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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教授的新著《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追述这项课题发端与展开的经过，勾勒出二十多年来学术史研究的轨迹，从中也可见出作者对学术选择与人生体验和时代变革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某种意义上，这篇关于作者本人学术史研究历程的自述文字，本身亦可作为学术史来读。

一

与唐宋诗文或上古史研究不同，“现代中国研究”往往与当下的思想文化潮流，乃至政治局势相互激荡，好处是问题意识突出，缺陷则容易陷入古今循环论证。当初选择这个题目，确实别有幽怀，日后在推进过程中，腾挪趋避，更是得失寸心知。如今到了收官阶段，正准备撰写序言，收拾无比杂乱的书房时，竟然发现好几篇早年文章手稿，其中有两则让我感慨万端。

初刊《东方》创刊号（一九九三年十月）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其中这段话，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了，至今重读，仍让我热血沸腾：

我曾经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一学术思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但并非逻辑推演；很大程度仍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一种无可奈何但仍不乏进取之心的“回应”。

只有明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及学界的状态，才能体会其中的憋屈与悲壮。不知道为何这份手稿居然能存留下来，当初文章完稿后，一般都是直接送编辑部或印刷厂，极少有重抄或复印留底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此文初刊《学人》第二辑（一九九二年七月），后入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拓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八年版）等，那是我比较得意的长文之一。文章写在广播电视出版社每页五百格的大稿纸上，总共五十九页，书写潇洒，偶有涂抹，几乎可作纪念品收藏。更重要的是，此文最后两段，既是史学论断，也隐含着我当年的心境：

章太炎对中国私学传统的推崇，在学术精神上是力主自由探索“互标新义”，反对朝廷的定于一尊与学子的曲学干禄；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是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育机制，来传国故继绝学，进而弘扬中国文化。

民间讲学涉及经济、政治等一系列问题，并非一句“学术自由”就能解决。章太炎一生坚持私人讲学，多次拒绝进入大学当教授，有其明确的学术追求。至于章氏私人讲学所面临的困境、所取得的实绩，以及借此建立学派设想之实现等相关问题，只能留待专文论述；这里只是突出章太炎对中国私学传统的体认与继承。

手稿及刊本所署写作时间，都是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可我清楚地记得，此文应写在《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撰于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九日，刊《学人》第一辑，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之后。翻查日记，终于发现“立字为据”也不一定可靠—此文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开笔，完稿于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五日。当初大概是忙晕了，题写时间时，忘记已经“天增岁月人增寿”。

一九九一年对我来说是个十分关键的年份。元旦那天，写下《〈千古文人侠客梦〉后记》，为完成一部突发奇想的小书而得意洋洋；半年后撰写“校毕补记”，则感叹喜爱剑侠的父亲去世，“再度灯下涂鸦，不禁悲从中来”。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急忙赶回潮州。病床前，母亲称已无力回天，父亲弥留之际，多说好听的，让他宽心上路。日后多次回想当时的情景，埋怨自己不该絮絮叨叨，但又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父亲的英年早逝，对我是个巨大打击，但也促使我迅速成熟。这个世界上，最关心也最牵挂我的人走了，以后一切都只能自己做主。因机缘凑合，在日本“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及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与王守常、汪晖合作主编的《学人》在这一年十一月问世。事后想来，以当时的舆论环境，《学人》能够破土而出，实在是个奇迹。起码开创了民间办刊的新路径，也算是实践了章太炎的私学理念—起码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学人》第一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

我在《学人》第一辑上，除了《学术史研究随想》，还有一篇专业论文《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单看题目，不难明白当初我的困惑与抉择。可我更怀念的是同年四月撰写，因各种缘故压了两年才刊出的《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一九九三年五期），此文当初引起不小的争议，日后被别人收入多部选集中。这回翻箱倒柜，特别希望能找到此文稿，可惜没能如愿。

对于我来说，一九九一年是重要的转捩点，如此巨变，既是人生体验，也是学问境界。当年发表大小十二文，谈武侠的属于前一年的积累，说学术史的，方才是刚刚开启的新天地，而《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在专家与通人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三文，日后收入《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因这三篇论文（加上那则《学者的人间情怀》）与我日后的人生选择及学术道路密切相关，我对自家的学术史“三部曲”十分在意。

