艺青年十分喜爱木心，与他的这种偶像化的气质有关。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木心自己也主动参与制造木心的过程。比如他非常看重他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愿意与他们进行互动。他用非常虔诚的态度对待读者。木心遗稿中写道：“我希望当代的现实的读者青睐我写的书。这是我的软弱，可能我会坚强起来。……‘木心真是很好。’在网上见此一句，我这个怀疑主义者不能不猜忌这是误会，但造句简朴，直见性命。我的感喟是：如果真是处于理解，真是所言不谬，那就真是很好。不是你好我好，是这件事情真好。”[15]木心并非是态度倨傲的作家，而是十分有亲和度。晚年居乌镇期间，他曾经多次依托出版社网络平台与网友对话。他看重读者的反应，希望读者是他的知音，喜欢与读者互动交流。这样的态度会使读者“粉丝化”。

经过陈丹青和文化圈的热捧、出版社的推崇、旅游公司的开发，还有读者的喜爱，木心终于被捧成了一个文化偶像，也成为了一个大众可以进行消费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品牌。阅读木心由此变成了一种认同的仪式。那么，为什么要制造木心？或者说木心为什么会被制造出来？从本质上看，木心走红背后的基础，其实是新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民国的怀旧意绪和集体想象。木心是大众民国想象的肉身化和具象化。木心的语言、造型和面孔，都是如此的带有“民国范儿”，使大众种种关于民国的想象都落到了实处，有了一个具体可感的形象。陈丹青从海外接引的木心，就如同从民国请回来的一样，毕竟昨日如同异乡。这种“接引”将逝去的民国重新带到了大众的眼前：从前自然是慢的，因为现在正处在历史加速的时代。对木心的肯定和追捧，其实是一种对文化记忆的选择性消费，暗示着对现实处境的某种不满和对拟想的黄金时代的怀旧。正因如此，木心在文学市场的千呼万唤中出现，他的回归满足了某个历史阶段集体的情感诉求，才会导致读者的快速接受和粉丝化。

结语

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辩证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木心现象已经超越了文学史的话题，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凸显了大众的审美取向和情感结构的转型，折射的是新世纪文化语境和社会结构的改变。而木心现象的出现，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并非先例，而是有迹可循。在某种意义上，木心的“重新出土”和走红，就像是夏志清先生在海外书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的发现，凸显了“文学性”的永恒魅力。与此同时，木心的作品又像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由于大众读者的喜爱，倒逼文学圈对其进行重新评价，提升了文学史的排位[16]。离散者归来，原本处在当代文学史之外的“局外人”木心的出现，搅乱了当代文学场域的一池春水。大众传媒和读者的反响，给当代文学史带来了某种反思的契机。

然而，正如学者张柠所说，“木心的文学语言有其美学意义，但不能任由大众媒体借助传播强势，给公众造成错觉，认为木心的创作就是新文学的标准”[17]。平心静气读木心就会发现：木心的确是“被高估的大师”，他作品的文学价值需要被准确评定。在木心身上，体现了“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辩证。一方面，木心的“重新出土”有其“必要性”。他的作品的确有某些独异之处。他在语言和美学上有所创造，也为我们打开了当代文学某些原本被压抑和被遮蔽的面向，比如抒情传统和古典文学的影响。他的出现带来的讨论提示了现当代文学史中话语╱知识╱权力的存在，更告知我们“新文学”的传统是一个吸纳、收编与排斥的运作机制，提示了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另一方面，木心也未必如某些意见领袖和大众传媒所鼓吹的那样的“重要性”，他的作品的文学价值不宜被过度拔高。他的创作其实未必如陈丹青等人说的那么好，而是有很多硬伤和通病。他是被多方合力的“造神运动”所制造出来的，同时在文学传播和文学消费的过程中被符号化和偶像化了，成为大众图书消费市场的宠儿。简言之，木心具有“必要性”，但非“重要性”。

本文原载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06期 

 

注释

[1]陈国球：《“抒情”的传统与现代》，高嘉谦、郑毓瑜主编：《从摩罗到诺贝尔》，台北：麦田出版机构，2015年，第192—193页。

[2]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台北：麦田出版机构，2017年，第7页。

[3]关于“感兴”问题，参见王一川：《中国现代文论中的若隐传统——以“感兴”论为个案》，《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4]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台北：麦田出版机构，2017年，第305页。

[5]吴炫：《文学穿越论视角下的中国文学创造史观》，《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第133页。

[6]李劼：《木心开屏，美在洞见》，刘瑞琳主编：《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6页。

[7]李平、等：《从边缘到中心——关于木心的文化讨论》，《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127页。

[8]陈丹青：《我的师尊木心先生》，孙郁、李静主编：《读木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9]张宇豪：《哥伦比亚空厅》，木心作品编辑部编：《木心研究专号（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0页。

[10]夏春锦：《木心的写作“成名期”》，参见木心作品编辑部编：《木心研究专号（2016）：木心美术馆特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9页。

[11] 陈丹青：《木心一边被神化，一边仍然被看不起》凤凰网

https://culture.ifeng.com/a/20151126/46398494_0.shtml

[12]李平、等：《从边缘到中心——关于木心的文化讨论》，《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126页。

[13]胡翼青主编：《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7页。

[14]［英］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15]刘瑞琳主编：《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7页。

[16]近年来，路遥的文学史地位逐渐提升，这与程光炜、杨庆祥、黄平等人对“1980年代”的研究密切相关。

[17]张柠、孙郁：《关于“木心”兼及当代文学评价的通信》，《文艺争鸣》2015年1期，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