二

在撰于一九九一年六月的《学术史研究随想》中，我曾这么谈论学术史研究：

在我看来，这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能不能写出像样的学术史著作，这无关紧要，关键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亲手“触摸”到那个被称为“学术传统”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学术流派的形成、概念术语的衍变、学科的崛起、方法的更新以及名著的产生等之外，还必须考察作为治学主体的学者之人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固然值得大力褒扬，可由于特殊思想背景造成的学者落寞的神色、徘徊的身影以及一代学术的困惑与失落，同样也很值得研究。这种研究，不乏思想史意义。

话虽这么说，作为职业读书人，自我训练之外，还是希望能写出稍微像样点的学术史著作。二十多年来，从最开始的“学人精神”（《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初版），到“学科体制”（《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初版），再到眼下的“述学文体”（《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终于完成自成一格的现代中国学术史“三部曲”。只是如此环环相扣，并非一开始就成竹在胸，而是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逐渐调整而成的。

在九十年代初讨论晚清及“五四”两代读书人如何在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的夹缝中挣扎与前行，当然是有感而发。不过，《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更有价值的是以章、胡为中心说开去，讨论经学子学方法之争、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以及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等。而其中谈论胡适的文学史研究，促使我从个人著述转向学科体制，于是有了《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二〇一六年增订版《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加了个副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主旨更为显豁。全书共十二章，大致分为三块，分别讨论学科建立与学术思潮、学人及其著述、若干专业领域的成绩与拓展的可能性。第一至第四章从课程、教师、教材、课堂入手，讨论百年来中国大学里以文学史为中心展开的文学教育，分析其利弊得失。第五至第八章谈论具体的文学史家。第九至第十二章牵涉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四个专业领域，属于典型的学术史思考。其中《“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一章，自认为颇多新意：从“声音”角度探索文学教育的方法与途径，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中关于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的思考路径相通。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十几年前，我曾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现代中国学术”专题课，开场白整理成《“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初刊《云梦学刊》二〇〇七年第一期）。那门课共挑了十五个研究对象，每人选三文，既是历史文献，也是学术文章，要求学生阅读时兼及“学问”和“文章”两个不同的维度，且特别提醒：

学问千差万别，文章更无一定之规。“学术文”的标准，到底该如何确立？唐人刘知几讲，治史学的，应具备三本领：才、学、识。清人章学诚又添加了一项“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者该如何搭配，历来各家说法不一。我想补充两点：第一，选题及研究中“压在纸背的心情”；第二，写作时贯穿全篇的文气。

此处提及的“学术文”，用的是老北大的课程名称，转化成我的研究课题，便是“述学文体”。

三

谈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与传统中国的文体学、目录学以及西方的修辞学等有关系，但又不全然是。我最关心的，其实是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共八章，个案部分，除了已完成的五章，原本还选了陈垣、陈寅恪、冯友兰、钱穆、朱自清、顾颉刚、俞平伯、郑振铎、李泽厚、余英时十位，都是述学方面的高手，值得再三推敲；可说着说着，越来越往修辞学方向走，这可不是我的愿望。于是当机立断，就此打住，因为，单就“述学文体”这个话题而言，前五个案例已经足够精彩，再多说就是具体的技术分析了。五个案例中，谈论章太炎那一章最薄弱，因最初是为整理本《国故论衡》做导读，笔墨不免拘谨。好在关于章太炎的思想、学问及文章，此前我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多有涉及，读者也可参考《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初版）的第四章《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

借如何“引经据典”来讨论晚清以降“述学文体”的变革，是个有趣的入口。原本设想的章节还有《教科书、专著与劄记—著作成何体统》《杂志、学报与副刊—学问怎样发表》《标点、段落与文气—文章如何呈现》，为此我还做了许多理论及资料准备，最终没能完成，固然很可惜，但以目前中国学界的状态，能将此类题目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大有人在。

相对来说，我更看好从演说角度切入，讨论近现代中国文章的变革。此举可以上挂下联，纵横驰骋，自认为颇具创见。这里牵涉声音与文字、文言与白话、大学与社会、论著与杂文等，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实际上，本书好多个案都涉及此话题，只是立场及趣味不同而已。

需要多说几句的，是关于著作的想象。清儒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今人余嘉锡《古书通例》都曾讲到著述体例，但不及以下三位痛切精辟。王国维刊于一九一四年的《二牖轩随录》中有一则“古今最大著述”：

余尝数古今最大著述，不过五六种。汉则司马迁之《史记》，许慎之《说文解字》，六朝则郦道元之《水经注》，唐则杜佑之《通典》，宋则沈括之《梦溪笔谈》，皆一空倚傍，自创新体。后人著书，不过赓续之，摹拟之，注释之，改正之而已。

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提到，古今之文大体可以分为“集录之书”和“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代多自著之书，唐宋以后则多集录之文，“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这点很令人羡慕。胡适也曾列举自古以来若干“成体系”的著作，如《文心雕龙》《史通》《通典》《文史通义》《国故论衡》等，给予特殊表彰，称之为学术著述的极则。这里的“最大著述”“自著之言”，以及“成体系”，与传统中国的四部分类没关系，乃中国学者面对西潮冲击的自我反省与价值重估。

章太炎《国故论衡》，陈平原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晚清以降，在中国学界，这种“一干而众枝”的著述形式逐渐兴起，而传统的“文集之文”相对衰落。这牵涉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以及新的表达方式的确立。但著作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完全可以百舸争流。针对世人抱憾陈寅恪没能撰写“中国通史”，我曾撰《学者的幽怀与著述的体例—关于〈陈寅恪集·书信集〉》（《读书》二〇〇二年第一期），对此略有辨析：

陈先生无疑是很讲“通识”的史家，无论讲课或者著述，其眼光从不为一时一地一民族一文化所限。可假如从著述体例考虑，撰写“通史”又恰好不是其着意经营的目标。还不是晚年双目失明或精力不济，而是其研究及著述深受欧洲汉学以及传统中国学术的影响，以专深的论文，而不以系统的著作为主要工作方式。

身处大变革时代，学者到底该如何思考、表述与立说，前辈们做了许多艰辛而有效的探索，初步勾勒了若干可行的通路，让后来者有所依傍。但所有探索，即便十分成功的，也都只是范例，而不是定律。

四

当初《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出版，学界反响极佳，背后有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这点以后很难复制。虽然此书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二〇〇三年），算是人文学著作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也不逊色，先后获得多个奖项，但我自己知道，后者虽学术上更为娴熟，也更多创获，仍只能在专业圈子里博得掌声，很难为知识界（更不要说公众）所激赏。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如今谈论“述学文体”，这个话题更专深，要想引起公众的兴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至于学界，那就很难说了。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现代性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特邀的“门外汉”，我做了《关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的专题发言（录音整理稿初刊宋晓霞主编的《“自觉”与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居然大获好评。我称现代性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表述方式。而我理解的“表述”，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表述，文学家的表述，还有学者的表述—后者最容易被忽视，在我看来却最值得关注。这里所说的基本定型且意蕴宏深的“述学文体”，包括学科边界的确立、教科书的编纂、论文与专著的分野、标点符号的意义、演说与文章之关系，还有如何引经据典等。

照道理说，既然不乏知音，那就该搁置其他杂务，取狂飙突进姿态才是。可实际上，本书总共八章，七章撰写于二〇〇六年底前（各文撰写及发表状态参见本书《后记》）。为什么？除了精力分散外，就是悬的过高，而又力所不逮。论题再三推敲，资料也积累了不少，甚至还在北大研究生课堂上讲过，但不敢贸然下笔。过于矜持的结果，就是眼看许多后起之秀翩然起舞，异彩纷呈，很多重要话题已经不需要我努力发掘了。这才想起胡适为何被人嘲笑“半部书”先生，就因当初没能一鼓作气，故再而衰，三而竭。

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就因《有声的中国》那一章颇多心得，越写越高兴，其学术延长线上，浮现出“声音”的生产、传播与复原，而不再是“述学文体”了。深恐尾大不掉，冲淡了本书主旨，于是壮士断腕，只保留以“讲演”为“文章”者。

二十多年前，初闯此领域，那时意气风发，以为路子走对了，持之以恒，总能做出大成绩。可如今奉献给读者的，也就只有这区区三书。好在我的学术史研究，是与文学史、教育史研究结伴而行；三者成果无法叠加，但相互映照，多少也是一种精神支撑。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四日初稿，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改定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